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多中心治理理論的視角出發對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八種典型模式進行概括分析，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成功經驗為：政府提供法律支持和資金保障，農民協會改善村民的弱勢地位，城市、企業和高等院校推動鄉村的發展與繁榮，村民尤其是鄉村精英加快農村改革的進程以及農村金融機構承擔著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擔。結合我國鄉村治理的發展歷程、主要特點和國外鄉村治理成功的經驗，當前我國需要構建的是一種“有限政府、農民主體、依托農協、全社會參與”的多中心的鄉村治理模式，具體包括確立有限政府的原則，提高村民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農協作用，調動城市、高等院校、企業與金融機構等鄉村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共同致力于農村現代化建設。
【關鍵詞】發達國家；鄉村治理；典型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論
一、引言
“鄉村治理”、“鄉村建設”抑或是“新農村建設”是現代國家自上而下對農村進行宏觀管理和傳統鄉村自下而上實行自我改造相結合的農村改革策略。鄉村治理對于維護農村穩定和社會和諧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鄉村社會能否實現善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進程。鄉村治理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數個世紀的發展歷程，逐漸形成了符合本國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目前，以日本的造村運動、韓國的新村運動為代表的東亞鄉村治理模式，將縮小城鄉差距、振興鄉村發展作為目標；以德國的村莊更新、荷蘭的農地整理、瑞士的鄉村建設和法國的農村改革為主的西歐鄉村治理模式，更多的是注重鄉村的生態環境、景觀保護以及文化條件等方面的建設；以美國的鄉村小城鎮建設、加拿大的農村協作伙伴為代表的北美鄉村治理模式，提倡城鄉一體化，追求農村的經濟、政治平衡發展。歷史發展和實踐經驗證明，上述國家的鄉村治理模式對于縮小本國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質量、促進現代化農村發展都具有明顯的成效。
從現階段理論界對于國外鄉村治理典型模式的研究情況來看，在鄉村治理的發展歷程、類型特點、社會影響和經驗啟示等方面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全面梳理與詳細考察，我們發現目前對于國外鄉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其一是對國外鄉村治理模式啟示意義的探討。王芳等（2008）在考察了韓國、美國和日本農村建設的基礎上，總結出對于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主要經驗包括：政府大力倡導和推動農村區域建設、發展區域化、專業化、產業化農業和培養新型農民。郭永奇（2013）總結了德國、韓國、日本等國家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經驗，并從建設理念、建設主體、基礎設施、法律法規和財政投入等方面提出了我國可以借鑒的政策建議。李雯等（2008）經過對日本、美國和德國的新農村建設經驗分析，認為我國的農村建設應實行基礎設施先行原則、注重文脈的傳承以及推進先進的規劃管理模式。其二是關注了發達國家和地區鄉村治理模式的經典個案。譬如，對于日本“一村一品”運動開展的背景、主要做法和現實成效進行了研究，如李乾友（2005）、陳磊等（2006）、張永強等（2007）。對于韓國“新村運動”的社會經濟背景、具體內容、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考察，如韓立民（1996）、李強等（2006）、陸相欣（2007）、黃建偉等（2009）。此外，還有極少的文獻分析了法國農村改革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如周建華等（2007）；德國村莊更新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借鑒意義，如常江等（2006）；美國農村小城鎮發展（孔祥智，1999）；加拿大農村建設經驗研究（郭亨孝，2006）；瑞士農村建設及農業政策調整（劉國遠，2008）以及荷蘭鄉村地區規劃演變歷程與啟示（張馳等，2015）。
上述關于國外鄉村治理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感性素材，為我們了解國外農村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借鑒，但從研究內容上看還是僅局限于概況介紹和經驗總結，其中雖然也有對各個國家鄉村治理模式的特征探討，但總體而言，對于國外鄉村治理的經典模式的比較分析、學理探討以及結合我國鄉村治理的發展歷程和主要特點，進而提煉出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現實差距，最終總結出符合我國鄉村治理發展模式的成果仍不多。本文試圖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分析框架來解讀西方發達國家的鄉村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論是由邁克爾?博蘭尼在《自由邏輯》一書中首次提及和闡述，之后由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基于深刻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所共同創立。多中心治理理論強調公共事務的治理主體應該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各主體相對獨立且彼此之間相互聯系，在一定范圍內共同承擔公共事務治理的職責，從而實現社會的善治，提升治理的整體效益。多中心治理實質上是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共治”模式（埃莉諾?奧斯特羅姆，2000）。從多中心治理理論的視角出發，本文通過對日本、韓國、德國、荷蘭、瑞士、法國、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典型鄉村治理模式的比較研究，總結出國外鄉村治理中各個參與主體實踐成功的共性規律，并在考察我國鄉村治理發展歷程和鄉村治理特點的基礎上，提出構建當前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對策建議。
二、 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典型模式探析
（一）因地制宜型：日本造村運動
因地制宜型模式是指在鄉村治理中，以挖掘本地資源、尊重地方特色為典型特點，通過因地制宜地利用鄉村資源來發展和推動農村建設，最終實現鄉村的可持續性繁榮，以日本的造村運動最為典型。二戰后，日本政府為了提升社會發展的速度，實行了一套城市偏向政策，注重發展城市工業，片面追求經濟發展，以求快速推動整個國家的繁榮。在這種策略引導下，勢必會導致城鄉發展的不均衡，造成農村發展的落后。為了振興農村，實現城鄉一體化目標，大分縣前知事平松守彥率先在全國發起了以立足鄉土、自立自主、面向未來的造村運動。在政府的大力倡導與扶持下，各地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形成了為世人稱道和效仿的“一村一品”。在具體內容上，首先，日本政府根據本國的地形特點、自然條件狀況，培育了獨具特色的農產品生產基地，譬如水產品產業基地、香菇產業基地、牛產業基地等。其次，為了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政府采取對農、林、牧、副、魚產品實行一次性深加工的策略。再次，充分發揮日本綜合農協的作用，在農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環節建立產業鏈，促進產品的順利交易。接著，通過完善教育指導模式，開設各類農業培訓班、建立符合農民需求的補習中心，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和農業知識。最后，政府對農業生產給予大量補貼和投入，支持農村發展。造村運動振興了日本農村經濟，促進了日本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因地制宜型模式在具體的鄉村治理實踐中，非常講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路，通過整合和開發本地傳統資源，形成區域性的經濟優勢，從而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產品。從當前農村發展的現狀來看，很難找到適用于各地區的標準化鄉村治理模式，因此，因地制宜型的鄉村治理能夠充分發揮本地優勢，有利于提升鄉村社會的整體效益。
（二）自主協同型：韓國新村運動
自主協同型模式是以創造低成本推動農村跨越式發展的典型模式，主要通過政府努力支持與農民自主發展相配合共同推動與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以韓國的新村運動為代表。和日本造村運動的背景相似，韓國新村運動也是在國內重點發展工業經濟，壯大城市發展，由此導致了城鄉兩極分化、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貧富差距懸殊的情形下開展的。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為了改善城鄉關系、推動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決定在全國實行“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運動。自主協同型的韓國新村運動模式具有科學的發展策略，第一，針對農村基礎設施破舊的現狀，政府在鄉村積極興建公共道路、地下水管道、鄉村交通、河道橋梁，以此整頓農村生活環境，提升農民生活質量。第二，通過改變現在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廣水稻新品種，增種經濟類作物，建設專業化農產品生產基地，提升村民的經濟收入。“農戶副業企業”計劃、“新村工廠”計劃以及“農村工業園區”計劃也都是政府為了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創建的重要舉措。第三，培育和發展互助合作型的農協，通過對各類農戶提供專業服務和生產指導，以此促進城鄉實現共贏。第四，在各個鄉鎮和農村建立村民會館，用于開展各類文化活動，激發農民的參與性和積極性。第五，政府在農村中開展國民精神教育活動，提高鄉民的知識文化，創造性地讓農民自己管理鄉村和建設農村。新村運動的實施改變了韓國落后的農業國面貌，重新煥發了鄉村的活力，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
自主協同型模式是在城鄉差距十分大的國家或地區非常實用的一種鄉村治理模式。一方面，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地位，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需要對農村進行整治和改造；另一方面，長期處于貧困處境的農民，也非常愿意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落后的現狀，改善生活質量和增加經濟收入。
（三）循序漸進型：德國村莊更新
循序漸進型模式是將鄉村治理看做一項長期的社會實踐工作，在這過程中，政府通過制度層面的法律法規調整，對農村改革進行規范和引導，逐漸地將鄉村推向發展與繁榮，以德國的村莊更新為典型。德國的鄉村治理起步于20世紀初期，其中對于村莊更新是政府改善農村社會的主要方式，歷經了不同的發展階段。1936年，政府通過實施《帝國土地改革法》，由此開始對鄉村的農地建設、生產用地以及荒廢地進行合理規劃。1954年，村莊更新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在《土地整理法》中政府將鄉村建設和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完善作為村莊更新的重要任務。在此之后，德國的巴登威滕堡州、巴伐利亞州都陸續出臺了村莊更新的發展計劃。1976年，德國在總結原有村莊更新經驗的基礎上，不僅首次將村莊更新寫入到修訂的《土地整理法》，而且試圖保持村莊的地方特色和獨具優勢來對鄉村的社會環境和基礎設施進行整頓完善。到了20世紀90年代，村莊更新融入了更多的科學生態發展元素，鄉村的文化價值、休閑價值和生態價值被提升到和經濟價值同等的重要地位，實現了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德國村莊更新的周期雖然漫長，但是所發揮的價值和起到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對于鄉村治理來說，這種對村莊循序漸進的發展步驟更能使農村保持活力和特色。
循序漸進型模式是針對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不斷調適現行的鄉村治理目標、方式和手段，以求實現農村社會的整體效益，這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循序漸進型的鄉村治理模式下，政府通過宏觀上的規劃制定和綜合管理，依靠制度文本和法律框架促進農村社會的有序發展。
（四）精簡集約型：荷蘭農地整理
精簡集約型模式是指在國土面積不大、鄉村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通過整合現有農村資源，充分發揮地區優勢，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以荷蘭的農地整理為代表。荷蘭的國土面積僅為4萬多平方公里，卻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農業出口國，這樣的成就和荷蘭鄉村實行的精簡集約型的農地整理模式是密切相關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荷蘭政府就頒布實行了《土地整理法》，明確了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各項職責和鄉村發展的基本策略。在此之后通過的《空間規劃法》對鄉村社會的農地整理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明確鄉村的每一塊土地使用都必須符合法案條文。1970年以后，荷蘭政府重新審視了農地整理的目標，通過更加科學合理地規劃和管理，避免和減少農地利用的碎片化現象，實現農地經營的規模化和完整性。從荷蘭農地整理推行的發展方向來看，政府已經改變了過去單方面只強調農業發展的單一路徑，而轉向多目標體系的鄉村建設，譬如：推進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提高自然環境景觀的質量；合法規劃農地利用，推進鄉村旅游和服務業的發展；改變鄉村生活質量，滿足地方需求等。通過農地整理，荷蘭的鄉村不僅環境良好、景觀美麗，而且農業經濟發達，農民的生活條件也日益優越。
精簡集約型模式是國家在農村資源相對有限的情形下，通過對鄉村的精耕細作、多重精簡利用的方式，達到規模化和專業化的經濟社會效益。在精簡集約型模式運作下，一方面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保護了鄉村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另一方面也達到了村莊城市化、可持續性發展的目的。
（五）生態環境型：瑞士鄉村建設
生態環境型模式是指政府在鄉村建設中，通過營造優美的環境、特色的鄉村風光以及便利的交通設施來實現農村社會的增值發展，提升農村的吸引力，其中瑞士的鄉村建設最為典型。隨著社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瑞士的農村和農民不斷減少，但是瑞士政府依舊將鄉村發展作為推動國家前進的重要組成部分，努力實現鄉村社會的繁榮。從瑞士政府對于鄉村建設的主要做法上來看，十分重視自然環境的美化和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瑞士政府通過制定相關激勵政策，對農業發放資金補助，向農民提供商業貸款，幫助其改善農村環境。通過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自籌資金的方式，政府為鄉村建設學校、醫院、活動場所以及修建天然氣管道、增設鄉村交通等基礎設施，以此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政府對鄉村的持續性改造下，使得村莊風景優美，生機盎然；鄉村靜謐，環境舒適宜人；鄉村基礎設施完善，并且交通便利。現階段，瑞士的鄉村將農村與周邊的自然環境協調起來，以環境優美著稱，有著獨具特色的田野風光，因而成了人們休閑娛樂和戶外旅行的好去處。
生態環境型模式是以綠色、環保理念為依托，強調將鄉村社會的生態價值、文化價值、休閑價值、旅游價值以及經濟價值相結合，從而改善鄉村生活質量，滿足地方發展需求。生態環境型模式在工業發達、城市化水平較高以及鄉村建設已經達到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比較適用，也是農村現代化的樣板。
（六）綜合發展型：法國農村改革
綜合發展型模式是指以滿足農村現代化的需求為核心，通過農村建設的集中化、專業化以及大型化方式，推動鄉村的綜合發展，以法國的農村改革為典型。法國作為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既是一個工業強國，又是一個農業富國。法國只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就實現了農村現代化建設，這主要是緣于法國政府采取了適宜的發展策略，積極有效地推進農村改革。法國農村改革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發展一體化農業”。所謂“一體化農業”，就是在生產專業化和協調基礎上，由工商業資本家與農場主通過控股或締結合同等形式，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企業方式，把農業與同農業相關的工業、商業、運輸、信貸等部門結合起來，組成利益共同體（周建華等，2007）。實行“一體化農業”能夠將農業和其余相關部門集合起來，通過其他部門和機構提供資金和技術指導帶動農業建設，實現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其二是開展領土整治，通過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幫助和支持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實現農村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以此加快鄉村社會的現代化建設。法國在進行農業一體化改革和開展領土整治工作中，政府都非常強調應用財政扶持、技術保障以及教育培訓等綜合的方式來支持鄉村建設，助推鄉村社會的善治。這些措施最終能夠加快鄉村地區的發展，使得城市和鄉村地區的發展速度、經濟水平和預期目標趨于平衡。
綜合發展型模式是在國家整體規劃和科學指導的精神下，通過有效協同的方式，加強了各部門之間的聯系，很好地整合了社會中各個部門的優勢資源，使其共同致力于推動鄉村社會的發展。綜合發展型模式非常強調完善的合作機制，以融合和互促的手段建設利益共同體，形成工農共同發展的良性經濟循環，加快了農業現代化實現。
（七）城鄉共生型：美國鄉村小城鎮建設
城鄉共生型模式以遵循城鄉互惠共生為原則，通過城市帶動農村、城鄉一體化發展等策略來推動鄉村社會的發展，最終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雙贏局面，以美國鄉村小城鎮建設為典型。美國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在鄉村治理過程中，非常推崇通過小城鎮建設來實現農村社會的發展。20世紀初，美國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中心過度擁擠，導致許多中產階級向城市郊區遷移，極大地推動了小城鎮的發展。再加上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小城鎮功能設施的齊全以及自然環境的優越，進一步助推了小城鎮的成長和發展。美國小城鎮的發展與政府推行的小城鎮建設政策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60年，美國推行的“示范城市”試驗計劃的實質就是通過對大城市的人口分流來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在小城鎮的建設上，美國政府非常強調富有個性化功能的打造，結合區位優勢和地區特色，注重生活環境和休閑旅游的多重目標。小城鎮有著良好的管理體制和規章制度，能夠對全鎮的經濟社會進行統籌監管，保證小城鎮發展的有序與穩定。由于美國城鄉一體化已經基本形成，因此，美國小城鎮建設能夠很好地帶動鄉村的發展。
城鄉共生型模式產生于特殊的社會人文環境，多見于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以農村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發達的城鄉交通條件為基礎，能夠全面提升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在城鄉共生模式下，政府在追求經濟目標的同時，更加重視鄉村生態、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發展。
（八）伙伴協作型：加拿大農村計劃
伙伴協作型模式是指在互相交流和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通過跨部門之間的協商合作形成戰略伙伴關系，最終共同致力于鄉村善治目標的實現，以加拿大的農村計劃最為典型。加拿大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也存在著城鄉之間貧富分化的情況。為了扭轉這一現象，提升鄉村社會的活力，加拿大政府于1998年頒布實施了《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務治理以及村民的就業教育問題的解決力度。伙伴型的鄉村治理模式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通過建立跨部門的農村工作小組支持和解決鄉村問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第二，建立農村對話機制，定期舉辦農村會議、交流學習、在線討論等活動，及時掌握社情民意，為民眾排憂解難；第三，構建農村透鏡機制，使各級政府部門官員站在村民立場上，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第四，推動和組織不同主題的農村項目，激發企業和個人到農村創業的激情；第五，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建立信息服務系統和電子政務網站，為村民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和專家指導建議。通過農村協作計劃的實行，政府成了維護村民利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好伙伴，極大地推動了鄉村地區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
伙伴協作型模式改變了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政府通過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與村民形成了新型的合作伙伴，積極幫助農民改善生活，促進農村現代化的快速實現。伙伴協作型鄉村治理模式的主要價值在于實現城鄉的統籌協調發展，通過平衡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農村社會的整體效益。
綜上所述，西方發達國家鄉村治理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歷程，至今已形成了八種鄉村治理模式。這些鄉村治理模式盡管類型多樣（有些是自上而下產生的，有些是上下結合驅動的）、特點各異（有些是外生的，有些是內生的），但是其都發揮了政府部門、農民協會、鄉村精英、普通村民、城市、企業、高等院校、金融機構等參與主體的功能作用和內在價值，充分體現了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思路，從而實現了鄉村社會的穩定繁榮發展（見表1）。
三、多中心治理視角下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經驗
發達國家農村社會依托本地自然環境、資源稟賦、政府推動、經濟水平、城鄉合作、發展機遇等優勢，形成了多樣化的鄉村治理模式，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論的視角，從政府部門、農民協會、鄉村精英、普通村民、城市、學校、企業、金融機構等參與主體的角度，對發達國家鄉村治理模式的成功經驗總結如下：
（一）政府作為鄉村治理的主體，提供法律支持和資金保障
縱觀發達國家鄉村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我們發現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對于改善農村弱勢地位、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經濟收入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對于鄉村建設的支持，首先體現在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出臺各類政策章程，從制度層面對鄉村治理進行宏觀指導與整體調控。譬如，日本《農林漁業金融公庫法》、德國《土地整理法》、荷蘭《空間規劃法》、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等都規定了農村發展的長遠目標、具體方式與實現途徑，規范了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行為。其次，政府在物力和財力上支持農村現代化建設，例如，日本除了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補貼農業外，還建立了農產品價格風險基金，幫助承擔村民在農產品生產、銷售過程中的資金損失。韓國在新村運動后期，投入20億美元設立新村建設基金，用于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興辦鄉村公益事業。德國政府也向邊遠的欠發達鄉村提供專項的經濟補助，幫助其開展生產活動。除此之外，荷蘭、瑞士、法國、美國以及加拿大也都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給予了大量財政扶持，推動農村可持續發展。
（二）農民協會是農村自治組織，改善村民的弱勢地位
農民協會（Farmer Association）是指農民在自愿與平等的基礎上成立的互利合作的自治組織，它是新時期農民提高組織化程度、改變自身在市場經濟中弱勢地位的重要途徑。農民協會的類型具有多樣化的特點，根據發展形式、組織機制及效益方面表現出各自的特點和優勢，可以將各國的農協分為：政府推動型的日本農協、市場主導型的法國農協、網絡協作型的德國農協、綜合多元型的美國農協、集約經營型的荷蘭農協以及互助合作型的韓國農協。盡管類型不同，但是農協在推動本國鄉村治理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對于維護農民權益、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現代化，實現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譬如，日本農協在造村運動中承擔了提升農民素質和文化知識的功能；韓國農協金融機構吸引大量的村民存款，共同發展鄉村經濟；瑞士農協針對市場需求狀況，及時反饋信息給政府和村民，以便正確做出判斷，維護農民權益；法國農協提高農業與工業的對接能力，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承接平臺。
（三）城市、企業和學校作為農村發展的支持者，推動鄉村的發展與繁榮
發達城市、大型企業和高等科研院校作為推動鄉村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城鄉之間建立互利合作模式，大型企業利用項目開拓農村市場，科研院校為農民提供農業培訓指導來實現促進和繁榮農村的目的。譬如，在城鄉合作方面，到2006年3月，日本已經有8668個村莊和城市建立了姊妹關系，協同支持農村社會的發展（強百發，2009）；瑞士的城市通過幫扶形式，與農村結成互助合作協議，投資興建農村公共基礎設施，譬如醫院、學校、公共交通等。在企業推動農村發展方面，法國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通過投資項目下鄉的方式，實現了工業、農業、商業三大產業的真正聯合，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德國的企業通過在農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吸引農民留在原來的村莊，防止人口流失，推動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在學校支持鄉村建設方面，瑞士的科研院校實際上扮演了為農民提供培訓指導、推廣農業科技以及開發農業新品種和新技術的角色。荷蘭的科研院校通過制定科學的教學計劃、個性化的培訓方案、靈活的上課形式，這對于開展農民技能培訓、提升農村勞動者素質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推動鄉村發展過程中，城市、企業和學校也創造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機會，最終有利于實現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
（四）村民尤其是鄉村精英作為鄉村建設的帶動者，加快農村改革的進程
鄉村治理是以鄉村農民為核心的社會建設工程，鼓勵村民尤其是鄉村精英積極參與到農村發展的過程中來，不僅有利于充分發揮村民在農村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實現鄉村社會善治的目標與任務，而且也有利于農民維護自身權益，促進鄉村社會的繁榮。譬如，日本造村運動的提倡者平松守彥為了向鄉民傳達“造村運動”的理念，通過走訪58個村莊，直接與農民對話，以此喚起他們對于建設自己家鄉的熱情和干勁，充分發揮農民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張永強等，2007）。在美國的鄉村治理中，農村的每部法律法規都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只有在廣泛邀請村民積極參與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法律和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德國，村民的積極參與對村莊更新項目的完成起著決定作用。瑞士農村的管理主要實行村民自治的形式，村民委員會由一名村長和四名委員組成，全面組織村民參與到農村公共事務治理與鄉村社會經濟建設的工作中來。村民尤其是鄉村精英在鄉村治理中作用的發揮，極大地加快了鄉村改革的進程。
（五）農村金融機構是鄉村治理的助推者，承擔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擔
縱觀國外發達國家的鄉村治理經驗可以發現，健全、完善的農村金融機構在國家鄉村治理中扮演著助推者的角色，對于吸引農民存款、加大基層公共產品投入、幫助降低農民生產風險、提供村民信貸資金支持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譬如，日本的農村金融體系對農產品改良、鄉村道路維修、農村居民活動場所興建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貸款，以及對維持和穩定農林漁業的經營、改善農林漁業的條件所需資金提供貸款，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本國農產品的競爭能力。荷蘭農業合作銀行又稱拉博銀行，以相對低廉的利率為農民辦理農業信貸用于農場經營，幫助農民承擔市場風險。法國農村金融機構除了一直向村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外，還提供一些稱之為“綠點”的服務。農村金融機構是加拿大三大融資機構之一，幫助解決加拿大農民的信貸、借款業務，改善農村的經濟狀況。
四、構建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對策建議
國外發達國家的鄉村治理模式為其本國農村發展、社會進步和國家繁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在構建合理、科學、有效的鄉村治理模式時，并不能簡單直接照搬照抄上述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典型經驗和具體做法，因為單純借鑒國外的基本做法只是注重技術層面而不是宏觀設計，并且我國鄉村治理還沒有形成模式，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特點，必須突出這些本地特色，符合農村實際，因此需要在明確我國鄉村治理現實情形和主要特點基礎上，通過給予鄉村治理準確評估和定位，最終明晰現階段我國更適合于何種鄉村治理模式。基于此，只有對我國鄉村治理發展歷程進行更加清晰和深刻的歸納總結，才能明確在構建新型的鄉村治理模式中，哪些方面我們已經做到、哪些方面離國外發達國家還存在明顯差距，以此更有針對性地借鑒國外鄉村治理經驗，總結出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鄉村治理模式。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業文明歷史的國家，政府長期將鄉村社會的治理視為維持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問題上，我國已經經歷了傳統社會的“縣政鄉治”、近代時期的“政權下鄉”及其“內卷化”經紀體制、新中國建國初期的“鄉村政權”、人民公社時期的“政社合一”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政村治”五個階段。
在傳統社會的“縣政鄉治”時期，國家對鄉村的治理主要依賴于鄉村宗族社會的自主治理，在這種自治模式下，國家政權通過扶持地方鄉紳來達到鄉村社會的治理目的。這種鄉治模式是基于治理成本的考量而做出的選擇，其治理的權威源自政權權威與禮教傳統（汪榮，2013）。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統治者為了應對社會危機，于是沖破了原有族權和紳權的限制，將國家權力下沉到鄉村，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和資源汲取。杜贊奇（1994）將此種現象解釋為：“贏利型經紀”（即利用職權之便將小農視為榨取利潤的對象來獲取實際利益）不斷取代“保護型經紀”（即代表社區的利益，并保護自己的社區免遭國家政權的侵犯）開始占據鄉村社會權力的中心。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在1950年頒布了《鄉（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和《鄉（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確認行政村與鄉并存，均是一級地方政府機關，這種“鄉村政權”的村治模式將農民完全整合到國家政治體系之中。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又制定了快速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在全國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此，我國逐漸確立起“政社合一”的鄉村治理體制。人民公社既是農村基層政權機關，又是農村經濟單位，還是基層軍事組織，負責管理公社內的生產建設、財政、糧食、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民兵和調解民事糾紛等一切公共事務（馮石崗等，2013）。隨著人民公社時期鄉村治理弊端的日益暴露和改革開放步伐的推進，1982年新憲法明確了村委會為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緊接著在1987年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對農村村民自治以及村委會的組織建設作出了具體規定，從而以法律形式將村民自治確立下來，自此“鄉政村治”的農村治理模式一直延續至今。
回顧我國鄉村治理的發展歷程發現，和西方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典型模式相比，首先，我國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發揮雖然已經初步實現，但是需要進一步對政府的角色、職能權限和功能邊界進行準確定位；其次，鄉村治理中農民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需要結合國外鄉村治理經驗進行保障和維護；再次，農民協會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目前我國現實情況來看，農民協會在鄉村治理中很大程度上是被虛置的組織，其功能作用沒有充分發揮，需要學習和借鑒國外農協發展的成功經驗；最后，城市、學校、企業以及農村金融機構等主體在我國鄉村治理中是被忽視的群體，因此，需要重點借鑒國外經驗進行改進與完善。此外，從我們對鄉村治理發展的五個階段考察中可以總結出，盡管不同時期由于歷史背景、目標任務以及存在的問題等都有著較大的差異性，但是我國對于鄉村社會的治理都存在著一個相同的特征，這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鄉村治理的國家化與政治化。
為了更好地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結合我國鄉村治理的現實情況、主要特點和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典型經驗，當前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構建亟需從傳統的“政府單一主體為中心”向“政府、村民群體、農民協會、高等院校、城市、企業與金融機構等鄉村治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為中心”轉變，簡言之，我們需要構建的是一種“有限政府、農民主體、依托農協、全社會參與”的多中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推進該鄉村治理模式的問題上，重點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改革和創新，通過合作治理提升鄉村治理的整體效益。
（一）確立有限政府的原則，提升鄉村治理水平
從國外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經典模式來看，政府在農村公共事務中主要承擔著為鄉村社會制定法律法規和提供財政資金支持兩大職能，從中體現出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雖然是有限的，但卻是有效的，推動著鄉村社會實現有序、和諧、健康的發展。反觀我國，政府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時代“全能型”政府角色的影響，對農村公共事務大包大攬，統管一切，經常陷入政府越位、缺位、選擇性治理以及碎片化創新等角色誤區，進而出現偏離有限政府原則的行為，影響甚至阻礙了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鄉村治理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政府實現鄉村社會的良善治理，迫切需要從當下的“全能型政府”模式轉變為“有限政府”模式，這實則是涉及政府體制機制、各項制度安排、法律法規跟進、職能機構調整的一場大范圍政府治道變革。有限政府是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正確角色定位，要想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厘清政府權力和責任清單、強化問責制度、發揮鄉村社會組織作用以及實現鄉村社會的整體性治理。只有在鄉村治理中充分發揮好地方政府、農村社會組織、鄉村宗族、村民群體等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作用，才能有效提升鄉村治理水平。
（二）提高村民的主體地位，完善鄉村治理機制
通過對我國鄉村治理的發展歷程考察發現，盡管村民是農村發展的重要利益相關者，是鄉村治理的主體，但是其地位和作用一直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尤其是封建社會中所遺留下來的小農意識至今依然嚴重影響著農民的價值觀念，主導著村民的行為方式。因此，在當前的鄉村治理模式構建中，我們需要確立農民的主體性，提高村民的主體地位，切實維護農民權益，以此完善和健全鄉村治理機制。農民作為新農村建設主體、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受益主體、權利主體以及市場主體，應當具有在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發揮出來的功能特性，包括自覺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王佳慧，2009）。農村是村民的家鄉，鄉村的健康有序發展，依靠廣大農民的支持與參與，國外鄉村治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村民，尤其是鄉村精英積極參與到農村發展的過程中來，因此，當前農民應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以主人翁的心態更加積極地投入到鄉村的建設中去，為創造繁榮富強的美麗鄉村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鄉村治理過程中，農民主體性的獲得除了需要其自身不斷提高公民素質、培養民主意識、自覺履行好村民的權力與義務外，還需要政府部門構建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參與機制、決策機制等，切實維護和實現農民的利益，最終促進鄉村的健康發展。
（三）充分依托和發揮農民協會作用，實現鄉村治理的整體效益
西方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成功實踐證明，其之所以能夠推動鄉村社會的繁榮，取得社會發展的整體效益，離不開農民協會的功能和作用發揮。農民協會對于維護農民權益、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現代化，實現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當前，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期，我們提倡建立的農民協會既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農會，也不是建國初期的傳統農協，而是以“農有、農治、農享”為原則，在以屬地主義為組織體系和議行分立為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農民共同體（于建嶸，2006）。農民協會的核心價值是將分散化的農民和農戶通過農協這個平臺組織起來，以農民共同體的形式更好地面對市場的挑戰和社會的變遷，維護農民的利益，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因此，在構建我國鄉村治理模式中，我們應正確認識到農民協會的作用，依托和發揮好農民協會的力量，將農協建設成為表達和實現農民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組織，以此促進鄉村社會的穩定有序發展。農民協會也需要明確自身的角色定位，通過更好地發展和壯大自身的實力，充分發揮好各項服務功能，最終有利于提高農村治理的現代化，實現鄉村治理的整體效益。
（四）調動城市、學校、企業、金融機構等主體，共同致力于農村現代化建設
國外多中心的鄉村治理模式表明，鄉村社會的善治除了需要發揮好政府機構、村民群體和農民協會的作用外，還需要充分調動城市、學校、企業、金融機構等鄉村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共同致力于農村現代化建設，而這方面在當前我國鄉村治理中是極其缺乏的。因此，現階段在構建我國鄉村治理模式中，尤其要積極調動城市、學校、企業、金融機構等主體共同致力于農村現代化建設。在具體做法上，首先，通過加強城鄉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城市帶動農村發展、城鄉互利合作的模式，以此發展和壯大農村的經濟實力，實現城鄉一體化目標。其次，高等院校是培訓教育農民的有效平臺，推動學校制定各種教學計劃、課程體系、講座報告對農民進行農業技術指導，提升農民的文化素質，改變傳統小農意識的束縛。再次，政府推動和鼓勵大型企業在鄉村興辦各類項目、產業基地和工業園區，為農民就業、創業開拓新渠道，創造新機會，防止村民大量外流出現“富人轉村、能人棄村、窮人留村”的現象，并且企業應通過創新農業運營模式，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致力于農村新型生產結構的形成，以此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最后，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保險公司等，能夠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經濟資源，因地制宜地發揮功能優勢，實現鄉村社會的穩定有序。在此過程中，農村金融機構也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實現了社會的優質發展。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沈費偉，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研究生；劉祖云，南京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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