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發展中國家一個十分重要的產業,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能不討論農業的發展問題.在西方經濟學中,農業經濟學原不是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對農業經濟的研究最初僅局限于農業技木,如化肥的使用, 茬口的安排等,一般經濟學家并不涉及農業發展的研究。50年代以后,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研究的興趣加強,繼而發展經濟學的創立和擴展,經濟學家才越來越重視對農業經濟的研究。然而,由于對農業研究的角度和出發點不同,有關農業基本問題的認識差異很大,其中的一些理論對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有害的影響。正確地認識有關農業的基本間題,擺正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位置,對于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從西方經濟學家如何看待農業,如何認識農民,以及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三方面來評述西方農業經濟發展理論.
一、如何看待農業
如何看待農業,農業在經濟發展中到底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對這一基本問題的回答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的出發點.追溯西方經濟學家有關農業的認識,可分為兩個階段:60年代以前,由于受一系列經濟理論的影響,認為農業是一個趨于衰退的產業,農業的任務只是為工業提供積累,從而忽視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6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對農業的看法發生了根本變化,許多經濟學家從理論上和經驗上論證了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發展的必要性.
在50年代的經濟理論中,爭論最大、影響最深的當屬劉易斯的“零值勞動力”理論.劉易斯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增長迅速, 單位土地上勞動力的增加使得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業勞動力進一步增加的結果是勞動力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直至勞動力增加的邊際產出為零.劉易斯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在近代勞動力增加的數量大大超過了土地所能接受的合理界限,因而繼續增加勞動力的投入時土地產出量不變,這種增加的勞動力稱為“零值勞動力”。如果把這些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去,不僅不會影響農業生產,而且他們在工業中的勞動會增加工業品產量, 從而提高整個國家的收入水平。因此,劉易斯的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源泉在于產業結構轉型, 也就是應該優先發展工業,盡快把對農業生產沒有實際貢獻的勞動力轉移到工業, 促進工業的發展。
認識農業的第二個觀點源自對恩格爾規律的解釋。一般地,可將人們的消費分為三類,即食品、工業品和文化生活.隨著收入水平的逐漸提高,這三類消費的比重會發生某種必然的變化,即在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 消費結構中食品的比重較高,而隨著收入的增加,這一部份比重趨于下降.食品主要來自農業,由于人們對食品的需求越來越少,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總產值中的份額將卞降,由此有些經濟學家認為農業既是一個必將衰退的產業,就應該優先發展工業。
第三個有影響的觀點是“剪刀差”理論。普雷比晉和辛格爾兩位經濟李家認為,由子土農產品比價不合理,工農產品間的交換存在“剪刀差”.而在國際貿易中,發展中國家主要輸出農產品,發達國家則輸出工業品,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交換中因輸出農產品而受“剪刀差”的剝削,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為了擺脫這種受剝削的地位,他們兩位主張發展中國家應當優先發展工業.
除上述三種觀點外,在60年代初還有一個盛行的觀點即所謂“連接環節”理論.赫青曼認為,由于每個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資金有限,應該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能對國民經濟發展帶來最大促進作用的產業中去.從這一前提出發,他提出了連接環節的概念, 認為應該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連接環節最長的產業中去,與一個產業的投入產出相關聯的產業組成連接環節.后向連接導致了為該產業提供設備和原材料的產業的發展, 前向連接促進了使用該產業產品的后續產業的發展.由于農業的產品大多直接由生產者到消費者,或者至多加上一個加工環節,因而可以認為農業的連擠環節最短,而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連接環節最長.從而得出結論,投資在農業最不合算，應該將有限的資金投向重工業,以促進工業的優先發展,我困50 年代“以鋼為綱”的發展戰略與這一理論相吻合,也是當時國際學術界關于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基本觀點.
上述四種觀點都曾盛行一時,對當時許多發展中國家犧牲農業片面追求工業發展不無影響。但進一步的分析發現,上述理論忽視了一些基本事實,因而是片面的觀點,遵循這些理論的發展中國家其結果不僅農業凋蔽,工業發展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首先,一個基本的爭論是關于農村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 也即是否存在邊際產出為零的勞動力。劉易斯作了一些非常簡單的假設:(1)假設農業技術不變;(2)假設土地和其他資源的投入量不變.他是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討論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而事實上,農業技術不斷改變,甚至精耕細作,種植業結構的變化也是一種農業技術的改變。由于農業技術的改變,對勞動力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并且產出量也發生了變化。以我國的水稻作物帶北移為例,水稻作物替代小麥作物的結果是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單位面積上作物產量提高,一從而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增加, 整個農業勞動力的報酬水平提高. 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 農業資源的有效投入量將會增加,如提高復種指數、實現水利灌溉等,老巧可以提高單位土地的產出,實際上也就等于增加了土地的有效供給.另外,如實現農業機械化, 使用化學除草劑等,都能節省勞動力的投入,實際上也就增加了可使用的勞動力數量, 而如果農業勞動力很多,生產可以進一步專業化,可以增加復種指數,擴大勞動力密集的作物的種植等等。由于農民可以作如此多的選擇和調整,農業中不可能有邊際產出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存在。一般地,我們可以說農業勞動很豐富,但不能說有剩余勞動力存在。這一認識的意義在于,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必須首先發展農業,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否則將會導致農業產出陰下降.其次,在一個開放的國家中, 優先發展哪一種產業并不取決于國內市場的大小,而是取決于國內和國際產品交換的比較利益。不能簡單地從國內居民的消費結構中農業產品所占份額的下降得出農業必然衰退的結論。如果本國生產的農產品具有國際比較利益的優勢, 在國際上有充分的競爭力,就應該繼續增加對農業的投資,促進農業的發展.現代發達國家的農業仍是興旺的產業就是一個例證。同樣地,我們也不能簡單地以糧食能換回多少工業品,來判斷“剪刀差”的存在和擴大.實際上,所謂的“剪刀差”可能是由子工業產品質量不斷提高,而農產品的質量變動很小,所以在國際產品交換中,單位農產品所能換回的工業品也就越來越少.應該承認,即使在工農業品的交換中存在。剪刀差,也不必然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應該放棄農業的發展,決定發展中國家產業發展的是國內的資源優勢,而不是“剪刀差”或其他，就處于初始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其資源優勢是豐富的勞動力,最稀缺的資源是資本,根據成本與效益的比較選擇,發展中國家應該發展勞動力密集的產業,以充分發揮比較利益優勢。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包括農業和勞動力密集的制造業。只有不放棄農業的發展,從農產品的交換中積聚資本,才能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過渡.從戰后各國實踐的經驗來看,任何試圖超越農業發展階段和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階段的發展戰略,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并被證明是失敗的一我國最近提出的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綜上所述,如果農業中沒有邊際產出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存在,那么要轉移農業勞動力就必須不斷提高農業動生產率,亦即必須不斷提高農業投入的數量和質量.如果農業資源豐富,勞動力充裕,就應該充分發展具有比較利益優勢的農業產業,以農業的充分發展促進國內經濟的成長。這一觀點在60 年代以后已逐漸為西方發展經濟學家所認識和接受.
二、如何認識農民
和忽視農業的經濟發展理論同時并存的一種觀點認為,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是保守、無知、落后的.早期關心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經常發現,一些在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先進農業技術,農用機械,化肥,大規模的農場經營等不為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所接受,這些生活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們于是認為落后地區的農民是無知的、非理性的.其中最常被用來證明傳統的農民是非理性的論據是:農民缺乏現代企業家所應具備的品質條件—儲蓄.按現代的經濟理論分析,一個理性的人為了效用的最大滿足,應該同時考慮當前消費和未來消費.60年代以前的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傳統農民的低儲蓄傾向,證明農民不具備平衡當前和未來消費的能力,因此是不理性的。對傳統農業地區農民行為的認識在60年代初期受到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的挑戰.舒爾茨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認為,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根據長期的生產經驗,已經把他所能支配的生產要素作了最佳配置, 因此不能簡單地依靠資源的重新配置來提高生產效率。而且, 增加這些傳統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也很低,不值得農民省吃儉用來增加要素投入。用舒爾茨的話來說,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是“窮而有效率的”.一個理性的農民是要根據成本與收益的比較才能決定是否采用某一項新技術。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用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不采用先進國家的良種和其他新技術來證明他們是無知的、非理性的.譬如,盡管現代良種與傳統品種相比,平均產出較高,但新品種要在適宜的條件下,產量才很高,而如果所需要求不能很好地滿足,則可能導致新品種的產量低于傳統品種。現代良種是一種高預期產出和高風險的作物。在有完全的保險市場或金融市場發育良好的地方,決策者可以依靠保險來克服風險或靠存貸調節來保證消費不因產量的變化而起伏太大,因此決策者預期收入最大的方案也就是使決策者效用最大化的方案,這也就是為什么大農和現代企業的目標函數經常可以簡化為利潤最大化。但在落后地區則與此相反,這里的農民沒有作物保險,金融市場狹小,農產品,市場發育不健全,減產對農民來說,可能是死亡的威脅,而且由子農產品市場運轉困難,或因農產品價格降低,或兇農民不能將剩余的農產品賣出, 豐收對農民收入提高的影響也許有限.因此,農民寧肯犧牲預期產出高的現代品種,種植盡管預期產出較低、但旱澇保收的傳統品種,以較低的預期收入來換取較大的安全保障.另外,在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昂貴,機器設備的相對價格較低,以機器替代勞動力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與此相反,在落后地區,一般勞動力較豐富,資本設備較為稀缺,因此勞動力相對便宜,機器設備較為昂貴,以機器設備替代勞動力的結果可能是生產成本增加,經濟效益降低.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對不能增加其效益的某些現代良種和技術的反應正是其理性的表現, 如果現代化的優良品種和現代技術的推廣真能提高農民的總體效用,那么傳統農民接受良種和新技術的能力與速度不會比發達國家的現代農民差.“農民的行為是理性的”,這在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出版后已被一般西方經濟學家認識和接受.
三、知何發展農業
基于60 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對農業和農民問題的以上認識,速發展中國家農業現代化的問題他們的興趣轉向了如何才能加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投資的傾向低是因為缺乏有利的投資機會,必須為農民提供具有高投資效益、真正適合落后地區自然資源、技術和良種。另一方面,新的技術設備和品種的采用,要打破這種貧困的陷人文狀況的現代化生產
要求農民放棄單靠從實踐中積累下來的經驗, 學習掌握新的資源配置和管理方法, 亦即重新學習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成本之一,這種成本的高低和農民的教育水平成反比.因此,要使傳統農業迅速轉型為現代化農業,經由教育投資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使農民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掌握新的耕作技術和應付隨之而來的風險, 是傳統農業迅速轉型的一個必備條件.在60年代中期,舒爾茨根據上述的認識,將落后地區農業發展的道路歸結為兩個方面:(l)新的知識和新的技術要素包括機器、設備和良種的供給;(2)農民獲得這種知識并有效地使用新的技術要素的能力.1舒爾茨有關人力資本投資重要性的看法獲得普遍的肯定,但在舒爾茨的理論中并沒有說清楚什么樣的技術要素是新的有利的技術要素,以及這樣的技術要素如何被創造出來。這一直到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出現的“誘發性技術創新理論”才獲得了較好的說明.60年代后期,美國的拉坦(Rutatn)和日木的速水佑次郎分別研究美國和日本的農業現代化歷程發現,美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主要是機械化的道路,而日本的道路則主要是化肥、良種和水利化的道路。這兩種情況表面上看來南轅北轍極不相同,但拉坦和速水發現這兩條道路背后的經濟道理是相通的。美國與日本的資源差別是:美國人少地多,日本人多地少.在美國最貴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在日本則是土地。美國的機械化道路節約了勞動力因此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成本;日本的化肥、良種和水利增加了耕地面積的有效供給,因此,也同樣是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成本。他們認為一條真正有效的農業發展道路應該能夠提供補充那種最稀缺要素技術的道路,換句話說,一個國家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不取決于技術的可能性,而是取決于這種技術的經濟可行性。由于新技術的經濟可行性因各個國家資源條件不同而異,一個國家的科研投資方向也會因而受到影響。在人少地多的國家或地區, 科研投資會披導向創造勞動力替代的新技術,而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則會被引導向土地替代的要素,拉坦和速水把這種因適應于各個地區不同的要素相對價格而產生的技術創新稱為“誘發性技術創新”。這一理論補充了舒爾茨農村發展理論的不足,給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科研和現代化道路的方向提供了一個理論分析的框架。經拉坦和速水的努力,“誘發性技術創新”的概念已得到越來越多的農業經濟學家和農村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四、結束語
本文簡單評述了自50 年代以后西方農村發展理論的三個側面.事實上,西方農村發展理論所討論問題的范圍遠比本文涉及到的廣泛得多,但從這幾個側面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和我國過去30年來的情形一樣,西方經濟學界對農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認識亦是幾經波折的。農業從被認為是落后的,不值得重視的, 它對經濟發展所能做的唯一的貢琳是為工業化提供積累,轉變到成為一個可以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的一個部門.當然,工業化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的最終目標之一,但在農業勞動力還屬極大多數的落后地區,農業本身的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對農民的認識也是從農民是落后無知轉變到是窮而有理性的.承認農民的行為是理性的,對農村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農民已經在他所允許的范圍內作出于最佳的選擇,要真正改變農民的行為,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就必須從改變限制農民選擇范圍的外部條件著手,包括制度外部條件,如市場制度的建立,產權的明確劃分等;科技外部條件,如新的更有效率的機器設備、化肥、良種的提供,這些外都條件的改變一般說來單靠市場或單家單戶的農民本身是無法做到的,政府的積極支持和推動往往是必要的條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誘發性技術創新理論對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具有相當高的借鑒意義。在過去兒十年里, 我們曾把農業現代化片面理解為機械化。但是我國幅員遼闊,在東北、西北京地廣人稀,最稀缺的投入要素是勞動力,機械化的政策是合適的.而在東部沿海省份,地少人多,勞動力并不稀缺,于是拖拉機主要被用來跑運輸,在農地里用的機械多數是灌溉機械,這種情形基本上證實了誘發性技術創新理論在我國同樣是適用的。今后在我國農業現代化目標的選擇上,不應強求全國一致,而應根據各地情況的不同因地制宜。
作者單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19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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