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鄉村改造”道路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考察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三次鄉村改造實驗，發現其歷經平民教育、縣政實驗、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轉向，多受制于土地問題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財產關系之上的社會治理問題。盡管在復雜的基層社會權力結構、意圖保持獨立、需求資金與權力的張力中，平教會未能達到既定目的，但已涉及“土地革命”中的核心問題。可見，在不同的歷史情境（條件）下，改良也有向激進轉化的訴求。當然，改良轉向激進不只是平教會鄉村建設的本質使然，更是外部復雜環境影響的結果與資金投入緊約束之體現。
關鍵詞：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鄉村改造 平民教育 縣政實驗 土地改革
以往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民國時期鄉村建設理論、路線和方法上的改良主義本質是其運動失敗的根源。近來有研究已經突破這種“革命與改良”的二元對立視角，比如潘家恩、溫鐵軍將鄉村建設的研究時長擴展為甲午之后的近代演變，從中國百年激進追求現代化造成鄉村破壞的視角理解民國至當代的鄉村建設實驗，嘗試從激進的內部理解改良，在改良的脈絡中理解激進。王先明也以百年鄉建為視野，對近代鄉村建設及其思想所具有的共性進行考察，認為國民黨、共產黨和晏陽初、梁漱溟等“鄉村建設”派代表人物，都將鄉村作為建設的本位或重點，從歷史長程中觀察，鄉村建設思想內涵與社會實踐顯然超越了改良的范疇，因此應該超越“革命-改良”這一簡單化評說框架。
上述論述相對宏觀，如果我們能就此超越“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放下“成敗論”的價值判斷，就各黨派和社會團體在不同時期均注重鄉村的建設工作而達成共識，就可以肯定其在鄉村工作時面對的問題具有相似性，也就有了對各個單位的鄉村工作路徑、方法、成就、經驗、教訓等比較分析的可能性。
有鑒于此，本文選取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為案例做由表及里的分析。該會由晏陽初發起成立，其接續“文化救國”的思潮，首先在河北定縣開展以“平民教育”為主的鄉村建設實驗，后歷經平民教育、縣政實驗、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轉向，最終受制于土地問題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財產關系之上的社會治理問題。本文通過考察平教會鄉村改造工作重心的歷次轉向，分析作為外來者的平教會在鄉村社會所遭遇的困境與張力，以及這些困境與外部條件的變化如何進一步影響其工作重心轉向。
一、從平民教育到縣政實驗
平教會最初以城市平民教育為主，后因大多數平民生活在鄉村而改以鄉村平民教育為主。1926年，平教會選擇河北定縣作為實驗區，開展平民教育和社會調查活動。然而，平民教育的推行并不順利，正如費孝通所述，“文字下鄉”是現代化的需要，只有傳統鄉土社會的性質發生變化，以“現代化”為目的的平民教育才能在鄉村推行。
晏陽初逐漸認識到，“在農村辦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產的農村，非同時謀整個的建設不可。不謀建設的教育會落空的，是無補于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的”。“整個的建設”即為“文化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的四大教育的綜合建設方式，用以培養農民的“文化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1929年，平教會開始全力在河北定縣開展以“平民教育”為主的綜合鄉村建設實驗。
但是，民眾仍然無法被廣泛發動，晏陽初反思，“覺得工作仍未與民眾接近。誠然到民間來了，可不一定就算到民間去”，而且“地方士紳、地方政府，也很難欣賞我們的工作”，鄉建計劃“如果不考慮鄉村地區的政府……那就是不完整的……鄉建工作很可能遭到阻礙”。晏陽初認為鄉村改造計劃受阻的原因為缺少政府的支持，因此1932年開始改變其“獨立學術團體”的性質而靠近“政治”。而此時，國民黨為控制鄉村資源、消滅土地革命、維持其統治基礎，也希望利用鄉建團體的力量達成其自身目的。1933年，二者合作并選擇河北定縣為縣政實驗縣，由平教會會員霍六丁擔任縣長。
事實上，平教會之所以此時選擇與國民政府合作，除因“平民教育”為主的鄉村改造計劃不符合農民實際需求而受到阻礙外，還有兩個重要的背景值得關注——地方治理環境的變化和資金的缺乏。
首先，平教會最初能夠順利進入河北定縣，在于當地具有“救世”使命感的士紳米迪剛等的邀請。隨著國家因財政匱乏而不斷將其權力向基層社會滲入，鄉村社會權力出現“痞化”，新的“官紳”更多代表家族和商人的利益，導致平教會在鄉村治理不斷劣化的環境下阻礙重重，而不得不依賴政治權力改善治理現狀，1933年霍六丁縣長遭到當地士紳不斷反對即為佐證。
其次，經費問題為直接原因，經過三年的實驗，平教會募得的經費已所剩無幾，而后續資金的穩定性又受到影響，世界經濟的恐慌影響了國內外各基金資金募集，導致平教會該年預算的大多數款項并未落實。
曾經為人稱道的“百名博士下鄉”的盛況也隨經費減少而留在翻過的一頁里。同期，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在1931年開始廣泛影響中國的廣大農村，農民破產人數顯著增加，定縣去往東北務工的人員成倍增加，鄉村建設實驗環境急劇惡化。
自此，平教會與國民政府合作先后在河北定縣、湖南衡山、四川新都等地開展了以“制度變革”為主的縣政實驗。國民政府開展縣政實驗的主要目的為通過土地清丈和戶籍調查等手段獲取更多資源，并設想能借助平教會的鄉村建設工作維持鄉村社會穩定。平教會希望能依托國民政府提供資金和權力，從而有效推進其鄉村建設的改良實驗。
因此，實驗縣的縣政改革主要以完善縣政機構和推進地方建設兩方面為主。隨著國民政府不斷構建正規的縣級行政機構，其制度成本遠遠大于制度收益，導致縣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最終無力承擔縣政實驗的改制成本和建設成本。不僅平教會和國民政府的矛盾逐漸顯化，實驗縣與基層民眾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最初起步于定縣的縣政改革較為和緩。例如，在縣政機構方面，除在縣政府“裁局設科”外，直到實驗縣結束時，縣級以下的組織變革仍未完成，土地清丈也未按期開展；地方建設由平教會負責，資金由平教會和省政府補助，并在文化教育和衛生教育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即便如此，定縣實驗開展不久，由于觸動當地的社會權力關系，當地士紳聯合北平的定縣人共同抵制平教會和實驗縣，最終迫使霍縣長辭職，后三易縣長，導致大部分縣政工作未能如期開展。
真正演變為流血悲劇的，是平教會主政的新都實驗——1937年—1938年開展僅不到兩年的新都實驗客觀上加重民眾負擔而被不斷控告，最終因地方勢力組織大批民眾“圍城”的暴力事件而中輟。此后也是三易縣長，直到第三任縣長融入地方袍哥勢力、恢復舊有治理體系才消停下來。
新都實驗縣的縣政機構改革最為劇烈，且嚴格推行土地清丈、戶籍調查、禁煙等政策，行政人員和行政開支均大量增加。由于抗日戰爭爆發，省府財政緊張，補助甚少，平教會此時亦無資金投入。其委派的主政革新的縣長只能通過征收清丈費、黑地稅款和催繳以往“公學產”欠谷等手段向農民轉嫁成本，最終導致當地的袍哥發動民眾大規模反抗。而在事變之前，晏陽初對新都實驗的建設進展深為不滿，認為“建設方面，新都已把農場等成立，但做法方面，還沒有深合定縣精神”，因此撤換了負責建設和教育的兩位科長，但仍于事無補。
二、從縣政實驗到土地改革
平教會在河北定縣和四川新都開展的以“制度改革”先行的鄉村改造實驗，最終以失敗結束。該階段中，平教會不僅缺乏資金，而且裹挾著國民政府構建現代化制度所耗費的巨大成本，加之縣本級的不同地方武裝雖然被平教會政府予以改造整合，卻對于當地的士紳和袍哥等非正規治理力量亦無能為力，其制度改良和社會改良的設想均無法實現。
新都事件后，晏陽初認為其失敗原因在于新的政治勢力未能戰勝傳統的惡勢力，故提出從事社會改造的新四力：文化力、經濟力、政治力、武力。可見，他已認識到，“政治力”的獲得仍然不能使鄉村建設計劃順利推行，遂被迫寄托于“武力”來改造鄉土社會。這也表明，平教會的社會改良計劃在缺乏資金等條件時，同樣需要從鄉村汲取資源維持其建設目標，從而無法避免與當地原有的治理力量發生沖突，其改良計劃也轉趨激進。“武力”的提出，說明晏陽初此時已經認識到有效治理是鄉村建設實驗的前提，這在此后的華西實驗區計劃中雖然得以體現，但國民政府不可能向鄉村建設賦予“武力”。
此后，晏陽初開始全力創辦私立鄉村建設學院，要為“新四力”造就人才，為進一步的社會改造創造條件。1946年，由于平教會在人才、資金等方面條件成熟，而內戰的爆發使國民政府急于維持后方的穩定，二者再次合作成立“華西實驗區”，其范圍包括四川第三行政督察區的“十縣一局”。華西實驗區初期的計劃與以往的實驗有兩點明顯區別：第一，與政府的關系方面，力圖保持獨立地位，由政府負責征兵征糧防匪等事務，平教會只負責積極的地方建設事務，但整個實驗區的政治權力必須由平教會控制；第二，提出地方自治，將“四大教育”更改為“教育、經濟、衛生、地方自治”四大建設。平教會此時對鄉村的認識更為成熟：通過管理民槍、組訓義勇警察隊等完成地方治理，然后通過組建合作社等能產生直接收益的經濟建設手段發動民眾，進一步實現其教育、衛生建設的目標。但是，華西實驗區的工作機構連當年新都整編地方武裝的權力都沒有。此外，華西實驗區初期的建設計劃由于缺乏足夠的經費，大多流于形式，僅在經濟建設方面組織十多個機織生產合作社，且周轉困難。
1948年，美國的《援華法案》使平教會的資金來源穩定下來，平教會重新擬定了全區的鄉村建設計劃。此時，平教會對鄉村建設亦形成了新的認識：
二三十年來，平教會鄉村工作的經驗積累，已經有足夠的材料，讓我們對這舊問題獲得新認識。這種新認識，可用兩句話來概括：建設問題，是解決問題的根據；文盲問題，是解決問題的條件。我們知道，中國的問題在鄉村。這個問題是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有待社會的變革，變革的主題是經濟問題，是作為鄉村經濟核心的土地問題，是通過平等互助的合作經濟途徑，達成現代化經濟的問題，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據。平教與鄉建工作，不觸及不解決這個問題的都要遭到歷史的否定。
在該論述中，平教會認識到鄉村工作是個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的解決則首推經濟問題，鄉村經濟的核心又是土地問題。因此，華西實驗區新擬定的計劃將經濟建設放在首位，并將土地改革作為經濟建設的核心。該計劃明確形成通過“創置社田”的方法和平改變鄉村土地關系，進而改造鄉村社會關系的鄉村建設新思路。平教會認為“若要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暴力革命不能成功，而國民政府自上而下的現代化管理也不行”，應該以劃分的“社學區”為新的鄉村基層社會組織，以創建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為“社學區”的核心組織，培養以佃農和自耕農為中心的合作社骨干，對其進行各種教育訓練并配備槍支，在“武力”的保護下，形成有效的“地方自治”，逐漸完成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經濟建設，并扶植機織、造紙等工業合作社以發展鄉村工業，進而發展教育與衛生等鄉村福利性事務。顯而易見，該計劃欲以較為緩和的方式完成鄉村社會經濟的綜合變革，已經突破傳統的“改良主義”。
然而，該計劃中“創置社田”的土地改革計劃和“裝備自衛武器”的鄉村自治計劃并未被農復會批準，美援資金因多被用于國共內戰和金圓券改革，迫使這兩項計劃均未能成功開展。正因如此，華西實驗區在土地改革方面不得不轉而協助國民政府的“農地減租”政策，不僅期望能使實驗區工作人員融入正規的政府組織，而且試圖增加其培植的農產社骨干在鄉村的影響力，減少鄉村建設實驗推進的阻力。農地減租遭到了當地官紳的激烈反抗，協助減租的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脅，比如巴縣第十一輔導區馬鬃鄉輔導員兼農地減租督辦員在協助解決退佃糾紛時，遭到當地鄉長與哥老會大爺的毆打辱罵。作為外來主體的平教會面對基層反抗時，只能上報縣政府或撤換減租工作人員，而始終無法解決當地的治理問題，以致減租效果受到較大影響。最終，華西實驗區只在農民收益頗豐的機織生產合作社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其他如豬牛貸款、良種推廣貸款等農業改良計劃均因與小農的交易成本過高而虧損嚴重。
綜上可知，平教會的“鄉村改造”道路不斷面臨困境、充滿矛盾和張力，致使其工作重心經歷了數次轉向，不僅提出“武力”改造鄉村，而且在華西實驗區注重經濟建設中的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問題。雖然在復雜的基層社會權力結構、意圖保持獨立、需求資金與權力的張力中，未能達到既定目的，但平教會已經觸摸到“土地革命”中的核心問題。可見，革命與改良并非完全對立，在不同的歷史情境（條件）下，改良也能向激進轉化。
然而，改良轉向激進并不只是平教會鄉村建設的本質使然，更是外部復雜環境影響的結果與體現，尤其是社會治理和資金投入問題，二者是鄉村建設的前提和保證。任何以追求現代化為目的的黨派或社會團體進入鄉村，都將面臨同樣的問題，平教會的鄉村改造道路正是在不斷回應這些問題且充滿教訓。因此，如何通過有效治理進而內生地、低成本地發動民眾，是鄉村建設或鄉村革命獲得成功的關鍵。在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其中也提到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和強化鄉村振興投入保障，可見超越“改良-革命”的二元視角，重新認識平教會等民國鄉村建設團體真正的經驗和教訓，既是百年鄉建的歷史問題，又是現代中國的時代命題。
作者簡介：張藝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溫鐵軍：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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