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從哪里來？為什么關注這個問題？因為隨著社會的分化，70年代末以來形成的改革共識破裂了。
我贊成對改革進行反思，一聽反思改革就說人家是反對改革，這不利于總結經驗。最近我在做改革史研究，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就會有做得對的，有做得不對的，更多的情況是“熊掌與魚”，“一個硬幣的兩面”，改革過程也是利益的博弈。我發現還有一種情況，主觀意愿與客觀邏輯之間有很大的距離。1994年，鄧小平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可見，他也有無奈的時候。
但是，反思改革是為了使改革走得更好，不是退回過去。我在網上看到有人甚至提出“重返毛澤東時代”的口號，這可能有些情緒化。但也說明，我們對于六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對于前三十年的歷史還沒有真正的清理。
關于前三十年，1981年有一個《歷史決議》，這個決議在當時的條件下說到那個程度，已經不容易。但歷史又快過了30年，中國的政策和社會演變已經遠遠超越了《決議》。然而，我們的宣傳口徑還固守在《決議》，甚至從《決議》倒退了。在有些人看來，最好是把那段歷史塵封起來，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重新成了忌諱、成了禁區。這給中國人帶來了歷史盲點，許多人不知道中國改革從何而來。不知從何而來，也就難以確定向何而去。我想從三次危機的發生和應對來談中國改革的起源。這三次危機是：第一次是1956年由斯大林問題引發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動蕩；第二次是60年代初的大災荒；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外來的傳導性的危機，后兩次是中國自己釀成的危機。我想通過這三次危機和高層的對應，對前30年的發展軌跡作一個重新梳理，看出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中國是如何走入困境的。今天我講三個問題。
蘇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為什么轉向？
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是蘇聯斯大林模式，我把它概括為四方面：第一、國家包辦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第二、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三位一體的經濟模式、第三、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第四、一元化的意識形態。這幾個東西寫進了1936年蘇聯憲法。被奉為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戰后斯大林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推行。
許多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也模仿蘇聯，搞社會主義，搞計劃經濟。這說明，蘇聯模式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蘇聯模式之所以有很強吸引力，有兩個原因：一是蘇聯模式看起來接近于公平社會的理想，二是蘇聯是落后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的唯一國家，依靠迅速建立起來的軍工體系打敗了法西斯。這說明，這種體制在工業化初期的確有很強的動員能力，這對于急于追趕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很大的誘惑。
在中國，開始并沒有立即照搬蘇聯模式。1953年以前，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十年二十年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設想，這類似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但是1953年，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1956年建立起來的體制基本上復制了蘇聯模式。
社會思潮的演變很有意思，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信奉市場經濟，但20-3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是普遍迷信計劃經濟或叫“統制經濟”。(1932年11月1日，《東方雜志》向全國各界知識人物發出“新年的夢想”的征文通知，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初步統計，在100多篇的征文中，有20多篇征文夢想未來的中國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廢除了私有制度、實現了世界大同的社會主義國家。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報月刊》刊載“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共收到10篇短文和16篇專論，明確主張采取社會主義方式的9篇，主張非資本主義的3篇，主張社會主義統制經濟的2篇，主張計劃經濟的1篇，主張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的1篇，將社會主義作為現代化終極目標的1篇，而明確主張個人主義方式的僅1篇。)當時，民族危亡之際，知識界都有一個“強國夢”，盼望中國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兩項內容：科學與工業化。
而要短期內實現工業化，只有一條現成的路，就是蘇聯走的路：發展國營企業、實施計劃經濟。30年代蘇聯的快速工業化與西方的大蕭條形成鮮明對照，強化了這種傾向。自由派領袖胡適也說：采用計劃經濟促進中國工業化成了當時“最風行的口號”。國民黨也主張計劃經濟，蔣介石明確講：“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當時的“資源委員會”類似于新中國的國家計委，工業化計劃搞了十多年。正是由于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建國后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搞大工業，有著廣泛的社會認同。有學者認為，當年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不符合“比較優勢”原則。這是經濟學的解釋，不是歷史的解釋，歷史是有時空局限的。這里不作討論。只想說明一點，當年對看到終于大規模建設工廠了，大家是很興奮的。吸引了大批海外學子和科學家回國效力。(周有光老先生說：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體會我們當時的感受。中國解放后，在國外的知識分子大批歸來。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中國的建設等著我們。學經濟那么多年，我想中國當時最缺乏的也是經濟建設，于是立志回國搞經濟。甚至還有很多人都克服國外的千般“勸阻”，回到祖國。至于后來的“文化大革命”，誰也不會想到。)梁漱溟有“九天九地”的說法，但他也沒有反對蘇聯的156項。當時的理想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這種情況到1956年發生了一個變化。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第一次把蘇聯的內幕，把斯大林的問題揭露出來，引起共產黨世界的大地震，最為激烈的就是波匈事件。引發了蘇聯陣營的第一次危機，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大危機。其實，在蘇聯國內，危機早就存在；戰后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強制推行蘇聯模式，帶來的問題更大。只是因為斯大林在世，壓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為被斯大林趕出共產黨情報局，沒有辦法，只有另找出路，走市場社會主義的道路。1953年斯大林一死，矛盾就開始暴露。1953年的東柏林事件是蘇聯陣營危機的一個預兆。應當說，處理斯大林問題是蘇聯政治發展的迫切要求，赫魯曉夫走出這一步，是要有膽量的，只是做得比較粗糙。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出兩個結果，按毛澤東的話，“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所謂揭了蓋子，就是破除了斯大林神話，蘇聯神話。引出了改革的話題；此后，東歐國家一直在進行改革探索，最早是南斯拉夫，隨后是波蘭、匈牙利，后來又有捷克，蘇聯赫魯曉夫時期也想改，只是始終沒有突破。所謂捅了漏子，就是上面講的，引起了共產黨世界的思想危機和政治危機。
對于中國來說，1956年并不存在危機。相反，中國正處在所謂“凱歌行進”的時期，充滿著大勝利的氣氛。因此，相對于許多共產黨的驚慌失措，中國領導人顯得從容得多，自信得多。對于毛澤東來說，與其說是一個危機，不如說是一個機會，使他可以擺脫斯大林的精神束縛，大干一場，可以比蘇聯做得更好，走得更快。從另一方面看，這場危機雖然是外在的，但是中國也是學蘇聯的，而且已經發現了很多問題。毛澤東本人對照搬蘇聯并不滿意，認為它條條框框太多，壓抑了下面的積極性，不符合他的全民動員的思路。正因為這兩方面的動因，促使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走“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話題。不只是毛澤東、陳云、鄧子恢、李富春、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做了很多思考。主要在兩方面：一個是擴大民主；一個是經濟改革。
關于擴大民主。從年初的知識分子會議，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兩個萬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到八大提出防止個人崇拜問題，再到號召黨外幫助共產黨整風。這些舉動當時在國外引起誤解，認為毛澤東在搞“自由化”，赫魯曉夫很不滿，匈牙利的反對派甚至把毛澤東引為知己。其實，他們都沒有理解毛澤東。我分析，毛澤東擴大民主，主要有三層考慮：一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出力；二是有意借助黨外的批評沖擊官僚機構的沉悶空氣；三是希望樹立一種顯得比蘇聯自由、開放的社會主義新形象。當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甚至對美國制度表露出某種興趣。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意圖讓知識分子或民主黨派來分享政治權力，他提出“雙百方針”基于一種政治判斷：相信“爭鳴”不會僭越雷池，觸動政治禁區。
當然，有人堅持認為，這一切不過是一個騙局，是一個“釣魚”的陰謀。從資料和邏輯看，并不是這樣。1956年毛澤東充滿著自信，沒有必要來這么一次大迂回的行動。所謂“引蛇出洞”是1957年夏天他政治轉向以后采取的策略，同時也是回應黨內質疑，維護明察秋毫的形象。因為當時多數共產黨的干部對“雙百方針”特別是接受民主黨派監督很抵觸，阻力很大。
關于經濟改革。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講了五個關系，中心思想是下放權力，調動積極性，對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作出微調，以適當照顧民生改善。陳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體制設想：國營和集體為主、個體為補充；按計劃生產為主、為市場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為主、自由市場為補充。也就是后來他一直堅持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從文獻看，體制問題成為八大討論的一個熱點，計委主任李富春、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商業部長曾山，還有一些地方領導人如湖南的周小舟等都涉及到經濟體制問題。毛澤東八大后甚至說過讓地下工廠合法化，“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樣的話，雖然這只是靈光一閃的說法，但也說明當時的開放心態。
然而，我們要了解，所有這些思考都沒有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總體框架。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毛澤東都沒有把斯大林問題看成是斯大林模式釀出的苦果。赫魯曉夫歸結為斯大林暴虐性格和惡劣品質，而毛澤東則歸結為斯大林的驕傲和缺乏經驗。只有鐵托的普拉講話指出，斯大林的問題是斯大林主義造成的。今天看，鐵托的認識高于赫魯曉夫和毛澤東。但在當時鐵托是個異端。
兩個原因妨礙人們作深刻反省：一個原因：當時社會主義還處在上升階段。各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認為完全可以戰勝資本主義。中國與蘇聯還不一樣，蘇聯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已經積累了許多問題；而中國社會主義剛剛建立起來，有幾十年的時間差。建國以來一路勝利，更不可能對社會主義傳統模式有根本的懷疑。1957年蘇聯第一個把衛星送上天，更加強化了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自信，毛澤東說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赫魯曉夫提出十五年趕超美國，毛澤東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大家都摽著勁。當然毛澤東的目標不只是英國，還跟蘇聯摽勁。蘇聯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仍然有吸引力，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期非洲形成了兩次社會主義試驗的高潮。
另一個原因，在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形勢下，社會主義陣營不能自揭其短，自矮于西方。匈牙利事件出現后，毛澤東就轉了向，從批評斯大林轉向維持斯大林，從探索改革轉向維持蘇聯原則。毛澤東警告有些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掉了，列寧這把刀子丟提也差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兩方面的探索都中斷了，而且轉了向。
毛澤東想在發展上搞出自己的一套，比蘇聯更快，更好！《論十大關系》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這里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但是這只是一種主觀愿意，譬如調整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比重，客觀上調整空間是很有限的。156項剛剛開始建設，這一塊是不能動的。而在一種“趕超思想”的支配下，進一步向重工業傾斜了。提出在十五年內在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超英國，后來進一步提出“以鋼為綱”，九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產業傾斜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了。我們還發現，《論十大關系》講了五大經濟關系，唯獨沒有講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毛澤東對刻板的計劃是不感冒的，但并不說明他對市場有興趣。他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權力，調動地方積極性，用群眾運動方式來突破資源瓶頸和資金缺口，實現高速度。
“大躍進”就是這種發展思路的一場大試驗。為了發動大躍進，1958年實行體制下放。把計劃管理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項目審批權、財政稅收權、勞動管理權等等都下放給地方。從毛澤東來說，體制下放可以擺脫計劃的束縛，繞開中央部門，通過地方領導人貫徹自己大躍進的思想。
有人認為，“大躍進”雖然失敗了，但毛澤東的發展思路還是有合理性的。美國學者杰克·格雷認為：勞動力動員可能是窮國發展的“最好途徑”。這看起來有道理，中國最缺的是什么？是資本、是技術，最不缺的是什么？是人力。中國還有另一個優勢，就是它的行政資源，共產黨的干部最擅長搞動員、搞群眾運動。這兩者結合不就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嗎？
全民動員，人海戰術，看搞什么。搞一些修塘、修壩、修路這樣的工程或許有些效益，大躍進給農村留下的唯一“遺產”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庫。即使這些，調用民力也有個限度，違背農時，濫用民力必然造成災難。至于全民動員搞現代工業，搞大煉鋼鐵，只能是勞命傷財。
現代經濟的核心概念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手段無非是兩種：市場或者計劃。1958年市場徹底消失了，而計劃又沒有約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觀意志的任意發揮。這次體制下放，看起來是分散了權力，實質上更加集中了權力，縱向分權，橫向集權。即把權力集中到黨委，黨委又集中到第一書記。而第一書記不過是大大小小的毛澤東，不僅絕對忠誠于毛澤東，而且思維方式都與毛澤東同構，這就形成了上下互動，全國“共震”，演繹出一出近乎荒唐的鬧劇，緊接著是一場全國性悲劇。在當時的體制下，沒有計劃約束比有計劃約束更糟糕。
大躍進的悲劇所以發生，還由于人民公社運動。不過我們看到，開始并沒有考慮搞人民公社，是“大躍進”的火燒出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不僅完全放棄了1956年提出的改革設想，而且陷入了一場狂熱的烏托邦試驗。在所有制上完全消滅小生產，集體之外無土地，公社之外無農民，沒有自留地、沒有副業，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全部合并入社，而且急于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在分配上放棄按勞分配，搞共產主義的供給制，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在社會組織上搞軍事化，全國辦成了一個大軍營，甚至消滅家庭，至少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單位被子消滅了。老百姓的一點家底都被掏空了，又不準出去討飯，出去了也討不到飯，因為各地都一樣。這是引起全國性饑荒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制度性原因。如果不辦公共食堂，一家一戶量入為出，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由此我得到一個啟示：對任何按照理想設計出來的社會方案都應保持警惕，必須嚴格守住理想與現實的界限，把理想直接拿來作社會試驗，必然帶來災難。理論越縝密、理想越崇高、目標越遠大，帶來的災難可能就越大。
大災荒后的調整為什么沒有引出改革？
60年代的大災荒，是中國面對的第二次危機。與1956年蘇東危機不同，這一次是自己國家的危機，而且是人為的災難。大災荒來臨，各級領導人的心情都是抑郁、沉重的，完全沒有1956年那種勝利者的自信和超然的從容。和平時期餓死那么多人，這對當時負責人的內心沖擊是可以想象的。這本來可能引出深刻的反省意識，但是沒有。我們看到，1961-1962年采取了許多非常措施，但是從思考的角度看，沒有達到1956年的深度，甚至連改革的話題都沒有提出。為什么呢？
一個原因是，這場危機的發生不是因為實行了計劃，恰恰因為破壞了計劃。因此，調整就是要修復計劃體制，向中央集權回歸，所有1958年下放給地方的權力，包括計劃管理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項目審批權、財政稅收權、勞動管理權等等，統統收回。應當說，在危機處理上，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有它的長處，可以在短期內重新配置資源，糧食的跨省調度、大批工廠關停并轉、2000多萬城市人口下放……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不可能做到。當然，這樣一收權，統得過多過死的固有弊端很快又出來了，到70年代初再次搞下放權力的體制改革。就這樣收了放，放了收，循環往復。
另一個原因更為根本，是黨內政治生態嚴重惡化了。經過大躍進批評“反冒進”，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及大災荒的降臨。黨內的政治空氣近乎窒息，所謂“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餓死人的情況地方領導人不敢報，不愿報，甚至象陳云、周恩來等人都不敢向毛澤東反映真實情況。糾正錯誤只有先由毛澤東自己提出，不能僭位，也不能越界。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算是大膽的了，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仍然不敢觸動“三面紅旗”，即使這樣，還是埋下了毛、劉分裂的種子，至于陳云，在七千人大會上干脆不講話。只有1962年上半年很短一段時間，劉少奇、陳云的調整措施越過了毛澤東的界限，因為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以后，對經濟建設再也不感興趣了，甩手不管了。而當時面對的形勢，按劉少奇說，仍然是“非常時期”，必須采取非常措施。然而，劉少奇、陳云采取的非常措施很快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北戴河會議以后就開始發起反改。批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緊接著在兩個戰場開戰：國際上反修，國內防修。任何對傳統體制的改革都被看作了修正主義。
不是說1962年沒有出現改革的機會，機會主要在農村領域。當時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據統計，各地不同形式的單干占20%-30%的生產隊。比較多的有廣西、廣東、甘肅、湖南、陜西、安徽等省區。安徽一度達到90%，幾乎覆蓋全省，不過曾希圣為了避分田單干之嫌，想出了一個名稱叫“責任田”。許多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對農民對抱有很大的同情。到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負責人轉向支持農民的包產到戶要求。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61年初的時候，含著眼淚向毛澤東寫信，堅決不贊成包產到戶，說工作是我們做壞的，現在又實行包產到戶，把寡婦們丟開不管，良心上過不去。然而，當他1962年下鄉了解了農民的真實想法以后，轉而積極主張包產到戶。他在毛的家鄉韶山看到農民的情況，觸動很深，對工作隊的人說：“饑餓比資本主義更可怕！”回到北京就向劉少奇、陳云、鄧小平匯報，并且大著膽向毛澤東進言。另一個積極主張包產到戶是鄧子恢，在中央常委中，陳云、劉少奇、鄧小平也贊成。
至于小人物，就更多了。我們知道的毛澤東直接點名批判的就有：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干部錢能讓、浙江“兩個半單干理論家”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陜西農民楊偉名等，他們向《人民日報》投稿，向中央或直接向毛澤東寫信，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極力主張包產到戶。有的批評十分大膽、十分深刻。指出：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生產關系的變化與生產力并不適應。很多做法都是“左”傾空想；造成目前農村的困難，天災是次要的，五風也只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左傾錯誤。如何克服危機？就是包產到戶，就是“單干”。
陜西戶縣農民楊偉名的信還涉及整個經濟體制，指出市場緊張源于1954年開始的工商業改造，提出對于一般中、小型工商業應當用“節制”代替“改造”；農村“恢復單干”，辦法是“土地到戶，權歸集體”讓農民“勞動致富，生產發家”。40年前，一個農民的這些思想是相當深刻的。然而，這些人后來的命運都很悲慘！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毛澤東批“單干風”強行堵回去，包產到戶早在1962年就可能發展到全國農村。所謂“中國改革從農村率先突破”，可能要提前20年！農民要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能讓農民吃飽飯，毛澤東不是不知道。但他決不允許沖決集體化的防堤。毛澤東通過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給生產隊，并給農民搞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等小自由，緩和與農民的矛盾，穩住了人民公社制度。鑒于大躍進的教訓，后來毛澤東再也不敢在全國大搞“窮過渡”了，文革期間陳永貴鼓動搞向大隊過渡，他也沒有貿然同意。但是給農民的那點小自由，有時收、有時放，受到很大限制。
60年代的調整引出一個結果，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進一步固定化。這個制度是50年代開始形成的，一五時期執行還不嚴格，1958年出臺了一個限制人口流動的條例，但被大躍進沖掉了，三年從農村招工2500多萬。1961-1863年又全部下放農村，還有200多萬57年前參加工作的也下放了。從這以后，城門緊閉。農民想進城，就象“鯉魚跳龍門”，只有考上大學、參軍提干很窄的一條道。戶籍制、統購統銷加上人民公社的行政控制，這三種制度把7億多農民牢牢地捆在農村，捆在16億畝土地上。剩余勞動力做什么？年復一年的學大寨，搞農田水利，修理地球。造成黃宗智所說的“過密化”，勞動收益遞減，增產不增收，農民普遍地貧困，到文革結束時，貧困線以下的農民還有兩億多人，很多農民赤貧，生活不及土改后。
改革為什么會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啟動？
關于文革與改革的關系，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現在人們把中國改革的元年劃在1979年，這有“以人劃線”的味道。對于改革來說，1976年甚至比1979年更重要。因為在高度集權的國家，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都只能發生在最高權威過世以后。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以一種非常規的方式結束了“文革”，改革的機會已經出現。我們看到，從1977年開始，出現了一連串的變化。現代化目標的重新提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討論、醞釀經濟改革、擴大引進、出國考察，都發生在這兩年，所謂“徘徊前進”畢竟還是在前進；一個歷史大轉折，兩年的準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把這些變化概括為三大潮流。
(一)思想解放、政治解凍的潮流
文化大革命對于改革的意義，也許就是它引出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趙說過：“文革大災大難，讓我們大徹大悟。”這當然有一個過程。作為少數地下的異端的思想，文革初期就出現了。有許多錢理群所說的“思想的村落”，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時政，思考“中國向何處去”。更多的人是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1975年批鄧、反擊左傾翻案風后，開始了懷疑和思考，這里肯定有許多在臺下的老干部，包括鄧小平。按鄧小平自己的說法，他1975年主持的整頓就是一次改革的“試驗”。知識分子的覺醒可能更早。1976年初爆發天安門事件，不僅對“四人幫”，而且直指毛澤東。事實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走入了死胡同。
隨著毛澤東去世，思想的閘門迅速打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在黨內高層，標志是展開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在民間，“四五運動”繼續發酵，形成一股民主化思潮。在一段時間，這兩種力量相互激蕩，但很快就分道揚鑣。真理標準討論真正的支持力量來自兩部分人：一是老干部，一是黨內知識分子。兩股力量結成了聯盟，使“凡是派”很快失去了招架之功。
真理標準討論為什么會獲得廣泛的支持？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為黨內、黨外千百萬人的平反訴求提供了依據。從50年代開始，運動一個接一個，冤假錯案累積如山。要求平反解決歷史問題的呼聲日益高漲，然而，解決起來阻力很大。沒有這個討論，許多人的案件，特別是那些毛澤東親自批過的案件、或者因批評毛澤東而獲罪的案件都不可能那么快平反。正是由于這場輿論戰打破了禁區，形成了全國大平反的歷史景觀。人的政治解放也為改革準備了力量。
大平反還推進中國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許多內幕被暴露出來，充分暴露極左路線的殘酷性。譬如張志新案就產生了轟動性影響，引發深刻的政治追問：從“四人幫”到毛澤東、從路線到制度。黨內干部包括過去很“左”的人都吃盡了黨內斗爭的苦頭。80年代，我就聽一位高級將領說：“黨內斗爭就象一把天火，不知道什么時間燒到你頭上。”所以，1981年作決議的時候，一致地同意以后不再提“路線斗爭”。一段時間，許多人都在思考：怎樣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這種擔心曾經一度推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議論；不過很快，這種擔心就被另一種擔心所取代。
而在知識界，更是普遍地厭倦政治運動，要求學術自由、政治民主。80年代有幾次有人想發動批判運動，都遇到了強大的抵制，再也看不到過去那種一轟而起，“共誅、共討”的局面。這種變化具有深刻的含義，它說明，以政治運動和思想控制為驅動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出現了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和某種程度的自由空間，這正是改革得以啟動的條件。
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后政治，或者說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這話并不完全對。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恰恰發生在思想政治領域：一個是人的思想解放，一個是人的政治解放。如果沒有政治、思想領域的變革為前導，經濟改革不可能推動。
(二)要求放寬政策、改善民生的潮流
國內外都有人拿出官方公布的數據證明，文革時期經濟增長不慢，并沒有到“崩潰的邊緣”，而且整個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快速工業化的時代，文革結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不否定，前27年，依靠國家的強制動員和全國人民勒緊褲帶，初步建立起了一個工業體系，走過了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最初階段。35萬個工業企業是后期發展的重要基礎。“勒緊褲帶”需要信念支撐。在一定意義上說，毛澤東時代是理想主義時代，人們相信中國是最好的，未來更好。愿意為未來犧牲當前，為國家奉獻自己。那個年代勞動者所做出的貢獻，后人不應該忘記。
問題在于這種增長效率太低、代價太大，老百姓得不到實惠。毛澤東在世，“勒緊褲帶搞建設”還可以挺下去，毛澤東之后條件已經不存在，人們失去了忍耐力。要求改善民生的壓力與日俱增，民生問題成了最大的政治問題。1978年9月，鄧小平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陳云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要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起來造反。”共產黨不能帶領人民從貧窮中走出來，很難繼續得到人民的擁護。這是中國走上改革最原始的動力之一。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當年許多知青懷著滿腔熱血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上山下鄉，然而殘酷的現實不僅磨滅了他們的理想主義，而且讓他們陷入絕望，唯一的出路是回城。文革一結束，就出現知青請愿鬧事風潮，蔓延到十幾個省市。最終迫使政府承認知青回城的權力，同時永久地結束了上山下鄉運動。在共和國歷史上，政府屈從鬧事者的壓力而調整政策，這也許是第一次。由于上千萬知青回城，加劇了城市就業的危機。兩千萬人待業成為最具“爆炸性”的社會問題。這促使各地政府廣開門路，解決就業。城市集體合作經濟和個體經濟就是這樣恢復和發展起來的。所謂中國改革“體制外先行”，并不是誰預先設計好的，是被逼出來的。另一個更大的群體就是農民。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發展模式。文革結束以后華國鋒仍然把它看作農業的出路，但實事上已經推不動了。其實當時許多人都看到，農民所要的不是強化動員，而是放寬政策。經濟學家薛暮橋就回憶說，1977年他就認為“‘農業學大寨’不能解決問題”，農業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還需要重新研究。”第一個抵抵制農業學大寨的省委第一書記是安徽的萬里。(1977年6月，安徽省委制定《關于當前農業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規定》，放寬農村政策。1978年2月，四川省委出臺了類似文件。)到了1978年，“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逐步為“落實農村政策”的呼聲所代替。(1978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轉發湖南湘鄉縣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報告和陜西旬邑解決干部強迫命令打罵群眾問題的報告。)比較大膽的農民也在自己找出路。有些農民的歷史嗅覺其實是很靈的，1977年，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就感到“世道快要變了”，開始動腦筋怎么脫貧致富。出路就是組織搞副業，接著是辦工廠，一舉成為全國首富村。更多的農民想到的還是“包產到戶”，這是農民幾十年所盼望的。
一些人寫文章說，中國改革自覺選擇了農村作為突破口，這并不符合事實。農村改革是從下面先搞起來的，首先在地方形成小氣候，然后一步一步得到上層的認可，獲得合法性。當然，這次包產到戶所以沒有夭折，是因為大環境變了。農民的膽子大起來了，基層干部的態度也變了，有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暗地支持。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主要領導人站在農民一邊。要知道，在當時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他們的勇氣從哪里來？主要是他們了解和同情農民苦難，生發出強烈的愧疚感和責任感。當然反對的聲音也是很強大的。一直爭論不斷。但是沒有階級斗爭的“尚方寶劍”，你就阻擋不住包產到戶的步伐。更何況包產到戶很快見效，讓農民吃飽了飯；糧食多了，保證了國家征購；農副產品多了，城里人的餐桌也豐富了。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小，農村改革就這樣突破了。
(三)打開國門、學習西方的潮流
中國遲早是要開放的。70年代初中美關系解凍，接著是中國與日本、西歐國家建交，進入聯合國，就有了開放的初步條件。當時周恩來、陳云這些人有利用資本主義、擴大引進的想法，毛也不持異議。搞了一個“四三方案”。當然，引進成套設備可以，開放國門不行。當時假如開放是在付出政治代價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套肯定搞不下去了。
文革結束以后，國門逐漸打開。首先是技術上的需要。當時從華國鋒到鄧小平，都清楚“文革”留下了什么后果，穩定局面不能只靠“高舉旗幟”，更需要發展經濟、解決民困。華國鋒上臺不久就提出一個宏大計劃，要在未來23年在中國實現“高度的現代化”。怎么實現呢？完全照老辦法證明不行了，必須要有新辦法。可以最快見效的，就是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了。我們看政治局討論記錄，領導人很急，都贊成擴大引進。鄧小平就說，我們要“實行拿來主義”。計劃引進規模一再加碼，從65億美元一路加上去，到1978年，加到了800億美元，一年時間擴大10幾倍。
除了引進技術，還要學會管理。華國鋒號召高級干部都出去看一看。1978年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出國考察潮，到底有多少個考察團，沒有人統計過，總之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這次走出國門給中國帶來的影響，首先還不是引進多少先進技術設備，而是思想上受到的沖擊和震撼。首先是對高層的沖擊。因為大多數負責人從來沒有出過國、沒有見過資本主義，沒有見過現代化是什么樣的。這次第一次“身臨其境”觀察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從文獻和當事人口述看得出，引起的思想震動是很強烈的。沒有想到當代世界現代化會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沒有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會如此之大！沒有想到資本主義國家普通人的生活、福利會這么好！而且社會秩序、精神面貌、道德水準也不錯。鄧力群就說：東京的秩序比北京好很多。王震訪問英國時使館人員問他有什么感受，他說，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了”。
這次出國考察還有一個特點，很少是帶著意識形態眼光去挑刺的，而是以學習的心態去研究人家的經驗。文革結束剛剛兩年，這有些不可思議。這也說明，“文革”那一套宣傳早就沒有人相信了。由于有了新的參照系，有了強烈對比，思想一下開闊了。促使高層反思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醞釀體制改革。在聽取各個出國考察團的匯報以后，在華國鋒的提議下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正是這次會議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大批官員出國考察感受到的挑戰和機遇，領導層不會有這么強烈的緊迫感，達成改革共識會困難得多。
開放帶來更深刻的影響是思想的多元化。傳統模式高度依賴于意識形態一元化，然而，只有封閉的國家才可以控制信息，進而控制思想。一旦開放信息，意識形態一元化，就很難維持。中外一對比，過去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念被顛覆了，當時出現了所謂“三信危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人們拋棄了理想主義，轉向世俗化。當時很多人為這種現象擔心，但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趨勢。這正好說明：傳統的發展模式必然要走向終結。維持不住理想主義，就維持不住傳統模式。改革勢在必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浪歷史 2013年11月12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