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的背景下,村鎮規劃建設與管理對鄉村建設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2014年初,中國工程院啟動了以鄒德慈院士為首的村鎮規劃建設與管理重大科學咨詢課題,跨學科組織多位院士,開展涉及村鎮經濟發展、規劃建設與管理、農村環境整治、文化保護以及鄉土綠色建筑等多方面的研究。研究已經開展了近兩年,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為了集思廣益吸取更多專家學者的智慧,提高社會各界對農村問題、村鎮建設的關注度,由崔愷院士發起,2015年11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舉辦了本次以村鎮規劃建設與管理為主題的國際論壇和展覽。
本次論壇也是中國工程院第219場中國工程科技論壇,由中國工程院主辦,由中國建筑設計院、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四家單位承辦。出席會議的嘉賓有承擔本次課題的中國建筑設計院、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地理所、中國環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等方面的專家,以及來自國內外各部門、各領域的專家和學者。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在論壇上的發言視頻整理而成,并經溫老師審核與授權發布,特此鳴謝。
一百年來,我們不斷追求工業文明,不斷按照工業文明時代的工業化大生產的基本要求來調整自己。這種調整,也表現在城鄉建設領域,比如說建筑的標準化,特別是在農村建設中推行建筑的標準化體系,好像只有一切客觀物體都標準化了,才符合工業時代大批量生產的要求。
若從實質上看,無論是福特主義大生產(資產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大生產(共產主義),本源上都是主張通過工業化大生產來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二者的所謂不同在于,前者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就能夠達成社會均衡;而后者認為只有公有制管理社會化大生產才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這兩套思想體系本源是西方一元論的基本內涵。
我們遵循這種工業文明的發展階段所給定的發展規律走到今天,前車之鑒先是蘇東危機帶來體制崩潰,后是美歐金融危機帶來全球動亂;客觀上已經難以再走下去了。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國工業化發展現階段也不斷潛伏著經濟危機,又不斷得以化解。
我們說,外國人不能簡單化地說了解中國,因為這是一個內在具有城鄉二元結構性矛盾的超大型大陸;而中國人不能簡單化地照搬其他殖民化大陸的制度,因為這是一個有數千年國家史的原住民人口大國。
事實上,中國在民國時期的工業化時代就已經遭遇到了嚴重的危機,我們應該統稱為“現代化危機”。
因為,自清末以來,政治家、知識分子們都是把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標的,而現代化又往往被簡化為“工業化+城市化”——其內涵是全部人類知識體系清理成工業需要的標準化知識,也就是將所有知識體系工具化、規模化集成,通過傳輸,極大地節約了成本,推進了人類在工業化時代的進步。
不過,任何客觀事物都是受益于成本對等。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亦然。
在民國時期,我們遭遇了西方開始進入工業化大生產以來就隨即出現的生產過剩大危機。西方在上世紀20年代進入大生產時期,在30年代進入了生產過剩大危機,隨之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見,西方的這套工業文明體系本身,是有著相當沉重代價的。
這個代價轉移到中國,帶來的是什么呢?在民國進入黃金十年的高增長時期(年均增長速度8.4%)的時候,遭遇了西方生產過剩危機,導致當時國外貴金屬價格上漲,拉動中國白銀流出、貨幣短缺,至1934年出現通貨緊縮,1935年改為紙幣,進而導致短期通縮轉化為長期通脹,1948年第二次幣制改革改用金圓劵,然而3個月又遭失敗,民國的現代化財政金融體系完全垮掉。最終,中國的革命勝利是依靠農民推小車支援前線戰士,這是一個傳統打敗現代的歷史性勝利。
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初就面臨全國性的大規模通貨膨脹,怎樣化解民國大危機?土地革命讓占全國人口88%的農民回家種地,在新中國,城市資本現代化的危機靠傳統農業得以恢復和化解。自此以后,中國歷次遭遇危機,之所以能夠軟著陸都得益于“鄉土社會”。鄉村社會是中國工業化時代多次危機的軟著陸載體。所謂中國特色就是沒有毀掉鄉村,這是中國和西方工業化最大的不同。當前幾乎所有按照西方模式來搞城市化、現代化、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都跌入了現代化陷阱(以拉美國家為代表),其根本原因在于毀掉了鄉村。我們現在官方加強新農村建設,民間在搞新鄉村建設,二者有機結合,中國的鄉土社會仍然還能成為承載中國現代化成本的載體。當前工業文明時代正在轉向生態文明時代。生態文明最主要的內涵是多樣性,而最能體現多樣性的就是鄉土社會。農業只能根據自然資源、氣候地理等等條件來維持資源轉化型的生產,因此一定是和自然資源緊密結合的。目前,我國國土面積70%的地域是山區、高原,平原面積只有11%,與水、土、光、熱4種農業資源匹配的平原的面積只有9.8%,這也就意味著我國90%以上的國土面積不適合大規模集約化的西方模式的農業,原因在于我們國家沒有被殖民化,亞洲是原住民大陸,中國是原住民大國,搞得起大規模農場的都是殖民地,把原住民大規模消滅后,外來農場主占有了資源,才有大規模農業,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巴西等擁有大農場的國家,全部是原住民人口大幅度減少到5%以下,最典型的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原住民在5%以下。想學美國嗎?先把原住民減到2%,就搞得了美國的大農場,舍此別無他途。
歐洲宗主國的大農業都在逐漸退出,退出的原因是污染過于嚴重,所以改大農業為城鄉結合農業——即“市民下鄉,農業進城”,不像我們仍然將產業集群疊加在城市帶上,造成嚴重污染。
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戰略轉型,感激住建部趙暉總經濟師在報告中提出的創新點之一——要發動群眾,依靠村民,必須鼓勵老百姓保護、保存生態文化的多樣性。
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人類的發展變化出現了重要的轉型,上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工業化進入新的階段,發展中國家都在學習工業化,人均GDP(按照真實GDP計算,不算泡沫),每一個十年下降一個臺階——這個過程說明了實體經濟的下滑——即福特、凱恩斯主義工業資本時代的積累下降。
那么什么能使西方資本主義的資本收益上升,就是金融資本時代——始于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再度回升,隨著金融化進程的啟動,金融資產加速增長,演化成新的金融資本泡沫化危機為主要矛盾。如果說上世紀30年代暴露的主要危機是產業資本過剩,那么這個世紀暴露的主要危機根源則是金融資本過剩。由此,資本的全面過剩造成的代價向資源環境和弱勢群體轉移,在這種變化著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形成自身的知識生產,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國家經驗,那只是“邯鄲學步”。
經過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運作,發展到新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化。因為,金融資本異化于產業資本,過度泡沫化的代價不僅是向產業資本轉移,也向資源環境轉嫁。
我們談資源環境的保護時如果不談金融資本的過剩,不談金融資本的短期性、流動性和集中性,就意味著沒有找到問題的真正原因。
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接著2009年出現全球需求下降,即全球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出現實體產業的下降,即“去工業化”,中國的“去工業化”是全球危機的后果。
并且,在“去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唯一的一個大規模增長,就是債務率的增長。最近在做江蘇某發達縣的調查,這個縣上報的債務是二百億,實際十倍不止,而我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收入的真實能力連其財政開支的10%都不到。按照這種方式下去,我們其實是在高負債的壓力之下勉強掙扎著。
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化國家,實體經濟所占份額已是世界最大份額,實體經濟的產出相當于美國2倍,相當于其他8個工業國家的總和,目前位置處于微笑曲線的右偏態。金融資本階段的金融霸權國家大量向外溢出過剩流動性,大凡屬有資源主權的國家均得到了搭便車的機會,比如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委內瑞拉、伊朗等,金融國家大規模向資源期貨市場傾瀉流動性,出現資源價格大幅度上升,擁有資源主權的國家就得到了很好的收益。但實體經濟國家大量進口資源和糧食,則意味著輸入了通貨膨脹,承載了金融資本的危機轉嫁。
我國政府自1998年以來連續15年做多,大規模投資,國家戰略接連出臺,如“西部大開發”3萬6千億投資、“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萬4千億投資、“中部崛起”大約3萬億投資,朱溫時代15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其中僅“區域再平衡”就投了8萬多億。溫總理接手之后三農問題被作為重中之重,2006年開始投資新農村建設戰略,實際上是“城鄉再平衡戰略”,又投了8萬多億,這十五、六萬億的投資化解了中國遭遇外需下降造成的產能過剩,同時實現了一般國家不可能實現的區域差別再平衡、城鄉差別再平衡。
據此,到了習近平總書記這一代領導人的時代該實現的是“貧富差別再平衡”,所以,這次五中全會特別強調的是“共享”,要實現貧富差別的再平衡。
我們通過基本建設和國家信用擴張,形成貨幣租、資源租、環境租&勞動力租等的阻值上挺,使得實體經濟本來居于微笑曲線底部的位置有所上升,這就是中國在工業化階段的基本國策。
發達國家如何向我們發展中國家轉嫁代價?發達國家金融擴張導致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兩難,內在地形成的是一個雙輸的局面。發達國家屬于金融競爭,通過大量的量化寬松,將資本零利率投給機構投資人;進入資本市場,占有能源、原材料和糧食期貨及衍生品市場,獲得高收益;通過零利率美元的海外投資,占有世界實體經濟的高收益,例如投資或戰略收購中國這樣的實體經濟國家(我國現在21大類產業2/3外資控制),一方面國內接受了通過國際貿易推高的基礎商品價格,必然是高通脹的,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應對通脹導致國內資金價格也上升,進而在投資市場上競爭不過國外低價資金。事實上,先是進口通脹導致國內資金價格上漲競爭不過低價外資,再進口通縮導致國內經濟下滑資產價格下跌又被外資抄底。
這就是我們加入全球化的競爭環境。國家宏觀調控也由此面臨兩難困境,對外是進口通脹和通縮,對內是資源短缺、環境成本上漲,于是導致實體經濟嚴重不景氣,其低收益又導致資金析出,進入投機品市場,那就是中國2009年全球大危機打擊之下2011年開始房地產高漲,房地產頂多漲3年泡沫就破了,破了之后資金再析出進入股市,再漲頂多半年,那就是我們前不久發生的股災,現在就停留在3000點以上的位置上再也上不去了,其實是一個“常態”......
怎么改出“新常態”?只有靠我們自己。
代價轉嫁最為嚴重的還不是經濟危機,經濟代價可以消化,最難受的是社會代價。西方國家仍然在不斷擴張債務,稅收水平是個平線,但債務水平不斷上升,因此必須不斷對外轉嫁危機,轉嫁到發展中國家使其產生巨大的社會代價。
199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進入金融資本時代,最大變化是從生產過剩改為生產短缺和金融過剩,延續冷戰意識形態向外轉嫁危機。隨之發生巴爾干沖突、北非顏色革命、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戰爭;凡是政權顛覆的都陷入戰爭和動亂,百姓死傷無數,難民顛沛流離。其他沒有被顛覆的國家唯以強權+意識形態維持舊秩序。
我國政府從1997年遭遇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到現在靠“做多”來拉動經濟增長,下圖所示為投資增長情況,柱圖是增長額,曲線是增長比例。投資拉動增長的結果,是長期過剩掩蓋短期過剩。現在強調開放,生產過剩得用金融資本帶動向海外投資,于是就有了“一帶一路”的設計。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看清楚在不同的危機條件下我們國家是怎樣處理危機局面的。
這是1950-1980年代我們國家遇到的危機(上圖),那時還沒有融入世界,靠的是城市失業青年上山下鄉。1960年代遭遇到第一次大規模的危機時,有1200萬知青下鄉,社會矛盾得到緩解。第二次因為大規模三線建設又積累了大量赤字爆發了第二次危機,這時進入文革,文革其實是經濟危機代價的一種爆發,接下來怎么處理呢,1968年第二批知識青年下鄉的同時結束文革。1971年尼克松訪華,解除了對華的封鎖,國家開始進口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又造成債務與赤字危機,就有了1974年第三批下鄉。這是一個進入工業化的過程,靠農村幫助城市緩解了經濟危機。
再來看看后30年(注:我們這里所做的經濟解釋只是一種補充,不作依據,僅供參考)。1978年以來幾乎每次“三中全會”都遭遇經濟危機。鄧小平接手時處于典型的經濟下滑期,解決方法是“第二次土改”,讓占全國人口85%的農民回家種地,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大幅度減少,大包干節約了15%國家投給農村的財政(財政赤字約為20%),可見是農村化解了大部分的財政危機。
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高度吻合,本來就有規律可循(注:結論的得出更多是經驗性歸納,不具有政策解釋意義)。
這次遭遇經濟下滑,我們國家對外搞“一帶一路”,對內吶?什么仍然是吸納過剩生產力的領域吶?城鎮化。
前些年大城市過度集中的投資,資本已經嚴重過剩。目前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的是縣以下城鎮,3000個縣級中心鎮和縣以下的3萬個建制鎮普遍基礎設施投入不足,農民人均環保投資只有10元錢左右。如果不修改法律、不調整政策,我們怎么能夠實現城鎮化呢。這次累積的生產過剩矛盾是個總爆發,上一屆的黃金增長不過是用長期過剩掩蓋了短期過剩。現在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政府繼續改為做多,就要選好做多的點位,縣域經濟有大量可投資項目,只不過要由擔負著整個國家安全責任的并且是無限責任的中央政府來承擔“沉沒成本”,客觀地說,往縣以下的城鎮和鄉村投資是化解新時期產能過剩的做多政策。
我國鄉村社會屬于東亞穩態社會,包括日韓臺的鄉村在內全都屬于穩態社會,其中日本是最典型的穩態社會,所有的農民都是小農,盡管已經實現了高度的現代化。并且,日本2011年前嚴禁產業資本下鄉,由綜合農協統籌所有產業收益領域,即“六次產業=2*3”——農業的加工業,屬于二次產業;金融保險倉儲物流房地產及旅游飯店服務業,屬于第三次產業,全部整合在綜合農協一個體系內。
東亞穩態社會不論何種意識形態全都完成了平均分地,和西方社會不一樣。但是,我們缺少對東亞社會從經驗層次到理論層次的歸納。
我們只要不動農民的地,農民就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小有產者群體,占人口的60%,葆有小資地位,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四十年發展成為中產階級(約占人口30%),因此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群體——5個億,是美國中產階級2倍半,是歐洲中產階級2倍,中國最具有自覺性的群體就是大資,大資的代表又是國資,占有金融資本的70%,工業固定資產的70%,用以承擔基本建設虧損代價。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做歸納,則可知:國家是無限責任政府,國資是無限責任公司。
中國的經濟結構仍然是一個穩態的金字塔,因大規模向實體經濟領域中做基本建設投資,所以我們擁有400萬億實質資產。金融資產150萬億,政府債務56萬億。
現在,對鄉土社會只要投資得當,就能夠起到保護古村落文化,同時傳承、保護鄉土文明的作用,使其成為中國將來再次遭遇危機的載體,只要保護得住這個危機載體功能,我們就將立于不敗之地。
注:本文根據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老師于2015年11月21日在“村鎮規劃建設與管理國際研討會”上的大會演講視頻整理而成,經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村鎮規劃研究所曹璐女士遞予作者審閱&完善,在此感謝溫鐵軍老師及曹璐女士的支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規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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