橫向看：與世界比較，我國城市化浪潮發生的時間更早，形成的規模更大
從世界范圍看，人類社會已經歷過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端于歐洲，以英國為代表，與工業革命發展相伴隨，1750年英國的城市化率為20%，到195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歷時約200年；第二次浪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洲的城市化，1860年美國的城市化率為20%，1950年達到71%；第三次浪潮發生在拉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南美諸國在1930年的城市化率為20%左右，到2000年也基本完成了城市化歷程。
我國的城市化也經歷了三次浪潮。與世界比較，我國城市化浪潮發生的時間更早，形成的規模更大。
第一次，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敗，諸侯紛紛建立“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小國”，各自為政，大興土木，開啟了城市化運動的濫觴。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超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考證，面積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15座。搞得最好的是齊國首都臨淄，面積達19平方公里，以蘇秦對齊宣王的報告看有“七萬戶”，按平均每戶5人計算，是一個擁有35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而同一時期的西方，即使是在希臘城邦臻于極盛的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也才15萬人，不到齊國首都的一半。根據學者的計算，整個春秋戰國35個諸侯國建有城池600個，也有專家稱有800-900個，春秋末期的人口總數為3200萬人，而城市居民人數就多達509萬人，城市化率達到了15.9％。齊國有大小城池81座，以每城萬戶，每戶五人計算，平均每城常住人口5萬人，齊國城市化率已達相當高的水平。
第二次，宋代。宋代是我國古代城市化發展的高峰期，南宋時期的城市化率達到了22%。當時，打破了唐代以來城坊制的舊格局，實行街巷制的新體制，并大力發展各類手工業、服務業、娛樂業、廣告業，同時取消流傳千年的宵禁，大興夜市，而且，戶籍制度也不像唐代那樣嚴格（唐代戶籍分為編戶和非編戶，編戶稱為良民，非編戶稱為賤民，賤民不得獨立門戶，須與良民共一個戶口本），流動人口統稱“浮客”，在城市居住一年即可落戶，不少城市，浮客已多于主戶。兩宋時期，見于史載的市鎮多達3600多個，其中一部分市鎮，不論人口數量還是經濟發達程度，都超過一般州縣。北宋首都汴梁（今開封）和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過100萬，同時期的歐洲人簡直無法想象這個數字。據羅茲曼的計算，一直到1500年前后，歐洲最大的4個城市是米蘭、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只有10萬至15萬。
第三次，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到2014年的54.8%，趕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特別是1998年以來，城市化發展速度呈井噴狀態，年均增長近2個百分點。英國城市化水準從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時間，法國從25.5%提高到71.7%、美國從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中國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13年的53%只用了20年時間，預計提高到70%也只需要40年時間。
縱向看：中國三次城市化浪潮有何不同
一是背景不同。第一次是在諸侯爭霸、各自為政的背景下展開的；第二次是在太平盛世，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展開的；第三次是在城鄉二元制的潰堤效應下展開的。所謂“潰堤效應”是指，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一道戶籍制度的高墻把農民進城的路堵住了。80年代后期，隨著物質的豐實和戶籍管制的松動，農民才被允許自帶口糧到城里走一走，隨后城門被農民徹底擠破，2億多人涌進城市，城市化率迅速攀升。
二是動力不同。第一波是政治推動?！俺恰痹谵o海的解釋是“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墻垣”，《墨子》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冷兵器時代，誰的城池建得牢，誰的勝數就大；誰的城池建得大，誰的勢力范圍就大。春秋戰國時期，城市（城堡）的發展，無疑是諸侯爭霸、開展軍備競賽的結果；第二波是市場推動。“市”在《說文解字》中的意思是“買賣所之也”，《周易》中說“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城市漸漸由“城”的防御功能轉向“市”的市場功能。宋朝城市化的迅猛發展，無疑是生產力迅速提高的結果，是市場充分發育的結果，趙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工商立國”的王朝，當時，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宋代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這一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跨越”，不是來自亞平寧半島上那個叫作“佛羅倫薩”的地方，而是公元十一世紀的宋朝。第三波是城市的拉力和政府的推力共同作用。由于城鄉差距過大，在“外面世界”的誘惑下，一個個農民從田頭涌向城頭。“蓄之愈久，其發必速”，目前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億，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9億，比俄羅斯總人口還要多。
三是目標不同。第一次是“防御﹢貿易”；在春秋戰國之前，建筑城廓是“國之大事”。但是與領主等級關系相適應的城市等級的存在,和周禮嚴格等級制的限制,封建領主對城邑規模定制大都能恪守不渝。到了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為在爭霸中發展勢力,“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居人”。第二次是“貿易﹢防御”；宋代，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區域與平民區域劃分的嚴格界限，將平民的工商經營擴大到全城的各個角落。發展城市不再是為了防御而是發展經濟?！板Y之盟”的簽訂，也許讓宋朝明白一個道理“弱國無外交”、“發展是硬道理”。第三次，一是社會需求，二是“形象工程”的驅使，三是對GDP的崇拜。改革開放，國門一打開，突然看到自己與外國的差距簡直天壤之別，于是奮力追趕，千方百計與國際接軌。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造城運動”，一是錢好來，GDP和財政一下就被推高；二是政績好看，城市就是地方的形象，城建好了，形象就美了。
四是效果不同。第一波，“城”化的特點明顯，鞏固了諸侯政權，但同時也加劇了禮崩樂壞的悲劇；第二波“市”化的特點明顯，到了宋代，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稱的農業，有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有全球最牛的造船技術，有最繁榮的海外貿易，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公元1000年，農民工收入，按當時買大米的能力，轉換成今天的大米，再按今天的價格折算成現金，相當于3200美元的收入，正好相當于2008年人均GDP。汴州熱鬧繁華的程度在《清明上河圖》中刻畫得清清楚楚?！爸輼蛞故屑宀瓒窛{，相國寺內品果博魚。金明池畔填詞吟詩，白礬樓頭宴飲聽琴”。這在很多人眼里簡直就是一個讓人羨慕嫉妒恨的“小資”生活；第三波，城鎮化成為追求GDP的手段，結果GDP上去了，但民生卻沒能上去；城鎮化成為建設“形象工程”的手段，結果形象起來了，但民心卻冷落了；城鎮化成為發展房地產的手段，結果房價起來了，但需求下去了；城鎮化成為大搞“造城運動”的手段，結果新城涌現了，但農村衰落了。
一應松動行政級別的束縛。不同類型的城市，其市長雖然都稱之為市長，但其行政級別卻分三六九等，從正部到處級，級別距離其背后則是權力大小，權力大小背后是調動資源能力的大小。這種制度設計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城市之間的不平等，人為地為小城市設置了天花板，即使條件再好，想沖破這個天花板幾乎沒有任何可能，一些條件好、區位有優勢的小城鎮在天花板的擠壓下往往畸形生長，要么個頭不大，要么功能不全。必須盡早沖破這種行政級別枷鎖，讓城市去級別化，讓不同的城市同在一個穹頂之下，舒坦地生長，茁壯地成長。
二應扭轉資源錯配的格局。我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建在縣以上城市，而美國33個州的大學多分布于城鎮中。中國80%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資源的錯配形成馬太效應，導致城市病在一二線城市愈演愈烈，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長期處于投資不足狀態，普遍存在產業基礎薄弱、基礎設施滯后等問題。應借鑒國外的經驗，按人口密度和集聚程度配置資源，尤其是優質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資源要讓所有的人都有均等獲得感，不論大城市還是小城鎮，大家機會均等，公共服務差距不大，只有這樣，人口流向也才會均等化，社會才能均衡發展。
三應突破制約市場發育的約束。一個良好的城市應該是一個“綠色化”的生態系統，如同一個森林，既有高大喬木，又有低矮灌木和綠遍山野的草地，共生共長，才能生生不息。一個拋棄小商小販的城市，必然會被時代拋棄。尤其是一個處在經濟新常態下的城市，要激發大眾創業，調動萬眾創新，必須沖破制約市場發育的枷鎖，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探索建立符合國際慣例負面清單制度，營造一個法治、公平、寬松的市場環境。
四應打破城鄉二元格局?？v觀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國三農作出了巨大貢獻：戰爭年代，農村包圍城市；建設年代，農業支援工業；改革年代，農民服務市民。尤其自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管理的頒行，更將這種貢獻制度化。自此，三農貢獻便有了制度約束。更重要的是，二元制度很快演繹出二元社會，二元社會又孕育出二元文化，二元文化導致二元格局格式化。從此，城與鄉成為兩路人，作為城市的老大越來越大，作為鄉村的老小越來越小。這種枷鎖不破，城鄉統籌就難以實現。
五應沖破“原住民”的枷鎖。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于“三民”：鄉村的農民、城里的市民和流動的“流民”。最需要解決的矛盾在“流民”。如何讓“流民”不流，是最緊迫的社會問題。
作者簡介：劉奇，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著有《三農問策--走出制度困局》、《和諧社會與三農中國》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201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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