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農民的孫子。靠著我那在清末考取過初級功名的祖父將我父親送進大學，我便出生在城市成了城里人。雖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使我又重操曾祖父的職業當了九年“新式”農民，但到了改革開放農民這一職業最后還是在我們家終結了。
我當新式農民的地方是湘南一個叫樟樹下的人民公社，在這個公社一個叫桐木大隊嶺下生產隊的山旮旯里我極度勞累與饑餓地生活了六年。憑著這種共同牛馬般的勞動經歷，我與嶺下的農民兄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也使我了解他們的家史甚于解我自己的家史。
幾乎是我到嶺下生產隊插隊落戶的第二天晚上，一個年約六旬的高個子老漢就來我的小屋坐，莊上人都叫他三爺。事先我已探知嶺下的階級狀況，知道三爺是富裕中農，這個成份雖不“響當當”，但也不屬于會“放毒”的階級敵人，因此我也就放心地讓他來坐來聊天。就因為幾年里三爺在我小屋里的閑侃，使我對嶺下過去的人和事有了相當多的了解。
三爺的閑聊是從他自己的家事開始的。他告訴我，他有三兄弟。他的兩個哥哥三爺稱他們“我老大”“我老二”。那時老大早死了，老二仍健在，村里人親緣關系近的叫他二爺，遠的叫他九爺。
二爺身高一米六出頭，比三爺矮十幾二十公分，又老實又不愛交際。“我老二從小身體不好，父母就想讓他讀書找出路，但他不中用，沒讀出個名堂。”三爺這樣評論自己的二哥。三爺最推崇的是他“老大”，說他老大身高體壯力氣大，三百多斤的擔子挑起就走，百多斤的擔子挑個三幾十里不用歇腳。
從三爺嘴里我也知道他“老大”走南闖北見過世面：當過腳夫也當過兵，還在漢陽的鐵廠和水口山的礦務局做過工，最后又在族人開在縣城的伙鋪(旅館、客棧)中做大廚，是一個十分能干的人。不過，這樣一個力大又心靈的人結局卻不太好。因為嗜賭如命，他輸掉了土地、房屋，也輸掉了家里最后一件“值錢”的東西——灶頭上的火鉗;在當他準備將小兒子馬拐賣了籌集賭資再戰時，族中的長者制止了他。民國三十五年(當時鄉下老輩人喜歡用舊年號)，貧病交加的“老大”倒斃在路邊的田墈腳下，沒能等到翻身解放的日子。當然，他的小兒子馬拐在幾年后的土改中成了貧雇農，農村中的無產階級。
馬拐的成分雖響當當，但比起自己的哥哥“牛拐”卻還是差了點。因為牛拐是城市的的無產階級——工人老大哥。
三爺告訴我說，他大哥死后，侄兒牛拐立即走上了他父親的老路：成天腳趿破草鞋、腰纏爛汗巾在墟市上與賭錢打牌的二流子為伍。人們開始議論，說牛拐哪天也會同他老子一樣倒斃在哪條田墈腳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誰能想得到牛拐的命卻比他老子、比嶺下任何人都好得多呢?民國三十七年[1](1948年)牛拐“賣壯丁”當兵以后，不久就在一次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并由此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抗美援朝時他又成了志愿軍戰士。在部隊，牛拐學了文化、學了技術，復員以后就成了省汽車運輸公司的司機，響當當的工人階級。
雖然有的窮苦人賣壯丁是出于無奈，但據三爺說賣壯丁也常是一些二流子干的勾當：他們收了人家七、八十塊光洋后，就替人家去當兵。然后他們再從軍隊中開小差逃出來。有的人過后又將自己重新“賣”出去。牛拐應當不是那種反復賣壯丁得益的二流子，但他這一次賣壯丁使自己獲得了極大的收益卻是實實在在的。
與自己的大哥一樣，三爺年輕時也當過兵。“當時我們就駐扎在你們長沙”。因為我來自長沙，所以三爺特意強調他也曾到過那里。不過，三爺在軍隊中沒有干多久就當了逃兵。他說他是在一個漆黑的夜晚逃出兵營的。在躲過搜捕以后，他長沙、湘潭、衡山、衡陽、祁陽、歸陽，一路歷盡甘辛，靠步行回到了八百多里外的嶺下家中。
三爺的父母想必也是貧窮的農民。因為據三爺說，他們三兄弟分家時，每人只分到一畝七分田土。而我到嶺下生產隊時，生產隊人均田土是一畝四分。三爺兄弟當年每人分得的田土多于幾十年后嶺下生產隊的人均田土數。
由于只從父母那里分到一畝七分田土，所以最初三爺的家境并不好。一畝七分田土的出產，一兩個人糊口大概夠了，但要養老婆孩子顯然不行。同時，一畝七分田土的農活也花不了多少時間。于是在侍弄這一點點田土的同時，三爺也去當腳夫。沿著彎彎曲曲連接湘南與粵北的石板古道，三爺與其他腳夫一道為商人將茶油桐油煙葉等湖南土產挑到相鄰的廣東樂昌，再從樂昌挑海鹽回來。三爺謂之為“挑鹽腳”。那時粵漢鐵路還沒有修通，湖南的水運也是“船到郴州止”，湘粵間的商品運輸要靠腳夫。
從桂陽州到樂昌來回要走好些天。白天，腳夫們挑著百斤重擔翻山坳過田垅地趕上幾十里路，辛苦是自然的。不過夜晚當他們到達投宿的鄉鎮小伙鋪時，也還是能夠好好休息一下。三爺說，那些鄉鎮小伙鋪不但供應熱飯熱菜熱湯，還有熱水給腳夫們燙腳。伙鋪的老板對腳夫們十分親切，老板娘還常與腳夫們“打情罵俏”。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贏得過路客商和腳夫們的好感，下次再來住他們的店。
三爺說，那些鄉鎮小伙鋪不單只向過往旅客提供食宿，也提供一些其他隱秘服務。例如，只要你肯出錢，伙鋪的女用人會為你洗腳、甚至陪你上床。掙的雖是幾個辛苦錢，但仍有腳夫經不起伙鋪里的“女用人”甚至老板娘本人的引誘。結果，“肩膀上壓出槽，抵不上床板搖”，辛辛苦苦肩上壓擔子壓出槽來才掙到的幾個錢，隨著床板吱吱一搖，就從自己口袋流入了別人荷包。
三爺那時雖然年輕，但并不風流。不過最主要的是他舍不得將自己辛辛苦苦壓擔子掙來的錢隨著幾分鐘的床板搖動就送到別人手里。他也不參與伙鋪里的牌局賭錢。三爺雖然十七、八歲就將三娘娶了回來，但起初八、九年，三娘一直未為他生一男半女。
三爺既肯干、又節儉，家庭人口又“素凈”，這就使他有了些余錢剩米，也就是有了一點積蓄。就這樣，幾年后三爺終于買下了一塊雖然偏遠一點、雖然較為荒蕪，但價錢卻便宜的茶山。
花了一個冬天，三爺將那塊荒蕪的茶山墾復了。他又聽人說在新墾復的茶山上種蕎麥會有好收成，于是就在自己的茶山上種了蕎麥。果然，蕎麥的收成不錯。辛勤墾復的茶山也給了他豐厚的回報──油茶樹果實累累，茶油產量成倍增加……。
三爺就是這樣干著。他既比自己大哥勤勞肯干，又比自己二哥精明能干。不過還有一點也許極為重要，那就是三娘的肚皮不爭氣，生了兒子識平以后就沒了作為，而不象二娘那樣接二連三地為二爺的家庭添丁加口，直添得家里屋徒四壁、隔夜無米。
由于家里嘴巴少、消耗少，總的來說由于家庭的物資生產大于人口生產(大爺、二爺家卻正相反)，就使三爺有了余錢來買第二塊茶山、第三塊茶山。就這樣，十來年光景，三爺就擁有了成片面積頗大產量很高的油茶林。接著，三爺又陸陸續續買了些田、買了些土，還建了一幢新屋，民國三十七年他又討了一房小老婆。不過，還沒等到小老婆為他生兒育女、繁衍人口、分薄家產，天下就換了主。
土地改革時，三爺的田土和茶山都分給了別人，小老婆也改嫁他鄉。由于三爺土地改革前已擁有較多的田土茶山、討有小老婆，所以鄉親們私下議論說，按三爺的家產，他完全夠劃地主。而三爺之所以沒有被劃為地主，是因為“馬拐”和二爺兩家幫了他。馬拐與二爺當年是村里的“土改根子”，工作隊蕭隊長那時就住在二爺家里。
“蕭隊長最信任二娘!”嶺下的鄉親們這樣評論。
二娘是二爺的老婆。雖說二爺是個老實巴交的男人，但二娘卻是個潑辣強悍的婦女。我剛到生產隊時，不到六十歲的二娘雖因一場大病后治療不徹底、營養沒跟上身體垮了病病歪歪的，但與媳婦吵架時卻仍舊“中氣十足”，不但嗓門照樣很高，而且“口才”也相當不錯，可以說是能言善辯。看得出來她曾是一個很有心計的女人。二娘的心計應當出自她的家族繼承：她兄弟是她家鄉的大隊黨支書，其子女早就終結了農民生活在縣城當上了體面的國家職工。二娘的兩個兒子雖然沒能終結農民生活，但有幸繼承了她的優點，他們都頭腦活、善于交際，一個做副大隊長，一個被經常性地抽調去修水利搞測量或其他非農差事，他們雖是農民身份，卻已主要不靠務農而生。
我到嶺下沒兩年，二爺和二娘就都在六十多一點的年紀上僅僅因為小病而去世了。三爺則只為隊里放兩頭牛。隊里的農事從合作化時就已落到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馬拐和識平這一輩身上。
馬拐是大爺的兒子。他身材高瘦，雖腳有些跛，但干活十分麻利，尤其插田和割茅是一把好手。不過在人們眼里馬拐仍是個“半邊農戶”。因為幾樣重大農活，如犁田、耙田他干都不了。這也難怪，當長工打短工出身的他當年主要是幫東家做些輔助性農活，質量要求高的活兒一般不會要他干。馬拐性情溫和，但智力卻不及他的叔伯兄弟蘇拐、識平他們。作為翻身農民，他經常說些“如今在生產隊出工分到的谷子還不如以前當長工掙得的谷子多”這樣的蠢話。他的這些蠢話使我感到十分震驚，因為我們廣播、電影和書籍中不是這樣講的。
與馬拐不同，三爺的兒子識平是個樣樣農活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全農戶”。莊上另一個全農戶是典經。隊里“開教”小牛、役使耕牛犁田耙田這樣的重要活兒隊長只放心他們兩個干。冬天進油榨坊打油也只有他們兩個能“包枯”和掌油槌。其他人都只能打雜。而隊里階級成分“最高”的又剛好是他們兩個：識平家是富裕中農，而典經的父親土改時劃了地主，典經從省立三師畢業后原是當老師，后來回家當了農民、定為富農。
搞集體化、尤其是農業學大寨的年代，在嶺下生產隊出工之勞累、之磨人，沒有經歷過的人難以想象。
春寒料峭的正月初，為了備耕，嶺下的這一代農民，當然也包括我這個新式農民，就要赤腳下到水田里，用手抓著豬欄糞、牛欄糞撒到田里再用腳踩入泥中。剛跳下水田時，至少是我，雙腳先是針刺般地疼痛，最后則完全麻木了;
春種時節，最早的時候凌晨3、4點就得下田扯秧，然后插秧。雖然穿著蓑衣、戴著竹笠，但傾盆大雨仍常將全身澆得無一根干紗;而一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水田里，手腳的皮膚都被水泡得發白發皺，整天都彎著的腰象要斷似的疼痛……;
在“雙搶”的日子里，烈日使田里的水都燙腳。而嶺下的農人們卻整天站在發燙的水里割稻、脫粒、插秧，既飽受了烈日的灸烤，也飽嘗了寄居在稻葉縫中的蟲子的叮咬。什么是“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這一輩的嶺下人肯定都有深切的體驗;
在遍地白霜的冬日清晨，大家又得不穿鞋襪地站在生出冰凌的地里挖紅薯，雙腳象刀割般疼痛……。
這就是嶺下這一代農民，馬拐、識平們的日常勞動。一年到頭，每天天不亮到天黑，兩頭不見光。而收工以后，他們就能夠休息了嗎?根本不能!因為家里還有一大堆家務事在等著他們。
他們要挑水，要喂豬，要煮飯，要哺育孩子，甚至要摸黑去山腳下囫圇砍些柴回來。自留地也要澆澆水、除除草……。由于男男女女白天的時間全都交給了生產隊，所以晚上收工以后他們不得不打著小跑去挑水，去澆園，去干其他每天必須要干的家務事。這時的村巷里仍舊一派“熱火朝天”、雞飛狗跳的景象。
忙完這些，吃完飯，即使不是農忙時節，少說也已是夜里九點多了。晚飯后，他們雖然可以松松腰，但家務事并沒忙完。男人還要剁豬菜，女人則還有一大盆泡了一天的臟衣衫在等著她去洗刷、一大堆破衣爛褲在等著她去縫補……。
嶺下的這一代農民就是這樣勞動、生活著。他們完完全全被捆在土地上，“半年辛苦半年閑”早已成為遙遠的記憶。他們既不可能象大爺那樣人雖窮，卻常常閑逛、打牌，也不可能象三爺那樣農閑時外出當腳夫賺錢，有了余錢時又可以投資以圖發家。嶺下的這一代農民盡管年頭累到年尾，可糧食仍不夠吃，衣服破破爛爛，常常打煤油點燈的錢都沒有。他們真是又窮(生活)又苦(勞動)。所幸的是這種又窮又苦的日子到改革開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終于打住了。
搞單干(鄉親們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稱呼)的當年，鄉親們的糧食就已經吃不完，但這時，馬拐、識平、財盛、典經這一代人已是強弩之末。財盛和典經沒過兩年好日子就都在不滿60的時候死了;識平命長些，但也沒能活到古稀。馬拐、識平、典經、財盛的兒子們：賦成、國生、國春、國建們立即就接上了班。
大爺的孫子馬拐的兒子賦成，三爺的孫子識平的兒子國生都是在1980年代初兩次高考失敗后回鄉當的農民，完全沒有誰動員和做思想工作，因為他們看到當農民似乎也有了發家致富的機會。他們又都在1980年代中期成了家，并立即就自己打磚、自己燒窯建起了屬于自己小家庭的新屋。這可是嶺下小村自1949年以來首次有人住新屋!
最初的幾年，賦成、國生等這一代嶺下農民過著“半年辛苦半年閑”但糧食吃不完的生活，家里也購置了自行車和黑白電視機。然而，進一步的致富卻困難重重：畢竟嶺下水田和旱土加起來人均不到一畝三分地。于是，不少人開始外出打工。而賦成、國生、干蚌(二爺的孫子蘇拐的兒子)幾個就接手了外出打工的親友們的田土。他們雖算不上“種田大戶”，卻也是“種田中等戶”了。他們不再種雙季稻，而是種一季烤煙外加一季晚稻。這樣就既有錢用也有飯吃。他們也不再大面積栽種紅薯這種當年充當一半口糧的作物，而是稍種一點調劑口味。由于較為大面積的耕種，他們的收入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我了解過他們的年收入，感覺基本上與城市普通工人相當。
當然在這一代農民中，貧富差距又拉開了。象國生他們搞得好的，建了新房，房屋裝修和廚房設備接近城市水平，家有彩電、冰箱、摩托車，也有移動電話;而財盛家三個兒子國泰兄弟則仍住在財盛土改時分到、現已破舊不堪的老屋里，四十多了仍沒討到老婆。國泰他們為何受窮本文不想探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國泰他們付出的心力與體力遠不及賦成、國生他們。有一年夏天我回到嶺下，看見生活富裕的賦成、國生他們因忙于采收煙葉、烘烤煙葉，人累得精瘦、臉曬得黝黑，顯得灰頭土臉;而此時的國泰則體態微胖、紅頭花色，衣著干凈地在村巷中閑坐。看外表，你會以為國泰才是嶺下的富裕戶。
到2010年前后，我在嶺下看到的第三代農民，也就是賦成、國生他們也已年近百半。他們的兒女也大了，但全都沒有接他們的班當農民，而是一鼓腦地擁進了城市，或打工或干其他的營生。
賦成的大兒子到廣東打工的最初兩年感覺苦，一年春節后想留在家跟著老爸種煙種水稻。但賦成詼諧地對兒子說“種田沒有油水”，堅決把兒子趕出了嶺下。現在賦成的這個大兒子在珠三角某地修汽車當師傅，據說收入頗高;賦成的孫子(大爺的第五代孫)也在當地上幼兒園了。
國生的大兒子偉偉進城后先在郴市里與人合伙開汽車美容店，后來自己開網店做電商，賺了些錢。前年已在市里一高檔小區買了九十幾平方米的三房二廳。國生的二兒子冬冬混得差些，在廣東打了幾年工后回到家鄉在城里賣起了燒烤。這一職業雖然要象老鼠一樣等到深夜城管睡覺了才出來，但據說也賺錢。去年，五十多歲的國生也結束了自己的末代農民生活，到城里幫兒子賣起了燒烤。
到了大爺二爺三爺的第四代，農民這一職業已經終結。他們中命最好的是二爺的第四代長孫(副大隊長蘇拐的大孫子)，大學國防生畢業后在部隊當軍官，外國都去過了;命最差的也是蘇拐的孫子，進城后找了份為黑社會看場子的“工作”，因涉案判了十幾年……。嶺下的這第四代人，他們全都初中沒讀完。他們憑著哪里能賺到錢往哪里奔的本能扎進了城市，他們都能很好地適應城市、融入城市嗎?
與朋友一起回到嶺下，朋友總是為嶺下今天的冷清而感嘆。“那時村里有近60口人，好熱鬧啊!可現在，數來數去村里就留下十來個老年人……”。朋友總是懷戀他家鄉當年雞鳴狗叫人氣旺盛的日子。但我認為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那時鄉村的喧鬧并不值得懷戀。
嶺下那百十畝田土負擔幾十人的溫飽可能夠了，但承載那幾十人的小康就已經很難，更別說富裕。嶺下的多數人必須脫離土地、終結農民這一職業到城市去開創新的生活，至少也要到城市去掙錢。
嶺下現在只有干蚌、小文二人在正正式式地做農民。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嶺下的農民肯定還要減少。我想嶺下的百來畝田土最終有一個人耕種就夠了。如果那樣，對嶺下的全體農民將是一個終結，但對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則大約是一個新的開始。
[1] 我們在農村時，鄉下老一些的人說起一九四九年前的事還常用民國紀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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