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農村改革的象征，小崗村故事充滿魅力。四十年之后，這個故事的里程碑光芒依然那么耀眼。
小崗村的故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小村的秘密舉動如何演化為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議題，從而引發覆蓋全中國的政策創制。也反應了中國改革的高層決策過程，特別是政治系統內部的信息傳遞機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就此做了專門研究。
小崗故事考究
作為農村改革的象征，小崗村故事充滿魅力。四十年之后，這個故事的里程碑光芒依然那么耀眼。但是，如果作為歷史事件來考證探究，一系列時間點并不清晰，仍有某種朦朧色彩。
小崗村故事的時間點之所以值得考究，是因為這些時間點展示了一個小村的秘密舉動如何演化為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議題，從而引發覆蓋全中國的政策創制。探索中國改革的高層決策過程，特別是政治系統內部的信息傳遞機制，不能不關注這些時間點。
1、如果不是因為保留了四十年前村民聚會分田的那間茅草屋，當年的小崗村已經“蕩然無存”。
那間茅草屋是村民嚴麗華家。那天晚上，十八戶村民代表就是在這個屋子里聚會，決定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戶去耕種，即“大包干到戶”。現在，這間屋子里的物資擺設依舊，但已經成為展現當年生活的旅游景點，每天在迎接絡繹不絕的訪客。
今日小崗村已經是一個現代化小鎮。寬闊潔凈的道路、漂亮的民居自不必說，單是村里小學，教學樓、實驗室、舞蹈廳、體育場一應俱全，其設施條件比美國的鄉村學校并無遜色。
四十年后，正是惠風和暢的“暮春之初”，我們一行人悠閑地在村里走街串巷，與村民攀談。此行人中，有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的秘書崔傳義、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的秘書陳懷仁、滁縣地委辦公室秘書江正興。
當年，他們在地縣主要領導身邊工作，親歷了小崗村故事的決策過程。可以說，在當時的地方黨政機關中，他們是目前健在的最重要當事人。我們一行人中，還有鄧小平研究的權威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原主任、《鄧小平文選》編輯、鄧小平思想生平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龍平平。與通常的游人不同，我們一行在小崗村住了下來。
在小崗村街頭，我們與當年的生產隊長嚴俊昌閑談。說起當年為什么帶頭搞包干到戶， 嚴俊昌卻從1960年前后的大饑荒談起。嚴俊昌說：“ 那時全村175人， 餓死了67 人， 其中六戶滅絕。”他強調：“當時并無天災， 如果說是天災，老天也不容。”
嚴俊昌說到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萬里。1980年1月24日，萬里到村里，嚴俊昌心里忐忑不安，“我來到萬里面前，心里害怕得很，兩腿一直在哆嗦”。萬里未曾開口而面帶微笑，第一句話是：“今年多大了？”“三十七”；萬里又問： “是不是共產黨員？”“不是。” 萬里說：“如果是共產黨員，也許就不敢帶這個頭了。”嚴俊昌聽到這里，心情完全放松下來。
2、小崗村故事已經成為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但因為發生在農民刻意保密、政府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至今仍有若干模糊。
第一，小崗村秘密開會“包干到戶”的時間。
關于這次會議的準確日期至今無法認定，或者說，目前還沒有發現可以推斷準確日期的資料。綜合有關當事人敘述，時間區間是1978年11月下旬之后和1979年4月上旬之前，或者說冬春之際。如果再聚焦，則是1979年春節前后。依據在于，雖然多位當事人敘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強調，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村里外出討飯的人們大都回來過春節的那段日子里，否則，如果多數外出討飯者未回村， 則無法聚會討論如此重要的事情。
會議在農民嚴麗華家里，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會議當天的具體時間和持續時間，也是不確定的。當年參加會議的十八位村民，現在還有十位健在。有的說是晚上很晚開會，“伸手不見五指”；有的說傍晚時分，天還沒有黑下來；有的說會開了很長時間，有三四個小時； 有的說一會兒就散會了。不論長短，其說都可以成立。說長者，是因為與會者很長時間在交流外出討飯的經驗體會；說短者，是因為當時小崗村20戶的土地已經分到了8個組，繼續分到戶相當簡單。
盡管諸多細節依然說法不同， 但基本事實是確定的：1978年末1979年初的某天，小崗村用不同于包產到組的包干到戶方式，悄悄把耕地分到農戶耕種了。
第二，公社書記張明樓知道小崗村故事的時間。
小崗分田到戶以后，最先知道的不是公社書記，而是公社普通干部，更具體說，應該是分工聯系小崗生產隊工作的公社干部。當時政府有規定，凡是包產到戶的村子， 公社就不供給稻種和牛草（喂牛用草）。負責這項工作的公社干部知道了小崗村已經包產到戶，不敢擅自決定是否發放稻種和牛草，從而報告了公社書記張明樓。張明樓由此得知此事。這個情況究竟是在哪一天，現在依然無從查究。陳懷仁回憶說，張明樓向縣委書記陳庭元匯報說，“前幾天才知道”。
獲悉小崗村分地后，公社書記知道這是政策不允許的，曾要求小崗村糾正，否則不給稻種、牛草。這就如同一種經濟制裁。陳庭元來到時，公社和小崗村正在僵持著， 小崗村的人不肯退回到原來的大包干到組，牛草和稻種也未能發放。
第三，縣委書記陳庭元知道小崗村故事的時間。
這個時間是清楚的，是1979 年4月10日。當時，縣委書記陳庭元帶著秘書陳懷仁下鄉查看春耕情況，到了小崗村所在的梨園公社， 聽完了公社書記張明樓的匯報要離開時，張明樓面有難色、欲言又止，告訴陳庭元：“有一個隊出問題了，分到戶干了”。陳庭元很吃驚。離開梨園公社后，陳庭元又讓司機調轉車頭，來到了小崗村，在村頭與正在地里勞作的青年夫妻閑談，雖然對方不肯透露實情，陳庭元還是憑借他豐富的農村經驗摸到了底實。
五天后，陳庭元又來到梨園公社。談到小崗村的事情，陳庭元對公社書記說：“就讓他們干一年試試看吧！”公社書記問：“那不是支持他們搞資本主義嗎？”陳庭元說：“他們都窮‘灰’掉了，能搞什么資本主義？最多也不過多收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陳庭元雖然告訴公社書記不要為難小崗村， 但他知道這件事犯了政策忌諱，也沒有及時報告地委。
第四，地委書記王郁昭知道小崗村故事的時間。
1979年11月初，滁縣地委在鳳陽縣召開全區農業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是地區、縣委、公社的主要領導和分管農業領導，因此又稱為“三級干部會”。王郁昭晚年說，之所以把這次會議安排在鳳陽縣召開，是因為鳳陽縣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搞得比較好，特別是大包干到組經驗突出。
會議期間的一個傍晚，王郁昭率領全體地委常委、各縣縣委書記直接進入小崗村， 從村西頭向東，挨門挨戶看了一遍，查看承包到戶后的糧食收成， 與村民交談。最后，在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家中，王郁昭主持召開地委常委會，面對生產隊長的疑問和要求，王郁昭答復：“縣委同意你們干一年，地委同意你們干三年”，“繼續進行試驗，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提高”。
但是，在此次“三干會”之前，地委書記王郁昭是在什么時間知道了小崗村的事情，目前還無法查證。那天，秘書崔傳義沒有隨同王郁昭到小崗村，因為正在趕寫第二天會議上的領導講話。現在，從王郁昭和崔傳義的工作筆記，還無法查證準確時間。
第五，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知道小崗村故事的時間。
萬里第一次看到小崗村的材料，是在1980年1月安徽省委農業工作會議期間。這次會議從1月3日開到11日。地委書記王郁昭和縣委書記陳庭元各有回憶，他們在會議開始時把鳳陽縣委辦公室關于小崗村的調查材料——《一劑不可缺少的補藥》送給了萬里。王郁昭報送了兩份，一份給萬里，一份給省委辦公廳。萬里看了材料后很高興，對王郁昭說：“像看小說一樣，連續看了兩遍。”
1月11日會議結束時， 萬里在總結講話中，從王郁昭要求給承包到戶“報戶口”、“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談起， 說：“不是我們提倡，我們的態度是，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群眾已經認可了，苦苦哀求‘讓我們干兩年好不好呀？’，那就只能同意，批準！”此時，中央文件仍然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要包產到戶”。
省委農業工作會議結束十天后，1980年1月24日，萬里在王郁昭陪同下來到小崗村。面對農民的疑慮和要求，萬里表態：“地委批準你們干三年，我批準你們干五年。只要能對國家多做貢獻， 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誰要說你們‘開倒車’，這場官司由我來跟他去打。”回到合肥一月后，萬里離開安徽，調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萬里在看到書面材料之前，是否已經知道了小崗村事情，目前無法確定。前不久，本人與時任分管農業的安徽省委書記王光宇秘書吳昭仁討論此事。吳昭仁說，王光宇是在這次農業工作會上得知此事， 萬里也應該是在會上得知此事。
第六，鄧小平知道小崗村故事的時間。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聽取胡喬木、鄧力群工作匯報時說， “‘鳳陽花鼓’中的那個鳳陽縣， 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一般人認為，這里說的“鳳陽搞了大包干” 就是指小崗村所代表的“包干到戶”，其實不然。這里的“大包干”，是指“大包干到組”。1979 年春天，鳳陽縣開始搞大包干到組，到1980年春天，在小崗村等個別生產隊影響下，鳳陽縣較大范圍實行包干到戶。也就是說，在鄧小平談話時，鳳陽縣較大范圍的 “包干到戶”才推行了兩三個月，不存在“包干到戶”后一年翻身的情況。
顯然，對于鄧小平來說，知道鳳陽縣的“大包干”（包干到組） 和知道小崗村的“包干到戶”是兩件事情。至于鄧小平是在何時知道鳳陽的“大包干到組”，這個也不清楚。一般來說，不會比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知道得早。萬里是在1979 年6月5日到鳳陽時聽縣委書記陳庭元匯報了什么是 “大包干到組”。
現在，小崗村故事仍然有朦朧模糊之處，已有敘述不乏錯訛，其中難免人為因素。本人由此想到， 關注研究小崗村，應該從多種角度，除了改革經驗的宣傳總結外， 也需要運用歷史學研究方法。搞清楚小崗村的諸多細節，需要運用歷史學家的技藝。歷史學家進入，有助于更好地總結改革的歷史經驗。
3、探究小崗村故事意義何在？具體說，這些細節問題究竟有什么意義？當然可以說，探究關注這些細節意義不大。因為，不論這些細節是否清楚，不影響小崗村分田到戶的基本事實。
但也可以說，探究這些細節很有意義。作為歷史性事件，搞清楚這些看似細微的事情，對于探究當時地方政府決策過程，乃至中央決策過程，進而考察改革初期的高層政治運行機制，都有重要作用。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樣的歷史性事件，應當盡可能在研究中呈現其全貌，以形成詳實的歷史資料。否則，將見笑于后人。三四十前的事情，如果很多當事人健在都搞不清楚，以后將更難。
小崗村故事原本是一個平常故事，是普通農民依靠生活常識就能做出的舉動，或者說，是農民憑借生存理性做出的反應性行動，不需要大學問和高智商。如果說這是一種偉大，那么，這種偉大就形成于生活常識和生存理性。
對于小崗村農民來說，包干到戶，如同千百年來中國農村大家庭的分家析產， 道理很簡單，就是離開大家庭的大鍋飯，各立門戶，生活上更加自主自由，過日子積極性更高，從外部看，管理上更加方便，監督上成本更低。農民做出這種舉措，是為了解決現實生活問題，從生活常識出發解決問題，無需高深智慧，更非要當“改革先鋒”。值得反思的問題是，過去的政策體制違背生活常識和基本理性。
因為分田到戶是基于生活常識和經濟理性的尋常行為，所以當時中國農村多有發生。有的村子秘密分田更早，但是因為保密做得好，沒有引起上級注意，反而沒有成名。
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在小崗村搞包干到戶之前將近一年，即1978年春天，附近就有生產隊悄悄搞了包干到戶。肥西縣最早的包產到戶，也不是現在被稱為“包產到戶第一村”的小井莊， 而是附近另外的生產隊。在安徽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況，在安徽以外的其他省市，也不難發現此類案例。所以，人們還在爭議哪里最早推行包產到戶。
農村改革之功之所以首推安徽，是因為在萬里主政下，安徽的政策環境特別寬松，更能體現農民意愿，在此環境中，出現了廣泛的基層政策突破。
小崗村之所以成名，基本原因在于政策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的產生，首先是基層政府的關注總結，匯報材料受到上級重視，隨后萬里前去考察，給予肯定。肥西縣小井莊也是此類情況，1979年5月和12月，萬里兩次前去考察肯定。可以說，小崗村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分田到戶事情本身，而且因為進入了政策議程，成為產生廣泛而深刻影響的政策事件。而那些分田比小崗村更早的村，則沒有這種政策影響力，只是一個孤立事件。沒有政策或政治影響的事件，自然難以成為歷史性事件。
如果說小崗人有什么獨特的精神品質，也許關鍵性因素，就是“較勁”“不聽話”。小崗人這種“較勁”表現在兩個方向上，一個是“對上較勁”。聽當地干部介紹， 公社化以來，在上級領導眼里小崗村就是麻煩制造者。在以階級斗爭作為統治工具的年代里，這個村里連個地主富農也沒有，戶戶都是窮人，出身很硬氣，在很多事情上不肯聽上級招呼，很讓上級領導頭疼。
一個是內部也“較勁”。大包干到組以后，二十戶已經分了八個組，一個組只有三兩戶，但是組內成員之間干活多少依然很計較，甚至在親兄弟之間也要計較出工多少，以至于妯娌失和，隊長難以協調。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一致決定分田到戶。因此，分田到戶這個事情，既不是隊長的主意，也不是隊長的決策，而是全體社員的要求。
在1980年1月11日省委農業工作會議講話中， 萬里曾談到小崗人的這種特性， 說：“我看了一份包產到戶的材料。一個二十戶的生產隊，戶戶都有人當過隊長，沒有一家沒有當過隊長的，你在臺上，我在臺下，臺上壓臺下的，臺下的轟臺上的。”
這種計較或不聽話的特性，也許就是一種敢于突破的改革精神。試想，如果他們都很聽上級領導的話，上級叫干啥就干啥，“不越雷池一步”，而且鄰里兄弟之間都風格很高，誰家出工早晚都不計較，那就不需要把地分到戶里去了。
有人說，小崗村還沒有富起來，說明家庭承包制作用有限，甚至說改革并不成功。這種看法貌似有理，其實無法服人。不論小崗村現在如何，都不影響他們的歷史功績。即便小崗村現在并不富裕，也無損于當年已經做出的歷史貢獻。因為，小崗人代表的農民首創精神和歷史力量，開創了新體制。
這種新體制為廣大農民贏得了自由和權利空間，為更多農民富裕起來奠定了基礎。或者說，包干到戶以后， 雖然小崗村人沒有很快富裕起來， 但是，包干到戶這種體制，為更多農民帶來了自由和權利，為更多農民的富裕創造了條件。
萬里并不懂農業
萬里于1980年春天到中央，主管農業至1986年。在推進包產到戶過程中，曾經激烈批評農口部門思想僵化，不了解農民，不懂得尊重農民。
萬里尖銳批評國家農委、農業部、農業機械部等農口單位，也指名道姓地批評有的部長。萬里感嘆，農口以外的部門，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等單位，倒是思想比較解放，不那么僵化。萬里在農口部門開展了強有力的思想整頓，要求農口領導干部大規模下鄉，看看農民在做什么、想什么。他批評農業部門，“坐在大樓里對農民指手畫腳”，“農民吃不上飯，不見你們說個啥話，農民搞了包產到戶，吃上了飯，你們憂心忡忡，指責農民破壞了社會主義”。道理上，農口部門最懂農業，最了解農民，但是，卻在改革中成為重大阻力。這是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當時農口部級干部中，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被認為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代表人物。李友九長期從事農業領導工作，堪稱是農村工作專家。五十年代初期，李友九進入中央農村工作部擔任中層部門負責人，后來，到廣西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文革前，到甘肅省委擔任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文革后期，到農林部擔任副部長，分管政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等。從領導工作經驗來說，顯然誰也不能說李友九不懂農業。但是，從包產到戶剛剛出現，直到很多年后，李友九都堅持不同看法，態度并沒有改變。
萬里曾多次嚴厲批評李友九。1981年3月11日，萬里在國家農委黨組會議，說：“不知道他哪里來的一股勁兒？實踐的東西，理論的東西，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東西，都說服不了他。”但是，萬里也表示了某種贊賞：“這個人有個好處，不隱瞞自己觀點，我喜歡這樣的人。不管是誰講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講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見。我說，你有意見可以寫報告。”從李友九回憶錄來看，他的這種堅持和執著，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確。顯然，李友九反對包產到戶，是基于政見不同，是一種政治信仰的力量。
從當時的政策紛爭過程來看，還有一種反對態度，不關乎政見和信仰，而是出于對政治機會的把握。那時很多領導干部，內心對包產到戶有認同，但是并不選擇支持，而是選擇了追隨政策主流，上級文件怎么說就怎么做，讓批判就批判，不讓搞就不搞。如果從特定政治標準看，這些官員只是聽命于上層的政治決定，不敢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主動改革，缺乏創新勇氣，顯然不值得稱道。但是，如果換一種標準看，在現代國家體制中，負責政策制定的政務類官員（所謂政客）與負責政策執行的事務類官員（公務員）各有角色，事務類官員堅持政治中立，忠實于執行既定政策，而不是在政策主張上自搞一套，這也是無可指責的。
從根本上說，懂不懂農民，能不能尊重農民，其實并不決定于是否懂農業，不在于懂多少農業生產，不在于懂多少農村經濟管理，而在于政治理念，包括思想感情、意識形態等。
如果說，懂農民是指能夠理解農民，特別是知道農民的需求，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了解農民需要的情況下，是否愿意順應農民需要，尊重農民意愿，這是根本性問題。進而，如果愿意順應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意愿，則接下來的問題，是否敢于為農民而堅持，敢于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風險。或者說，是否能夠理解農民，是否愿意尊重順應農民，是否敢于為農民而擔當政治風險，這是三個問題。
對于政治領導人來說，應該既能理解農民，也愿意順應農民，還敢于支持農民，即做到“三位一體”，才能成為改革家。萬里等改革家的偉大，不在于懂農業，而在于懂農民，懂得尊重農民智慧和創造性，敢于支持農民的權利要求，而不是把農民視為“群氓”、“阿斗”，認為農民“落后”、“愚昧”，而只有領導人最聰明，農民應該按照領導構想的方式去生活，農民的生活應該被領導們設計、規劃。
人民公社體制的根本問題，是這種體制不承認農民的智慧和創造性，不容忍農民的偉大。因為，這個體制把所有農民視為公社這個體制機器中的零件，不容許其自主權，抑制其創造性。萬里曾經指責這種公社體制是“集中營”，是“剝奪農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會議中討論到憲法修改中的人民公社問題，萬里指出，“要廢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長不了，我們的公社也長不了”。因為人民公社不承認農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不尊重農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所以，從根本上，農民最終也不能容忍這樣的體制。
關于農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經驗，黨中央文件已經有精辟總結，就是尊重廣大農民的首創精神和選擇權利。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承認和容忍農民的偉大，不應當僅僅是一種理念，或者說不應該僅僅表述為理論總結和政治宣傳，更重要的是，要體現為制度化保障。如何從制度上容忍、保障農民的創造精神和選擇權利。這是又一個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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