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鄉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鄉村社會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出現了經濟評價優于道德評價、政治權威強于道德權威、自我意識沖擊道德共識的倫理困境，致使傳統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逐漸式微。新時代鄉村治理應充分認識新鄉賢在提升村民生活質量、助推鄉村善治格局、凝聚村莊道德共識等方面的倫理價值，并通過追求鄉村理性發展、推動村民自治制度、營造村莊新鄉賢文化等途徑，保障新鄉賢倫理價值的發揮。
關鍵詞：鄉村治理；新鄉賢；倫理價值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的要求，強調新時代鄉村振興離不開新鄉賢的參與。在具體鄉村治理實踐中，面對傳統鄉賢的失勢，應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認識并培育新鄉賢在新時代鄉村治理中的倫理價值。
一、傳統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失勢
傳統鄉村治理以德高望重的鄉賢為主體，他們既能夠起到良好的“上傳下達”作用，也可以在執行皇權命令的同時為村民爭取合法利益，成為平衡中央與地方的關鍵因素。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伴隨市場經濟的擴張、國家權力的滲入、價值觀念的多元，傳統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權威地位逐漸式微。
對于“鄉賢”而言，“鄉”既代表著身份特征，也暗含著精神歸屬。傳統鄉賢大多成長于鄉村，對村莊有著特殊的情感。相比于鄉村中的皇權代理者，鄉賢更了解村莊的風土民俗、理解村民的行動邏輯，也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小雅》）的中央集權背景之下，鄉村并非是皇權之外的自由之地，甚至有些統治階級為了強化對村莊的管控、提高征收賦稅的效率，常常會向村莊派駐官吏。然而，這些官吏作為外在于鄉村的存在，其在村莊難以發揮應有的價值。事實上，從衙門到村民家大門的這段距離，往往需要依靠具有村莊認同、村民認可的鄉賢進行治理。與此同時，“鄉賢”的另外一個特質是“賢”。賢作為形聲字，“從臤從貝”，最初指能夠精打細算、量入為出的人，后引申為有才能的人，并且賦予道德意義，表示具有良好品行，有才德的人。一般而言，傳統鄉賢并非是村莊中的平庸之輩，他們通常具有良好的政治資源和道德威信，要么是“處于官僚系統內部，即現任的休假居鄉的官僚”，要么是“曾經處于官僚系統內部，但現已離開，即離職、退休居鄉的前官僚”，要么是“尚未進入官僚系統的士人，即居鄉的持有功名、學品和學銜的未入仕的官僚候選人”[1]。傳統鄉賢所具有的這種做官經歷或者做官的可能，使得他們能夠積累一定的政治財富和人脈資源，在必要時“可以從一切社會關系：親戚、同鄉、同年等等，把壓力透到上層，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2]。鄉賢憑借自身的道德威望和社會影響成為鄉村的實際掌權者，并依靠鄉村中的風土人情和村規民約對村民進行道德教化。他們一方面，能夠利用自身身份特征和精神認同，協助皇權收繳賦稅、維護鄉村穩定；另一方面，憑借自身政治資源，可以發揮為民請命、維護農民合理利益的倫理價值。
近代以來，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鄉土社會被逐漸打破，經濟資本和政治權威不斷涌入鄉村，農民的功利理性被逐漸激發。在鄉村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傳統的道德認同不斷式微，經濟評價逐漸取代道德評價獲得價值評價的優先性，道德權威開始讓位于政治權威走向邊緣化，農民自我意識逐漸強化并對村莊道德共識造成沖擊，從而進一步削弱傳統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首先，改革開放40年來，伴隨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村莊經濟水平得到根本性提升，村民生活條件得到徹底改變。在此過程中，村民的求富意識得到增強，“以各種數字（收入、利潤等）為直接表征的經濟成就獲得了在個人和社會評價上的價值優先性”[3]，對村莊傳統道德評價造成嚴重沖擊。在對江蘇徐州JN村進行調研時，37.7%的村民認為“錢”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東西，位居各選項之首。其次，在國家權力的推動下，雖然村莊秩序得到了有效維護，鄉村的自治地位獲得了有效提升，但村干部卻依然被賦予過多的政治意義。在當前鄉村治理實踐中，由于村干部掌握著一定的政治資源，他們能夠憑借政治威信治理鄉村，而以道德權威立身的鄉賢卻缺少相應的影響力，難以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在江蘇徐州JN村調研[4]時，村民表示：村里面都是村支書和村長說了算，人家是官，村里都得聽他們的。你再有德，你說的話不管用，那又有什么用呢，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俺老百姓遇到問題還是得去找村里，找其他人沒有用，說不上話，只有村干部行。（2016年7月13日18:20—18:48于江蘇徐州JN村村民家與一位41歲男性村民的訪談記錄）最后，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村民不斷增強的自我意識，逐漸對傳統村莊基于長期生產生活實踐形成的道德共識造成沖擊。當前鄉村社會中，村民的私人生活領域逐漸脫離村莊道德共識，“隨著‘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相對分離，私人生活領域的‘道德自由’便作為正式的要求被提出并獲得了承認”[5]，傳統的道德共識難以對村民私人領域的道德標準、人生價值等內容進行制約，從而進一步弱化了傳統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
二、新時代鄉村治理中新鄉賢的倫理價值
在新時代鄉村治理實踐中，鄉村全面振興的實現離不開“新鄉賢”作為村莊內生性價值的參與。新鄉賢在鄉村雖然不一定具有正式頭銜，但以一定的道德修養為基礎，擁有不同于普通村民的知識譜系、人脈關系、經濟實力，具有豐富的“資源”和開闊的“視野”，具有良好的道德感召力。他們“出自于鄉村，成就于城市；成長于鄉土，弄潮于商海，在鄉村與城市的內在關聯上，具有天然獨特的優勢”[6]，能夠在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之間搭建橋梁，從而提升村民生活質量，助推鄉村善治格局，凝聚村莊道德共識。
第一，一些作為經濟能人的新鄉賢，能夠為有效改善村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質支持。鄉村中所謂“經濟能人”主要是指在村莊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卓越德性與能力的人，“從構成上看，這一群體主要由以下幾部分人組成：（1）農村私營企業主（含雇工型個體工商大戶）；（2）鄉鎮集體企業管理者；（3）農業專業大戶”[7]。在經濟評價優于道德評價的背景之下，村民對于經濟的渴求不斷增強，“利潤最大化不僅成為商業活動的最高目標和唯一原則，甚至不斷侵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乃至精神世界，從而成為現代社會具有宰制性地位的意識形態”[8]?；谶@種時代背景，鄉村中的經濟能人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村民的認可，能夠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及良好的道德素養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首先，經濟能人可以通過在村莊開設工廠等形式增加村民就業機會，帶動村民致富。經濟能人在積累財富的同時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吸收村莊剩余勞動力，使村民可以在不離土、不離家的前提下進廠工作，解決村民就業難的問題，有效拓寬村民收入途徑，為提升村民生活質量提供物質基礎。其次，作為新鄉賢的經濟能人在自身德性要求下還能夠以興建村莊公共基礎設施、保障村莊困難群體基本生活水平等方式回饋村莊。在江蘇徐州JN村調研時了解到，當地一戶“燒雞大王”每年從賣燒雞賺的錢中拿出一部分專門用于請戲班子進村唱戲，滿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他經常提到：“我作為村里的一份子，做生意發了財不能忘記村里人。每年請戲班子唱戲的錢對我來說不算什么，只要村里人喜歡，我以后每年都會請?！保?016年7月15日11:00—11:15于江蘇徐州JN村關帝廟與一位63歲男性退休村干部的訪談記錄）由此可見，村莊中一些經濟能人能夠“以其企業利潤的讓渡實現對村莊和鄉親盡可能多的‘回報’”[9]，以此促進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最后，村莊中大多數經濟能人作為鄉村企業的老板或者經營管理者，他們能夠以領導的身份解決員工（村民）間的沖突，并且能夠以不提供工作崗位等方式邊緣化村莊中不勞而獲的“釘子戶”和“搭順風車者”，以此維護村莊良好生產生活秩序。
第二，具有政治資源的新鄉賢能夠為村莊發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在增加村莊獲取國家轉移資源機會的同時，有效監督村莊權力的運行，促進鄉村善治格局的形成。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在經濟發展取得重大進展，工業化、城鎮化建設得到明顯改善的前提下，做出全面取消“農業稅”的決定，結束了延續千年的交皇糧制度，并不斷以工業化促進農業，用城市帶動鄉村，向村莊轉移資源，支持鄉村建設。國家以“給予”者的角色，通過“發包”、“打包”、“抓包”的形式向鄉村轉移資源的操作方式，有效解決了基層財政緊張的困境，“使得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減少的情況下能夠維持公共服務的供給”[10]，促使國家權力為鄉村治理提供幫助。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基層政府為了集中國家轉移的資源，常常將上級政府和部門“發包”的資源進行“打包”，然后再有針對性地讓鄉村進行“抓包”。值得注意的是，從某種意義而言，基層政府對鄉村的認可程度，影響著村莊能否在“抓包”過程中獲得有利于鄉村發展的資源。具有政治資源的新鄉賢在這過程中便可以利用自身優勢，更為詳實地向基層政府介紹村莊優勢，從而獲得相關負責人的認可，進而在“抓包”過程中爭取更多有利資源。調研地江蘇徐州JN村因關帝廟的修復而遠近聞名，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旅游景點。關帝廟的修復正是在鄉賢WHL的推動下才得以順利完成，WHL在訪談中提到：我原來是在縣里中學教書的，從教師一直當到校長，后來因為我會寫會畫，就從教師部門調到了文化部門，在縣文化館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后還在鄉鎮做了幾年黨委秘書。所以無論是鄉鎮領導還是縣里面的領導我都比較熟悉，現在我的一些學生也都當上了一些部門的主要領導，他們對我做事也比較放心。一般我有什么需求他們都會支持，當然我也不會亂提要求。（2016年7月15日9:00—10:00于江蘇徐州JN村關帝廟與WHL的訪談記錄）不難看出，正是基于新鄉賢獨有的政治資源，鄉村才能夠在資源分配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從而為鄉村善治提供更多有利機會。此外，具有政治資源的新鄉賢對于民主政治建設也更為熟悉，他們擁有比普通村民更為專業的知識，能夠有效對村莊政治權力的運行進行監督，從而為鄉村營造更為公平公正的治理環境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新鄉賢基于對鄉村的認同，能夠為重新凝聚村莊價值共識提供有利的情感依據。在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經歷深刻變革的背景之下，伴隨村民自我意識的逐漸增強，鄉村人口流動的加速以及村莊邊界的改變，以往鄉村中“熟人社會”的特質不斷削弱，村民間基于熟悉而產生的道德共識逐漸瓦解，“村莊成員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日漸弱化，建立在同質性和相互認同基礎上的村莊倫理邊界日益模糊，并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村莊共同體的倫理基礎”[11]。這一困境的有效解決需要借助新鄉賢的鄉土性力量，利用村民對新鄉賢的價值認同從而實現村莊整體的道德共識。鄉村社會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傳統社會的架構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中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于鄉村之中”[12]，新鄉賢作為具有標準性與典型性的地域性道德榜樣，能夠以此為基礎，利用血緣、地緣、人緣等優勢，在傳遞政策、反映民生、協調村民關系等方面發揮有效作用，進而維護村莊生產生活秩序，重新凝聚鄉村道德共識。在江西撫州XN村調研時，村民和村干部普遍反映XJP作為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村莊正是在他的帶領下逐漸重新形成價值共識。XJP在訪談中提到：“關于鄉賢，我以前沒有這個意識，在具體鄉村建設過程中，才逐漸認識到鄉賢在老百姓中的作用。老百姓對文件政策并非完全理解，但他們信任我，肯給我面子，我提出的想法他們也比較支持，從而我能充當政策和老百姓之間的橋梁。鄉賢在推動農村道德文化建設過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鄉賢不同于干部下鄉，最重要的是鄉賢是本村的人，只要他能得到老百姓信任，他說的話就能被老百姓接受。”（2017年7月26日9:24—10:50于江西撫州XN村宗祠與XJP的訪談記錄）新鄉賢在特定村莊社會范圍內，依靠村民對地緣和血緣關系的認同，依靠自身倫理文化力量教化村民，“用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修養成為鄉民維系情感聯絡的紐帶，讓村民有村落的歸屬感和社區的榮譽感”[13]，從而增強村莊凝聚力、感召力。
三、新鄉賢倫理價值的實現路徑
新時代鄉村治理實踐對鄉賢倫理價值的重視并不意味著對傳統鄉賢的復歸，而是要求立足鄉村振興戰略這一背景，以村莊自身特殊的地方性道德知識為基礎，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探尋新鄉賢倫理價值的實踐路徑。具體而言，新時代鄉村治理實踐中，培育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倫理價值必須保障新鄉賢的經濟地位、健全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機制、激發新鄉賢的價值認同。
第一，追求鄉村理性發展，保障新鄉賢的經濟地位?！叭藗冏杂X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14]對于任何個體而言，自身的倫理價值一定建立在其經濟基礎之上，只有在解決自身最基本生活條件的前提下，個體才有機會更為充分地發揮自身道德素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鄉賢在鄉村治理實踐中倫理價值的養成首先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撐。一方面，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倫理價值的發揮并不以牟利為目的，其行為更多地是義務性、無償性、奉獻性的性質，缺少一定經濟基礎的支撐，新鄉賢不但無法為鄉村治理提供物質性幫助，而且難以有效維持自身最基本的生產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在經濟理性的刺激下，村民容易將個人財富的多寡與其能力大小進行關聯，在經濟上無法自主的個體難以獲得村民的認可。江蘇徐州JN村村干部在訪談中提到：現在村民生活條件有了很大提高，一般村民都不差錢，現在要是沒有錢不管是不是村干部說話根本沒有人聽，只有有錢了，說話才有分量。（2016年7月16日15:00—15:30于江蘇徐州JN村村委會與村干部SQJ的訪談記錄）由此可見，新鄉賢倫理價值的實現難以離開經濟地位的支撐。但值得注意的是，強調經濟地位對培育新鄉賢倫理價值的重要作用并非是要村莊將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宰制性目標，相反，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村莊應該“以保障農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則作為底線倫理，以公平正義作為當前鄉村治理最為迫切的現實要求，并以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鄉村治理的價值旨歸”[15]，追求鄉村理性發展。具體而言，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應結合村莊實際特色，合理、有序、適當發展鄉村經濟。在實踐操作過程中，村莊應努力“培育一批家庭工場、手工作坊、鄉村車間，鼓勵在鄉村地區興辦環境友好型企業，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提供更多就業崗位”[16]。在此基礎上促使新鄉賢實現“多樣化的收入渠道”、“穩定性的收入保障”，以及“較高的收入水平”[17]，從而保障新鄉賢的經濟地位，為其在村莊充分發揮倫理價值提供物質基礎。
第二，推動村民自治制度，健全新鄉賢的參與機制。村民自治是鄉村治理的關鍵內容，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制度保障。推動村民自治理建設，能夠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合理機制，充分保障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合法性地位，從而在制度上為發揮新鄉賢的倫理價值提供條件。首先，在民主選舉方面，村民自治應該積極鼓勵符合條件的新鄉賢參與民主選舉，保障他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努力吸納新鄉賢進入村“兩委”組織，“研究制定管理辦法，允許符合要求的公職人員回鄉任職”[18]，改善村莊干部權力結構，合理賦予新鄉賢更多治理村莊的權力。其次，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方面，應充分發揮新鄉賢作為民情、民意代言人的作用，有效擴寬新鄉賢參與鄉村事務的途徑和渠道。在當前鄉村治理中，應注重從多種渠道凝聚新鄉賢群體，發揮離退休干部、致富能手、專家學者等具有良好政治資源、經濟背景、知識儲備的鄉村能人的積極性。一方面，可以主動邀請新鄉賢以“顧問”的身份直接參與到具體鄉村治理中來。將新鄉賢作為村“兩委”顧問，“根據他們的特點和長處，再分成各種顧問小組，增強議事的專門性和專業性”[19]，從而提高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科學性、民主化水平。在調研過程中發現，有些村莊會利用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大量村民返鄉的契機，就有關鄉村發展的事情征求本村在外的新鄉賢的意見，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機會。另一方面，應鼓勵新鄉賢成立各種有利于促進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的組織，通過組建各種形式的民間組織，搭建新鄉賢與村莊聯系的平臺，鼓勵和支持有意愿的新鄉賢參與鄉村公共事務討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村級項目實施等具體治理環節。諸如新鄉賢在政策允許范圍內成立的鄉賢研究會、傳統村落文化協會等研究性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村莊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有利于鄉村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鄉賢議事堂等協商性組織則能夠為化解村民間利益沖突提供調節空間，從而既減輕村“兩委”工作負擔，也為發揮新鄉賢倫理價值提供現實基礎。最后，在民主監督方面，應主動接受新鄉賢的監督。新鄉賢作為經濟、政治、文化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能人，具有相對專業的知識和豐富的實踐，能夠對村“兩委”進行更為有效的監督。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村級組織應該對村莊財務、重大決策等有關鄉村發展的事情進行公開化處理，自覺接受并配合新鄉賢的監督。
第三，營造村莊新鄉賢文化，激發新鄉賢的價值認同。營造新鄉賢文化是培育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倫理價值的關鍵環節。新鄉賢文化“作為一種‘軟約束’‘軟治理’，有利于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營造新鄉賢參與家鄉建設的氛圍”[20]。長期以來鄉賢文化一直都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表現形式，其根植于村莊現實實踐，是村民日常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表達。村莊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傳統鄉賢文化與現代文明共同存在，二者既有沖突也有融合。營造新鄉賢文化，應該對傳統鄉賢文化進行批判性繼承，一方面要堅決摒棄傳統鄉賢文化中“大家長”式的專制集權、男尊女卑、妖魔鬼神等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封建迷信內容，不斷移風易俗，“遏制大操大辦、厚葬薄養、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另一方面要傳承發展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內涵、新要求融入其中?！吧钊胪诰蜞l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新，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21]。與此同時，在營造新鄉賢文化過程中還應注重對村莊地方性道德知識的運用，“保護鄉村風貌、傳承鄉土文化，培育形態各異、功能健全的農村社區”[22]。利用兒時記憶、家鄉味道等鄉土性情節，從情感上激發新鄉賢對村莊的依戀情節，從而“建立有效激勵機制，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支持企業家、黨政干部、專家學者、醫生教師、規劃師、建筑師、律師、技能人才等，通過下鄉擔任志愿者、投資興業、包村包項目、行醫辦學、捐資捐物、法律服務等方式服務鄉村振興事業。”[23]除此之外，營造新鄉賢文化還必須以村民能夠接受的方式和方法開展工作，在充分把握村民生活方式特點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進行文化宣傳與教育。在具體實踐過程中，要以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對傳統鄉賢先進事跡和經典思想進行整理，對新鄉賢為鄉村治理做出的善舉進行宣傳，從而增強村民的情感認同，提升新鄉賢在村莊的道德感召力，進一步促進其倫理價值的實現。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劉昂，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成員、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蘭州學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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