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在即，要是我們還有能力做頂層設計，還有勇氣直面問題，還有決心推進改革的話，那么明確提出取消城鄉的戶籍限制就是勢在必行的改制舉措，而規劃和落實具體的配套措施則是我們能否有這種能力、勇氣和決心的試金石。
戶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當今世界里可說是絕無僅有。歷來對此的批評不絕，然而迄今為止仍是社會的一大特色，約束著幾乎所有的市場交易和思維判斷。但是卻有能成為改革的一頓“白吃的午餐”，帶來深刻的轉型紅利。這里所說的“白吃”，當然是對今后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幾代人為之付出過痛深創巨的代價。開放以來，戶籍的扭曲已有了顯著地化解，不過始終未能射出“臨門一腳”，恐怕是“先富起來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應調整，因而步履踟躕。
周其仁所著《中國做對了什么》2010年出版時，曾送筆者一冊，細讀之下我對他檢視中國改革經驗而得出的精當見解很是贊同。這里且引用其幾個觀察和結論。他說中國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為，“擁有舉世罕見、數目驚人的廉價勞動力，”以及鄧小平設計的方略和步驟“大幅度降低了經濟體制的運行成本。”而鄧公的偉大之處在于，“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從這個視角，讓超過歐洲總人口的勤勉勞動力“先流動起來”，流轉到能夠煥發其生產效率的地域和生產組織，是為關鍵。其背后的制度推手，也是從戶籍制度的嚴酷限制的“不讓”到有限度的“讓”。
眼下的問題叢集，我們又“將做對什么？”換言之，中國人面臨的實際約束是什么？怎樣放松拓展，從而讓人們更充分地施展生產潛能？
歷史的經驗反復在昭示人們，在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無不需要努力競取。白得或浪得的，無法長期保有，即便靠運氣或被賜予，或遲或速也會得而復失。
徹底廢止戶籍限制難在哪里呢？試錯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戶籍制度處在某種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狀態。城里人或許以為鄉下人是生來如此，他們不配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公平待遇，是素養技能不夠，或對城市建設貢獻不足。略加分析，這些偏見都站不住腳。譬如上海，有多少條馬路靠本市居民來清掃，又有哪棟高樓是市民蓋的？
造成城鄉懸殊差別的戶口制度象一座高壩，阻斷了城鄉的交流，造成兩邊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實這座大壩的合攏晚至1958年。它的法規依據是那年一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
回顧這段歷史，并不是為了檢討戶籍限制的制度扭曲是如何惡劣，事實上過去三十余年國民的居住遷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觀的改進。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急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是松綁制度扭曲的結果。隨著居住和就業限制的松弛，土地的價值也得到了展現。這些生產要素和引進的資本技術結合起來，煥發出無可估量的生產力。這樣的巨變，也許只有挪威的經歷可相比擬。挪威從歐洲最窮的小邦躍居為世界最富的國家，得力于大陸架石油的開發，那是老天所賜（要是挪威近海早個十年發現油源的話，它的宗主國瑞典是斷不會讓其獨立的）。然而中國的固有潛能早先之所以無法發揮卻是“自作孽”造成的。讓人民有流動的自主選擇，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結果，今天的輝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這個教益使我們認為，徹底廢止戶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帶來今后持續發展的理據所在。
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的事實，要是“新生代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市民的話，在他們父輩加速折舊之后，別說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沒有可能，維持社會的穩定都會大成問題。不難想象，數億貧二代，受過教育、掌握信息，由電子網絡聯接，接地氣又有較高的期待，他們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話，將會帶來多么高昂的維穩成本。
但是，即便有了明確的頂層設計，確定出任期內廢止戶籍限制的目標，怎樣逐步拆除這座大壩，逐級降低城鄉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否則會釀成洪災禍害。比如說，健全社會保障系統，在全國范圍內統籌養老健保的個人賬戶；提供廉租屋，順便消化空置的或爛尾的城鎮房屋；配置教育資源，建立再培訓的設施；開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務，接納新市民的參與，等等。落實取消戶籍限制目標的種種具體措施，需要頂層設計，需要決心和勇氣，更需要制度創新的智慧。
作者單位：孫滌，管理學博士、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建設銀行總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深圳發展銀行首席信息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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