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體制與產業優勢
摘要:在農業產業化的推進過程中，一些處于相同宏觀制度環境的地區，雖具有相似的自然資源稟賦且采取同樣的產業組織形式，卻在發展結果上大相徑庭。市場體制視角關注政府與其他市場行動者聯結的關系模式及其影響，強調其多樣性特征，有助于揭示上述現象形成的原因和社會機制。基于此視角對汀市與漢市小龍蝦產業的比較分析表明，政府產業發展戰略與會意機制的相互配合導致了同一產業領域市場體制的地方差異。不同的市場體制則通過建構出明顯不同的產業組織過程、市場結構、政策利用機會和創新能力強有力地塑造了地方產業的競爭力，從而固化并拉大了產業發展的地區間差異。產業發展中市場體制的效用發揮具有若干前提條件，在研究和實踐中都應對此予以重視。
關鍵詞:農業產業化；市場體制；產業優勢；地方政府
一、問題的提出
農業產業化是中國農業從傳統經濟轉為現代產業的重要途徑。剛邁入21世紀，中央便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認真總結經驗，采取得力措施，推進農業產業化健康發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0）。近十多年來，此項政策在中央和國家部委的重要文件中一再得到強調。在分稅制背景下，地方政府既能從農業產業化中獲得更多稅收和上級財政專項支持，還能借此推動地方的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因此，提高農業產業化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幾乎是所有農業地區追求的目標。然而在產業鏈整合、價值鏈提升和競爭力塑造等方面，各地差異明顯。在同一產業領域，一些地區雖然處于相同的宏觀制度環境中，具有相似的自然資源稟賦且采取同樣的產業組織形式，卻在發展水平和結果上大相徑庭。有的地區表現平平，而有的地區擁有獨特優勢、產業不斷升級提檔，甚至占據行業鰲頭地位。這種地區間差異尤其是特定地方產業優勢形成的原因并不明晰。我們試圖基于市場體制視角來對此進行分析和解釋。
發展優勢歷來是國家和地區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對于優勢從何而來的解釋卻見仁見智。先發優勢理論指出，先進入市場者能在技術、管理、資源、顧客鎖定(消費者存在轉換成本)等方面獲得優勢（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Makadok, 1998）。而后發優勢理論則認為，后發者通過“搭便車”行為模仿技術和發展模式，避免錯誤決策和失敗教訓，更加明確市場需求而獲得優勢（Lieberman & Montgomery, 1998; Boulding & Kirmani, 2003；林毅夫，2003）。在后發優勢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比較優勢的甄別和發展型政府的因勢利導是后發優勢產生的根本原因（林毅夫，2012；波特，2012）。但鮮少被探討的問題是：在政府存在層級差異且地方政府均有意愿成為發展型政府的背景下，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沒能成為發展型政府？既有理論由于缺乏識別宏觀—微觀關系的因果機制，尚未能解釋發展型政府形成的條件和機會問題。同時，發展型政府或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固然是刻畫一種發展模式的有用概念，然而在概念的描述性功能之外，一個重要的前置性問題似乎更值得關注和研究：發展型政府對產業的扶持行為和產業政策究竟是如何作用于產業發展的結果的？這種影響得以可能的約束性條件和社會機制至關重要，但卻缺乏應有的關注和分析。
盡管農業產業化是一個綜合性問題，卻基本上被當作一個經濟問題，歸屬到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加以研究。這兩個學科的關注點集中在農業產業化的諸種組織形式及其利弊、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以及產業政策的效益評估等方面（如聶輝華，2013；程志強，2012；張麗華等，2011）。已有研究雖然較充分地分析了農業產業化的經濟過程、技術路徑和市場策略，但懸置了市場和產業如何組織起來、如何拓展升級的政治和社會過程，甚少揭示政府和社會力量對產業發展的作用機制，結果使得農業產業化發展質量的地區間差異及其根源問題很難得到有效解釋。本文舍棄將農業產業化視作純粹經濟問題的立場，以社會學視角將以往研究所缺失的分析維度帶回到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中。
二、市場體制視角及其分析路徑
（一）市場社會學與市場體制視角
社會學對市場現象的關注催生了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市場社會學。相對于現代經濟學，國內外社會學研究通過強調市場過程的嵌入性和社會建構而凸顯出其學科特色和優勢（符平，2009）。如果說經濟學家多是在模型的理想世界里觀察抽象市場，那么社會學家則多是在田野的真實世界里觀察具象市場；前者更多地采取理論的邏輯去解釋實踐的邏輯，后者更多地強調實踐邏輯與理論邏輯之間的相互映照和往復推動；前者主張市場的一致性特征，后者則強調市場形成和建構過程的多種可能性。概言之，主流經濟學家所處理的是形式邏輯意義上作為經濟學對象的市場，而社會學家探討的則是具體制度環境下作為經濟對象的市場。
以往的研究揭示，地方政府極大地塑造了中國基層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市場活動、產業格局和經濟績效（符平，2013；楊善華、蘇紅，2002；Bramall, 2007；Oi, 1999），權力結構與地方政治精英的權力特征導致了中國不同省份之間及同省內部的民營經濟發展差異（章奇、劉明興，2016）。盡管偏向主流社會學的視角強調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但對為什么有些政府介入會成功、有些會失敗的問題沒有給出滿意答案；而偏向主流經濟學、強調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理論也很難解釋政府強介入下的成功案例。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的理論關切和分析范式，為研究政府與地區產業發展差異的關系提供了啟發。
新古典社會學提出了“比較資本主義”議程，試圖分析多種資本主義模式的起源、特征及其動力機制，致力于證明資本主義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在市場的制度安排上具有較大差異，存在多種起源和多元秩序的（Burawoy, 2001；Eyal et al., 1998；Stark & Brusz, 1998）。一些比較政治經濟學文獻也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多種路徑，國家、產業政策、地方傳統和文化等因素被認為塑造了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軌跡（Hall & Soskice, 2001；Campbell, 2004）。市場多樣化的協調機制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理性和社會文化觀念，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呈現出很大差異。其中，最著名的區分莫過于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萊茵模式，而即便同屬于萊茵模式，不同國家也有明顯的差異（Amable, 2003；Streeck & Yamamura, 2001）。不過，由于資本主義多樣性的分析路徑對諸多國家加以標簽化處理和靜態比較，缺乏歷史的動態視角且忽視了其內部市場安排的多維復雜面向（特別是對于超大國家和經濟體而言），因而無法對超大經濟體或國家內部市場協調機制的多樣性現象（Deeg, 2009；Lane & Wood, 2009）形成有效解釋。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有其自身的獨特之處（Tsai & Naughton, 2015；Nee & Opper, 2012），并未落入基于西方經驗而構建出的某種特定的理想模式。前述各類西方模式的研究可提供的啟發之處在于對市場經濟發展中政府角色的討論及其類型學分析方法。
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受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股力量的共同驅動，既有來自頂層設計的方向指引，也有地方的先行探索實踐。因而，即使宏觀制度背景相同，不同地區在發展路徑、速度和水平上也會呈現出差異。而一旦深入到產業內部去觀察，會發現不僅經濟活動組織起來的過程有地方差異，且地方政府參與其中的角色也很不一樣。在本文中，我們試圖通過市場體制（market regime）的多樣性來解釋不同地區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的差異性。
本文中的市場體制是指由政府協調經濟的行為而產生的行動者互動關系模式及市場運作方式所構成的市場形態；在多元行動主體及其互動所構成的產業市場中，政府與其他市場行動者之間形成的典型關系模式及相應的獨特市場運作方式構成了特定的市場體制。也可以說，市場中不同力量之間的結合方式（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關聯），創生了不同的市場體制。正是由于不同的市場有著不同的市場體制（同一市場在不同歷史時期亦是如此），市場協調的途徑和機制于是具備了多種可能性，呈現出相當的異質性而非同構性特征。市場體制理論通過回歸真實的經濟世界，強調不同力量彼此組合的殊異方式及其影響，橋接宏觀制度、中觀結構與微觀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有助于分析和解釋同一制度環境下和產業內部的地區發展差異現象。本文將市場體制定位為描述和分析地方層面某一特定產業的理論工具。這也意味著，同一地方的不同產業或許會體現出不同的市場體制。
市場體制理論預設并強調了市場過程對非市場治理機制的嵌入性特征，政府則是非市場治理機制的重要主體。在比較政治經濟學對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研究中，政府被當作重要的行動者來看待和分析（Stubbs, 2011；約翰遜，2010；哈格德，2009；Mascarenhas, 2002）。而事實上，經濟場域里的政府是同時作為行動者（actor）和結構性的約束條件而存在的（Gao, 2016）。市場體制可充分展現政府作為科層組織的這種雙重屬性。這一理論視角既觀察和分析國家權力的代理者即政府究竟如何作用于產業發展，同時也關注政府作為一種約束條件如何通過塑造經濟活動的組織過程，即討論政府的雙重屬性如何交織在一起對產業發展施加影響。市場體制決定了政治運作機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產業理念以何種方式滲透進農業產業化過程。而研究需要考察國家支持農業產業的制度安排產生了何種機制，與此相關的資源分配和流動機制怎樣塑造地方的市場體制類型并如何影響農業產業化的過程及結果。
（二）市場體制的理想類型與分析路徑
市場建構和產業組織過程的差異體現出不同的市場體制。市場體制作為產業發展中的“結構”因素，界定了市場行動者之間有差異的關聯模式，決定了產業的組織過程和市場拓展策略。正如有學者所言，行動者的社會位置、策略、世界觀、慣習和他們的結盟方式決定著市場的結構和邏輯（呂鵬，2015）。將市場體制理論應用到對產業發展結果的分析，有必要區分產業中的市場體制屬于何種層次和類型。由于本文關注的是省級以下產業發展的地區差異，且由于省級及以上政府并不直接與市場主體打交道，我們將市場體制的層級及分類限定在市縣級，將省級及以上的政府與產業關系當作約束性條件或激勵性的制度環境來討論。
基于產業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其他市場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屬性，可以區分出市場體制的兩種理想類型：一是地方政府深度參與其中，根據產業發展需要主動改變體制機制、積極擴大職能和服務范疇，與其他市場行動者形成緊密合作關系的市場體制，可以稱為“引領型市場體制”（后文簡稱“引領體制”）；二是地方政府較淺地參與其中，忠于科層組織原則和法定職責，除非有上級政府指令，否則幾乎不增加對產業的公共服務，同其他市場行動者之間是相對獨立的松散關系的市場體制，可稱為“自發型市場體制”（后文簡稱“自發體制”）。市場行動者包括市場主體（企業、中間商、農戶、合作社等）和非市場主體（政府、行業協會、技術專家、大學、科研機構等）兩大范疇。在產品需要通過加工再進入市場的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同時聯結農戶和市場的企業組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政府無論是只起到創造制度環境和在職能范圍內提供服務的功能，還是作為主導者深度參與其中，都將對農業產業化的路徑和績效產生直接影響。因此政府與企業構成了農業產業化中的關鍵行動者，也是需要重點分析的一對關系。
我們依據“制度—結構—機制—后果”的分析思路，為市場體制塑造產業發展結果的過程建構了如圖1所示的理論分析框架。基于此，市場體制作用于產業發展的分析路徑可分解為三個環節的機制：（1）情景機制：制度環境如何誘導出市場體制的差異，兩者又如何塑造了不同地區的發展理念（箭頭A和B）；（2）行動形成機制：不同理念又如何導致了市場主體與非市場主體的不同行動與互動模式及其特點（箭頭C）；以及最為重要的（3）轉化機制：市場行動者在產業鏈建構、產業政策利用、產業創新等領域中的互動模式如何造成農業產業化的地區差異（箭頭D），特別是如何創造出特定地區的產業優勢/劣勢。機制性解釋追求的是在解釋項和被解釋項之間提供一種精細而緊湊的聯結(Hedstr?m & Swedberg, 1998)，把解釋的方法定位為尋找和確認“導致某種社會現象經常出現的一組以特定方式相互關聯的實體與活動，特別是行動者及其行動”（Hedstr?m, 2005：2）。在上述三個環節中，政府和企業的行動及其互動如何產生宏觀層面的結果，即微觀到宏觀的轉換機制，無論是對經驗研究還是理論研究來說都是最大障礙。而這也構成了本文比較分析的重點。
三、研究方法與案例
案例研究方法不僅能為一般性理論的建構提供素材，也可對制度與經濟績效的復雜關系提供深刻洞察（阿爾斯通，2003：35）。社會科學在理論導向的經驗研究中廣泛運用了這一方法。中國的小龍蝦產業已建構起完整的產業鏈，符合中央極力推進的現代農業產業條件，當下已成為第一、二、三產業高度融合發展的農業產業化典范。我們以小龍蝦產業發展差異十分顯著的兩個地區為案例來回應前文提出的問題。
2007-2015年間，湖北小龍蝦的產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國第一，其產業主要集中在素有“魚米之鄉”美譽的江漢平原。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小龍蝦是江漢平原上多數市縣幾乎同時起步的特色水產業，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為該產業在諸多市縣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極佳條件。本文的研究案例是同屬江漢平原且毗鄰的汀市和漢市（均為化名）：前者是“中國小龍蝦之鄉”和“中國小龍蝦加工出口第一市”，形成了“買全國（成蝦、蝦殼）、賣全球（蝦加工產品、甲殼素產品）”的大產業（2015年該市小龍蝦出口創匯1.4億美元，占湖北全省的81.9%、全國的4成）；后者則獲“中國淡水漁業第一市”殊榮，在小龍蝦養殖產量上自2006年至今穩居全國地級市榜首。2015年，汀市的GDP為560億元，人均GDP為58676元，常住人口95.8萬；漢市的GDP為1590.5億元，人均GDP為27689元，常住人口658萬。
在種養、加工和銷售的農業產業化模式中，種養是基礎，而加工和銷售才是通過農產品的轉化增值實現農業產業化的關鍵。漢市借助養殖面積和規模在成蝦產量上一直占據壓倒性優勢，可謂具備發展成為小龍蝦產業化排頭兵的先天條件。然而小龍蝦的主要交易市場、產品精深加工、名優品牌和出口創匯集聚區卻在汀市，而且汀市還主導了養殖模式、種苗繁育、加工和產品創新等諸方面的技術優勢。概言之，兩地雖然擁有非常相近的自然資源稟賦和同樣的宏觀政治經濟環境，在產業組織形式上實施相同的“公司+基地+農戶”及其衍生模式，加工企業采取同樣的原材料采購和銷售模式，但汀市的行業影響力和輻射力卻遠大于漢市，產業優勢十分明顯。因此，汀市和漢市兩地的小龍蝦產業為我們從比較視角回答本文問題提供了理想案例。作者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間多次在汀市、漢市及相關政府部門針對小龍蝦產業進行實地考察、深入訪談和座談，實地考察包括企業、養殖基地和合作社等，訪談對象包括企業家、各級政府官員、行業協會負責人、學者和技術專家、養殖戶、合作社負責人等60余人，并參加了湖北龍蝦文化節系列活動。本文的分析資料主要來源于上述調查、參與觀察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和企業提供的資料數據。
四、市場體制與發展理念的差異塑造
（一）塑造市場體制的核心機制
農業產業化對于中國現代農業建設、經濟結構調整意義重大，而21世紀以來中央關于農業的系列政策文件構成了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關于農業產業化的重要政策幾乎都涉及特色農業或特色農產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5，2007）。從國家政策中不難看出，“扶優扶強”歷來是國家推進農業產業化的重要戰略和政策導向，而突出農業產業（農產品）的“特色、規模、品牌、效益”則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一以貫之的發展理念。農業政策體現了政府的資源投入如何進行分配的基本方略。國家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導向則塑造了各級政府抓農業產業化工作的經濟理念和產業偏好，決定了政府資源的流向和產業扶持的重點，即對特色優勢產業予以政策和資源分配上的傾斜。雖然小龍蝦產業完全契合中央和地方的諸多規劃愿景和政策主張，但在政府資源約束條件下，產業與產業之間實際上也存在激烈競爭。
湖北省是全國淡水漁業第一大省，養殖水產品品種包括魚類、甲殼類、貝類等等，涵蓋數十個種類。小龍蝦作為甲殼類的一種得以在省級層面被甄選成為重點扶持的特色產業，并獲得超常規的政府投入，主要源于小龍蝦產業已形成的巨大規模、經濟社會效益以及在全國同產業領域的重要地位。近年來湖北小龍蝦綜合產值持續高速增長，2015年達603.1億元，占全省漁業經濟總產值的28%。從加工出口來看，湖北小龍蝦出口量自2007年起居全國第一，2010年后開始穩占全國一半以上份額，2014年更是占到七成。從養殖來看，湖北小龍蝦養殖產量從2007年開始占據全國第一（當年占48.9%），除2011年占比47.5%以外，近十年來產量一直都占全國一半以上。在養殖、加工、流通、餐飲等產業鏈上，該產業解決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小龍蝦產業不僅具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增加就業），地方政府所關注的生態效益（綠色環保）與政治效益（保障糧食產量）同樣顯著。小龍蝦產業能在省級層面從水產業的眾多種類中被識別和遴選出來并成為重點扶持產業，正因為其契合國家的發展戰略和政府的產業偏好。問題在于，中央和省級政府的各種扶持項目和政府資源，是如何流向更低一級的地區和企業的？盡管湖北水產界上下都形成了小龍蝦是全省重點支持產業的共識，然而扶持產業發展的各種資源卻不可能均衡地流向省級以下的諸多市縣和企業。
“抓典型”作為政府促進產業發展、實現產業目標而采取的一種正式的行為手段和發展策略，與作為一種潛在的組織運作機制的“會意”機制一起，在上級資源的向下分配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夠獲得更多資源支持的下級行政區域或企業，首先要能起到作為典型的示范效應。“樹典型”和“抓典型”是政府推動某項工作的慣常激勵方式。以往的研究認為，企業有各種機會獲得來自政府“條條塊塊”以專項資金項目形式提供的實質支持，政府為表明項目“績效”往往將項目投向“亮點工程”（史普原，2016；渠敬東，2012）。而“典型”被認為是地方簡潔而形象地展示政績的方式（馮仕政，2003）。這種觀點從結果來推斷很難辨別的行為動機，并不一定符合客觀現實。“抓典型”實質上是政府的產業發展策略，其目的是通過典型的示范效應為其他地區或企業提供學習樣板，通過典型帶動整體發展。如主管湖北省水產業的主要官員所說：
（對于小龍蝦產業發展）政府首先規劃引領，起到一個引導作用。再就是典型引路，典型帶動、部門聯動，起到示范效應……從產業發展的態勢上，樹一個典型，帶動一片，示范一片，形成規模效應，出發點就在這里。小龍蝦產業布局，通過政府來協調、部門聯動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進生產的基礎設施。比如說在這個區域范圍內，有不同的生產主體，那么根據他們的發展情況，重點扶持幾家具有引領帶動作用的典型。（201603-LSQ）
政府的產業規劃布局借助“典型”這一發展手段塑造了地方產業的影響力大小，同時政府組織內部的“會意”機制又影響到不同地方的政府和企業對其在該產業中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理解及發展策略。會意是指在科層組織內部，下級對上級戰略、政策導向及偏好的識別和領會，并在這一過程中界定自身利益，建構其與上級的相互關系，采取于己而言較為合適的行為策略。將自身利益界定為符合上級戰略、政策導向及偏好范圍的下級，會全力貫徹甚至放大落實上級意愿，即所謂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在相反情況下，下級則傾向于采取消極的應對策略和形式主義行為。在會意機制的作用下，經濟社會效益突出且產業專業化程度較高的特色優勢產業區，要么已屬于該產業的“典型”范疇，要么具備成為“典型”的條件，因而對上級戰略的反應和實施更積極，來自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資源于是更為集中地流向這樣的產業區；在其他也具備一定產業優勢和效益的地區，如果地方政府和企業自知不屬于或難以進入產業發展和扶持的“典型”范疇，其爭取資源的動力以及做大做強產業的激勵都相對較弱。如此，不同地方的市場體制便朝差異性方向上發展，各地方政府和企業在該產業領域里的發展動力和目標追求也會很不一樣。
會意機制與政府產業發展戰略的相互配合，是促成不同地區的市場體制趨異的原因。一旦地方產業被確立為典型，官員會從中獲得制度上的激勵，政府各部門對共同扶持該產業的集體意愿便容易形成。引領體制常常在這種條件下與之伴生。與此同時，會意機制使沒被樹為典型的地方政府洞悉到上級意圖和上級政府的產業布局，因自知自身及轄區內企業無獲重視和扶持的希望，會選擇退出對外部資源的競爭（其注意力可能轉向其他產業）。自發體制由此形成。汀市的小龍蝦產業在過去十年間一直都是中央部委和省級政府樹立的典型樣板和明星產業，科技部、農業部等中央部門領導以及21世紀以來歷任湖北省委和政府的主要領導都曾視察過當地的龍頭企業，對汀市的小龍蝦產業給予了充分肯定，而其他地區的小龍蝦產業卻未曾受到過高層如此強烈的關注。因此，汀市作為小龍蝦產業發展的“典型”地區和領頭雁地位對包括漢市在內的省內其他地區來說是毋庸置疑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會意機制進一步削弱了漢市在小龍蝦領域“爭當典型”的動力，致使其在該產業中的市場體制逐漸往自發體制的方向上發展。
（二）差異性的發展理念
由于“典型”不是正式制度的操作對象，典型的遴選沒有制度化標準，但也并非毫無章法可循。特定地區的特色產業要成為被上級政府甚至國家認可的“典型”，除要具備規模經濟和社會效益以外，專業化程度較高的龍頭企業也十分重要。對龍頭企業的扶持是“抓典型”工作方法的一種具體體現，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也都會分級評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而龍頭企業最有可能同時提高農戶收入和市場效益，帶動農業產業化的整體發展。由于評定出來的龍頭企業相對普通企業有更多機會獲得政策傾斜和專項資金支持，發生在典型企業上的馬太效應難以避免。
特定的產業發展理念作為一種經濟意識形態，是區分市場體制的重要維度，也標示了市場體制的核心特征。汀市正是在會意機制和抓典型的產業發展策略下具備了小龍蝦產業領域的引領體制，成為了典型地區和農業產業化的學習樣板。這進一步強化了當地從上至下將小龍蝦產業做大做強的意識——當地政府部門的官方說法是“全市形成了‘興特色農業、抓龍蝦產業’的共識”，產生了推動產業往縱深發展的強大動力：一方面，各級政府的分管領導和主管部門領導經常深入現場視察或調研，以召開現場辦公會、指示、批示等形式支持小龍蝦產業發展，并要求下級部門主動與市場主體打交道，協助解決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另一方面，水產和農業部門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門也都在主動尋找各自能為推動小龍蝦產業更好發展所做的工作，創造產業縱向一體化和轉型升級所需的各種條件。可以說，引領體制讓當地自上而下都篤信“小龍蝦、大產業”的產業構想，并積極付諸實際行動。
地方政府官員對政策導向和政治運作機制的“會意”，塑造了其產業發展理念。當意識到本地區及所轄企業很難獲得上級的資源投入時，地方官員會傾向于相信并要求企業自己解決發展中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官員不會將企業發展所需的平臺和資源供給當作政府的職責。這種“市場自由競爭”的產業發展理念或有可能是地方政府為自身的行為策略而構建的正當性依據。盡管理念和行為動機無法證實，自發體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仍可從現實中的政府與企業關系及其后果中辨別出來。漢市水產局主要領導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發體制的市場理念：“我很佩服李總（當地某小龍蝦企業董事長）那種‘只找市場，不找市長’的精神，這樣的企業才經受得起各種危機。盡找市長的企業都不會長久，很多都垮了”（201602-ZWY）。
自發體制的政府官員認為企業需要依靠自己打拼市場，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的是松散關系。引領體制中的地方政府與此不同，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了特定產業特別是龍頭企業的項目業務代理者，積極為企業爭取資源。汀市某龍頭企業的副總經理說道：“（市）水產局好像成了我們公司的一個部門，經常通知我們申報什么項目，幫我們一起做材料，替我們包裝”(201510-XQ)。
總之，政府的產業發展戰略連同前述的會意機制和抓典型發展策略，導致兩地在小龍蝦產業領域的市場體制差異，也使多部門的資源和政策集聚到汀市的小龍蝦產業中。由于從中央到地方的條條塊塊都有資源投入，以至于沒有一個部門掌握了汀市小龍蝦產業所獲支持項目的全面信息。通過上述機制，扶優扶強的國家戰略和各級政府共同的產業偏好使高層對農業優勢特色產業的重視轉化為了對典型地區和企業越來越多的政策支持和項目資源的集聚。
五、優勢建構與發展趨異：市場體制的影響機制及效用
（一）市場結構與產業鏈建構
如果市場結構的其他特征差異不明顯，縱向一體化和產品差異化程度就會是影響市場績效的主要因素。盡管汀市和漢市的小龍蝦產業都具備完整的產業鏈，但加工環節的縱向一體化和產品差異化程度卻極為不同，主要體現為汀市的專業化程度和產品差異化程度非常高，形成了縱向一體化式產業鏈；漢市的專業化程度低，產品不僅同質度高且種類單一，形成的是市場交易式產業鏈，面臨的本地競爭更激烈。根據前文所述，引領體制相比自發體制更注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典型示范效應，龍頭企業也是當地產業獲得外部資源的重要途徑。在“樹典型”策略的作用下，各級政府資源在龍頭企業高度集中，產生了巨大的集聚效應，使當地加工產品市場整體呈現出“非巨人即侏儒”的市場結構。
分地區來看企業的加工規模，近十多年來汀市一直擁有兩家大企業主導、眾多小企業并存的市場結構，而漢市則經歷了由一家獨大到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的轉變。在2009年前，漢市規模最大的加工企業DY與汀市最大的企業LK和HS在加工量和出口量上的差距并不大，這三家企業也都是國家認定的“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但到2015年，三家企業在小龍蝦加工出口量上對比懸殊，DY僅為LK的12.9%、HS的40.0%。兩地市場結構的變和不變都是市場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結果。
雖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對農業產業化經營有諸多扶持舉措，不過真正有機會獲得政府大力扶持的往往是龍頭企業，且國家重點龍頭企業的資源攝取機會和能力要遠高于普通企業。在政府組織內部，上級“抓典型”的對象包括下級行政區域和龍頭企業，下級“抓典型”的對象則主要是龍頭企業，因而引領體制里的龍頭企業比自發體制里的龍頭企業獲得扶持的資源和機會要更多。不同的市場體制還影響著龍頭企業的專業化程度和公司戰略，而專業化程度又是企業能否獲得更多政府扶持的重要條件。汀市企業LK和HS在各級政府的支持和協調下，一直采取專業化的發展戰略，不斷研發和推出新的加工產品，致力于產業鏈的延伸和拓展。企業DY早年在小龍蝦加工出口上占有很大優勢，但由于該企業采取的是多元化發展戰略，小龍蝦后來未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向（該企業的主要產品有包括多種魚類和特色水產在內的九大系列，小龍蝦只是諸多產品系列中的一個種類）。因此，市場體制和企業戰略都不利于漢市的小龍蝦加工企業獲得優勢。
過度競爭往往是降低經濟績效、導致優勢產業沒落的重要原因（劉志堅，2007；魏后凱，2003）。如何避免原子化的過度競爭給產業造成的損害，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共同面臨的問題。對于資源高度集聚、企業高度集中的汀市而言，保持市場競爭活力的同時又避免過度競爭，是維系當地產業優勢的重要條件。以往的研究揭示，地方政府對少數企業的“重點扶持”會導致產業內部過度競爭（汪和建，2013：171-258）。然而汀市的小龍蝦產業反而借此規避了這種產業困局。在地方政府的直接介入和政策引導下，當地最大的兩家龍頭企業形成了互補的專業化戰略和分立的競爭優勢，從而避免了原初因為產品高度一致而存在的過度競爭。在加工領域，兩家企業HS和LK從產品銷售到政府扶持項目都面臨直接競爭。在產業發展之初，這種競爭關系十分激烈。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促使兩家龍頭企業在產業鏈上形成不同的發展戰略，這是地方政府促進產業良性發展所采取的關鍵策略。汀市水產局前任局長表示，當年為避免過度競爭，他提出了小龍蝦產業的龍頭龍尾關系，大宗的政府資源以企業所處產業鏈的位置為依據定向分配給兩家企業。
（政府資源和項目等）給了LK，HS有意見。給了HS，LK有意見。我當局長的時候，我說你們不要每個項目都爭，市里也不好擺平。這樣吧，如果是小龍蝦上游這塊，苗種選育繁育的，就給LK……要是搞深加工的，LK不要想著，就是HS的。后來就把它上升到產業鏈的龍頭龍尾，現在就很明確了。兩家（公司）發展方向不同，產業布局分開以后，就是龍頭和龍尾的關系。（我）就給他們分死，都不要爭了，要爭就爭屬于你的那一塊去。（201510-WBY）
在地方政府的強介入下，兩家龍頭企業朝產業鏈的首末兩端發展，形成的核心產業優勢各有不同：企業LK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小龍蝦苗種選育和繁育中心，主要獲利途徑是龍蝦成品出口和苗種銷售；企業HS則是全國規模最大、產品最全的甲殼素深加工示范園區，利用廢棄蝦殼加工而成的甲殼素及衍生制品成為企業越來越重要的獲利來源。苗種繁育基地通過提高養殖產量增加了企業的原料供應。甲殼素深加工則不僅使“蝦殼危機”變成了“蝦殼商機”，而且正如一位甲殼素研究的權威學者所言，“可避免小龍蝦產業越來越嚴重的產品同質化競爭”（201606-DYM）。由于育種技術和甲殼素深加工技術是汀市的先機優勢和比較優勢，所以兩家企業都獲得了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諸多扶持項目。互補的技術優勢構成了兩家企業協同發展的動力，而仍然存在的競爭則維系了市場的活力。因為兩者同屬全國農產品加工示范企業，又都從事小龍蝦產品的苗種選育、養殖、加工和出口（這些都是兩家企業創始至今的傳統項目），所以政府介入并沒有徹底消除他們在產業鏈條上的競爭。
可見，引領體制里的地方政府形塑了主要企業基于不同核心技術的競爭優勢，主要企業的優勢分立創建了錯位競爭的市場格局和縱向一體化的產業鏈，從而使其產業的市場結構朝著同時有利于企業和產業的方向上發展。其他市場主體也不同程度地從引領體制創造的大市場、資源（產業）集聚的溢出效應以及當地的產業政策中受益。在漢市的自發體制里，地方政府限于職能范圍內的業務服務，造成企業加工能力普遍較弱的市場結構特征，且沒有任何一家企業在產業鏈的某個環節具備獨特優勢，市場主體的利潤預期也隨之降低。總之，市場體制通過塑造不同的市場結構和產業鏈特征對產業發展結果施加了極大影響。
（二）市場體制與產業政策利用
從宏觀上來說，國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體系影響政商關系的發展（楊典，2017），而中觀層面上不同的市場體制亦通過不同的產業治理模型形塑著微觀層面具體的政商關系互動，并直接影響企業對產業政策的利用和資源攝取。上級政府傾斜扶持典型地區，其他地區能獲得的資源就會減少。被扶持地區的企業借助各種扶持政策和項目資源而降低了經營成本、提升了競爭優勢并能擴大市場份額，其他地區的企業則會陷入競爭劣勢。引領體制中的地方政府會對被上級樹為典型的地方產業或支柱型產業投入更多的資源，但對其他產業卻可能傾向于要求企業依靠市場機制和自身實力做強做大，不會主動、積極地替企業爭取來自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的扶持項目。結果是，非典型地區的普通企業，尤其是專業化程度低的企業很難成為產業政策的重點扶持對象。
比如，湖北省于2009年啟動實施了“農產品加工業‘四個一批’工程”，扶持政策涉及財政、稅收、金融、土地和服務環境等諸多方面（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2009）。汀市的LK和HS是水產品加工領域僅有的兩家直接被寫入了文件發展重點的企業，受此政策扶持較大。在漢市的田野調查中，幾乎所有小龍蝦加工企業都表示從政府那里獲得的幫助很少，而這不僅影響了小龍蝦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也波及養殖業。漢市的養殖戶對政府也有怨言，因為當地大型加工企業的稀少導致他們的小龍蝦在收獲高峰期的銷售變得困難起來。當地一家小龍蝦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說道：
蝦稻連作季節性非常強，產量高峰期不能消化，為什么我們縣不能建一個大型的加工廠，解決高峰期老百姓賣蝦難的問題……對于市場銷售方面，為什么我們的龍蝦加工企業不能做大？大家都牢騷滿腹，就是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夠，沒有重視小龍蝦深加工產業。（201602-LHW）
同時，從加工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到政府水產部門的負責人，又都在表達對小龍蝦產業競爭不公平的看法。在他們看來，不公平競爭最突出地體現在加工企業獲得政府資源的機會上。當地一家小龍蝦加工企業的董事長表示：
（我們企業）資金不夠，省里的錢、國家的錢都點綴在這些大企業上，大企業不缺錢……為什么我們這邊龍蝦（養殖）這么多，而汀市那邊加工那么好，實際上也就是一個投入的問題。每年政府支持他們很多錢，我們還要去他那里借錢。他們補貼太多，我們基本沒有補貼。(201602-CSN)
政府與企業之間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交流機制不健全的現象。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他們往往并不清楚可以申請哪些來自中央和省市的項目支持和優惠政策。項目和政策信息即使最終傳達到了企業，也仍然存在獲取不及時的問題。有些專項信息下發后需要企業在較短時間內備齊各種材料后申請，這時政府服務企業的溝通渠道和行政效率便很重要。在引領體制里，政府積極將各種政策信息及時知會相關企業，并竭力幫助符合條件的企業“用足”上級政策和項目資源。
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可以分為常規性扶持和非常規性扶持兩種基本類型。常規性扶持主要包括項目資金類、人才技術類、優惠政策類以及政府機構對企業金融貸款的擔保。對于來自上級部門的常規扶持項目，雖然引領體制的地區會獲得更多，但其他地區也會有所收獲。比如，2010年省政府決定從省級財政中新增6000萬元作為小龍蝦專項發展基金。由于這批扶持資金約三分之二用于良種選育中心、養殖基地建設、資源保護、病害防治、環境監測以及科技培訓推廣等公共物品供給，因此分配上雖對不同地區有所側重，但仍屬基本均衡。
然而，也有很多競爭性的常規項目是自發體制的地區和一般企業很難爭取到的。以一項對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極為有效的扶持政策為例，2008年湖北省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設立了縣域經濟發展調度資金（簡稱“調度資金”）。省級財政利用財政間歇資金，于年初通過調度方式借給市縣財政，市縣財政再借給重點企業短期周轉，年底收回（湖北省財政廳，2010）。因為原料市場是個賣方市場，加工企業在每年4-8月需要大量流動資金收購小龍蝦，故流動資金的多寡直接決定了當年的加工量（事實上多數企業每年都沒有達到其最大加工能力）。調度資金實行的零費制對企業來說是零成本借款，因此相對于高融資成本而言，調度資金顯然能極大地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引領體制有助于當地產業及其龍頭企業充分利用這個政策。比如，汀市2013年爭取到調度資金1.8億元，統籌用于支持小龍蝦等產業發展，漢市則無；LK在2012年成功申請并使用了調度資金1200萬元，主要用于夏季收購小龍蝦。而漢市企業YS雖然從2003年起便從事小龍蝦加工出口（幾乎與LK同步），但十多年來從未獲得過包括調度資金在內的政府扶持。這方面的巨大差異導致企業間能力及績效的差距越來越懸殊。2015年YS的出口量才825噸，僅為LK的16%。YS公司總經理在訪談中表示，在遭遇融資困難時，政企關系決定了企業獲政府幫助的可能性大小。
非常規性的政府扶持不存在競爭，但往往支持力度更大，會迅速拉開企業之間的差距。在汀市政府的傾力支持下，龍頭企業，特別是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往往既能從常規性扶持中受益，又有很大機會獲得來自中央和地方以專項形式助力企業發展的政府扶持。會意機制在企業的政治資本和引領體制的調節作用下，增加了特色產業典型地區的龍頭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的資本來源（非常規支持）。而企業獲得非常規支持則通常以企業負責人的政治身份和引領體制為條件。
在漢市，雖然DY的董事長曾擔任過省政協委員，但因缺乏地方政府的輔導支持或有意識的引導，企業采取的多元化發展戰略導致其在小龍蝦產業中的專業化程度很低，因此國家重點龍頭企業的榮譽并未使其獲得發展小龍蝦的特殊支持。2010年到2015年間，DY僅獲得的一個專項也是與汀市LK等公司共同分享的中央財政支持現代農業資金。在汀市，LK的董事長是省人大代表，HS的董事長是省政協委員。他們的政治身份對企業獲得非常規的政府扶持具有明顯的正向意義。當地官員表示，這兩家本土企業享受了原本只有外商才能享受的土地優惠政策，地方公安局將其列為治安重點保護企業，銀行貸款不是企業找銀行，而是銀行倒過來找企業。兩家企業的專業化發展戰略、董事長的政治身份與引領體制相得益彰，為其從省級財政獲得最大筆的非常規性扶持項目創造了充分條件（兩家企業于2010、2013年各獲1億元的省財政支持，其中一家另獲市政府以土地作價的資金支持1億元）。
政府依靠極強的資源組織和動員能力，通過誘致性和強制性制度安排的方式來主導、實現和推動與企業組織的行為互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背景（李漢林、魏欽恭，2014：358）。政府的這種能力對特定產業的發展結果能施加極大影響。不過，針對特定產業，基層政府的資源組織和動員能力會呈現較大差異，引領體制中的地方政府能力顯著強于自發體制，這也使前者的龍頭企業有機會享受到更多非市場性的資源扶持。
（三）產業創新與價值鏈拓展
推動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既來源于市場對外部資源的集聚能力，同時也在根本上依賴于產業內部企業的創新能力。汀市通過引領體制實現體制構架的創新，促成了當地一系列關鍵技術創新的持續產生和應用推廣，從而拓展了小龍蝦產業的價值鏈和可持續發展空間，是其得以占據產業優勢地位的重要原因。制度創新通過提供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而對發展做出貢獻（尼科爾森，1992）。引領體制則為汀市的體制機制和產業創新創造了機會。
近十多年來，汀市地方政府持續擴大了對小龍蝦產業的扶持、規劃和服務功能，為壯大產業不斷做出了領導體制和工作推進機制上的創新性改變。在體制構架上，汀市較早設立了稱為“蝦辦”的辦公室，2015年成立了由市長任組長、幾乎所有市直部門都是成員單位的小龍蝦發展領導小組。由市編辦核定領導小組辦公室這個新設的市一級常設機構的編制，還將龍蝦產業發展納入各區鎮處、市直部門年度考核目標。2016年，該市又新成立了龍蝦產業發展局，再次提升了小龍蝦產業在汀市的戰略地位。可以看到，汀市一直在不斷增強政府對小龍蝦產業的規劃、扶持和服務功能。同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汀市除了有龍蝦產業發展促進會（協會秘書長由前任市水產局局長擔任），還在養殖和餐飲等不同產業鏈條上成立了行業協會。這些社會組織是政府與產業互動的重要紐帶。而在漢市，既沒有專門針對小龍蝦產業的體制機制創新，也沒有成立相關的行業協會。
調研表明，小龍蝦產業中大量創新行為的發生及其積極效應，都依賴于市場體制所塑造的產業的社會結構。引領體制締造了加工企業、農戶和政府之間更有效率的協調模式，從而為產業技術創新和價值鏈拓展奠定了基礎。汀市小龍蝦的養殖經歷了從冬季農業到蝦稻連作再到共作模式的演變。從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其基本線索：農民經驗實踐的創舉“蝦稻連作”模式使小龍蝦變成了可大規模養殖的產品；政府通過產學研結合的途徑推廣并改進了養殖技術；激勵性的產業政策，如支持農田改造并對符合條件的養殖戶進行獎勵或補貼，推動了新養殖技術的廣泛應用和連片規模養殖。當地的技術專家表示，“政府統一規劃、連片規模養殖很重要。否則的話，水源難以保障，并且不同農戶之間容易產生矛盾。因為養殖品種要是不一樣，小龍蝦養殖對其他植物是有危害的”（201606-TZH）。龍頭企業通過與科研機構、政府合作創新產業技術，再經過政府對新技術和新知識的推廣，使地方產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動力。而漢市仍停留在以野生寄養、粗放養殖為主的模式，采取人放天養的自然繁育方式，蝦苗部分依賴從汀市購買。養殖技術的差異也導致漢市在養殖的單位產量上僅為汀市的一半。產業創新的乏力也導致漢市的加工產品較為單一、加工方式相對落后。
不同市場體制對技術創新和專家團隊的重視及利用程度明顯不同。汀市吸引了來自外地重要研究機構和高校的多位優秀專家，他們通過實驗研究和技術突破，幫助當地不斷解決小龍蝦產業發展中存在的難題。研究表明，在早期發展過程中解決了困難問題的企業通常具有更強的學習能力（Stan & Vermeulen，2013）。汀市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離不開這種學習能力。就小龍蝦產業而言，良種選育繁育是直接影響到整個產業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空間的重要技術。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該領域多位專家在當地成立了由他們負責的產學研機構、院士工作站，為汀市成為全國最大的小龍蝦種苗繁育基地奠定了技術基礎。在21世紀之初，正是地方政府官員的積極聯系、溝通和為專家創造的良好工作條件，使原本要與漢市合作的一位頂尖專家最后選擇了汀市。汀市在甲殼素及其衍生產品的精深加工上占據全國領先位置，其技術優勢同樣是通過主動尋找產學研結合的發展路徑而實現的。
創新技術能否應用推廣到產業實踐，是技術提高產業績效的前提。汀市政府通過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和實地技術指導，組織集體學習，及時將創新的養殖技術和模式及防病害知識等傳遞到了養殖戶。但對于漢市而言，該市水產局主要領導表示，當地的農技推廣站完全是廢的（201602-ZWY）。而且，漢市由于在種養環節幾無重大技術創新，因此在成蝦產量上雖有規模優勢，但單位產值和經濟效益要低于汀市。對于養殖農戶而言，有效技術指導和服務的缺乏導致其成本投入較大，利潤相對較低。
由此可見，制度和技術創新在引領體制中以一種多主體協同實踐的途徑得以持續推進，是地方產業優勢形成的重要機制。政企的密切互動提高了地方成功獲取上級政府部門常規與非常規扶持的幾率，使基于技術創新的產業構想變為現實。地方政府角色在汀市小龍蝦產業優勢不斷提升的過程中顯然具有獨特意義。由企業、政府、民眾、技術專家、合作社等構成的關聯網絡，使得初級技術不斷創新，而政府介入則使創新技術得到普遍的推廣應用，創新產品順利打入國內外市場。在漢市的自發體制里，養殖環節基于自主摸索而實現的初級創新也只是通過農戶之間的模仿機制在小范圍內擴散，而加工企業由于缺乏創新所需的人力資本和制度支撐，創新能力遠不如汀市企業。
六、結論與討論
21世紀以來，農業產業化在各級政府的驅動下雖然大大提速，但地區間的發展質量和水平并不均衡。是什么原因使特定地方在特定產業上形成了獨特優勢，或者說為什么有的地方原本具備良好的產業基礎卻未能實現理想的發展結果？本文研究表明，會意機制與政府產業發展戰略的相互配合既促使資源向特色優勢產業區和專業化程度高的龍頭企業集聚，也導致了市場體制的地方差異。市場體制塑造了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市場主體與非市場主體的關聯形式、政府資源的流向以及非市場治理機制的作用空間，通過建構出明顯不同的產業組織過程、市場結構、政策利用機會和創新能力而強有力地塑造了地方產業的競爭力，從而固化并拉大了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地區間差異。
兩地小龍蝦產業的比較分析揭示，產業優勢是以市場行動者的有效動員和組織為前提，在引領體制的運作過程中逐漸鑄造出來的。在引領體制里，地方政府塑造了錯位競爭的市場格局，實現了產業鏈的縱向一體化整合。對產業發展所需條件的積極回應是引領體制的重要特征。自發體制條件下，由于市場行為缺乏組織、市場行動者之間關系疏離且產業創新乏力，產業發展的機會空間被大大壓縮，其后果是降低了產業獲得外部資源和形成更大市場的可能性。可見，即使農業產業化的制度環境、自然資源稟賦和產業組織形式相同且產業具有潛在擴張前景，市場體制的差異也會導致不同地區的發展結果顯著不同。
盡管市場體制決定了地方政府、產業和企業所擁有的資源集聚能力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創新的優勢，然而這種市場體制效應有其前提條件。討論政府扶持究竟是一種破壞力量還是具有積極效應的問題時，有必要強調若干約束條件，避免從結果上來論證政府扶持和產業政策合理與否的功能主義解釋邏輯。同樣，分析市場體制之于產業發展的效用，也需對其發揮作用的前提進行探究。市場行動者的密切關聯和配合增加了地方產業獲得政府扶持的機會，但這實際上只是產業優勢形成的充分而非必要條件。尤為重要的是，引領體制通過產業技術和政府治理體系的持續創新而促成的產業鏈拓展和價值鏈提升，構成了企業競爭能力提升和地區產業優勢形成的關鍵，也是政府扶持取得積極效應的根本原因。
同時，產業發展周期和產業屬性也是影響市場體制效應的重要約束條件。對于具有潛在擴張前景且產業擴張高度依賴非市場的外部資源的產業，在其邊際效用遞增期，市場體制會極大地改變不同地區產業和企業的發展狀況及其軌跡。在這一時期，政府實施不同的發展戰略會導致起點相同或接近的產業和企業在某個時間點a后開始走向差異化發展之路（圖2）。換言之，這期間政府介入和產業政策能否滿足產業需求以及產業和企業獲得的政府扶持狀況，會顯著影響產業的后續發展。當產業需要跨過關鍵的臨界點（critical mass）才能進入到更高發展層次時，即拐點b沒有到來之前，積極且精準的政府扶持對提升產業優勢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盡管汀市獲得了相對于外省的后發優勢和相對于省內其他地區的先發優勢，但在小龍蝦產業的拐點到來之前，其他地區通過跨地域的組織學習和制度模仿、企業間共同合作以及基于產業內的技術擴散，在實現追趕型發展的過程中亦有實現自身優勢的可能。
在0到b階段的政府介入可謂“雪中送炭”，而一旦過了臨界點b，進一步的政府扶持將只是“錦上添花”。所以在產業的邊際效用遞增時期，引領體制是幫助產業和企業跨過臨界點b而實現更大產業優勢的重要前提。自發體制下的產業在這個階段雖然會由于產業紅利以及宏觀產業政策的溢出效應而仍有所增長，但不僅發展緩慢，且與引領體制助力下的同產業之間的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當然，引領體制也并非總是有助于產業和企業發展，且當產業進入邊際效用遞減時期后尤其如此。當產業的產能相對過剩、市場進入萎縮期（即過了c點以后），引領體制會導致資源浪費和“僵尸企業”的產生，所造成的負面后果比自發體制可能要大得多。在這一時期，即使企業因之前的創新占據過領先優勢——這也有可能造成企業形成對特定技術和產品的路徑依賴，阻礙企業順應市場變化實現進一步創新突破。一旦對行業和市場發展趨勢反應遲鈍，或不愿舍棄原先的行業主導地位而固步自封，進一步的資本投資和政府扶持都無法避免企業衰微。換言之，在某個時期有助于地方產業和企業競爭優勢形成的市場體制，其促進企業發展的某些機制也有轉化為阻礙產業和企業轉型發展的力量的可能。
值得反思的是，引領體制之所以能在小龍蝦產業領域發揮其積極效應，在于小龍蝦產業自21世紀以來一直處于擴張期，且產業鏈的延伸和縱向一體化需仰仗非市場的外部資源投入，同時產業精英又大體均衡地分布在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中。除上述因素外，市場體制效應也與地方主要領導人特征、產業精英關系、地域文化等因素相關，需要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加以關注。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湖北省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雜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雜志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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