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當前，中國已歷史性地消除現行標準下的農村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向實現共同富裕邁出了堅實步伐，人民群眾的需求正從“溫飽生存”向“生態福祉”升級，從追求物質充裕向渴求清新空氣、清潔水源、綠色空間等高品質生態供給過渡。但現階段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協調等問題依然凸顯，成為制約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堵點。
森林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是維持生態安全、推動綠色發展的戰略性資源。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通過資源確權、市場化交易、生態補償等機制，不僅將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且催生綠色產業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綠色轉型，是助推綠色共富的重要路徑。中國森林覆蓋率超過25%，已成為全球增綠最快最多的國家。然而，中國森林生態產品長期面臨“高生態價值、低經濟轉化”的困境，“生態富礦”與“經濟洼地”并存的結構性矛盾，森林資源豐裕地區往往存在“資源詛咒”現象。因此，如何通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激活森林生態資源的多重價值屬性，成為實現綠色共富動能的核心命題。
在以綠色發展為核心理念和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的時代背景下，學者們關注到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發展不平衡之間的關系，發現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能縮小縣域發展差距、城鄉收入差距，普遍認識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對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意義，并對其展開了理論探討與案例分析，并進一步提出“兩山”理念通過產權改革、價值核算、市場交易、產業融合、政策保障的系統化路徑，推動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而關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的研究依舊匱乏。不同類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要體現差異性和適配性。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助推綠色共富的邏輯機制為何？機制路徑應如何設計？這些問題仍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綠色共富的目標，探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理論框架、現實困境與實現路徑，以期為堅持“三綠”并舉、推動“四庫”聯動，實現共同富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學理依據。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視角方面，與已有研究關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不同，本文重點關注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如何推動綠色共富；二是研究內容方面，本文系統闡述了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理論框架、現實困境與實現路徑。
2、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理論框架
2.1 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的“五維協同”森林生態產品作為生態產品重要分支，指人類從森林生態系統中直接或間接獲得的物質成果與服務效能，涵蓋森林生態系統提供的所有有形與無形產品。根據生態產品的功能屬性，可分為物質供給（如木材、林果、藥材等）、調節服務（如氣候調節、水源涵養、固碳釋氧等）和文化服務（森林康養與自然教育）三類。森林生態產品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和生態價值，其價值實現是通過市場機制、政策補償或技術創新，將生態系統提供的資源與服務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過程。共同富裕的實質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下，全民共同創造世界領先的生產力，并同享日益美滿的生活。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被鮮明地確立為兩大核心要義與顯著特征。在此背景下，“綠色共富”理念應運而生，它不僅包括了共同富裕的深遠內涵與“兩山”理念的轉化精髓，更將“綠色”與“共享”兩大新發展理念深度融合。森林作為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態系統之一，其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不僅關乎自然環境保護與恢復，更是推動經濟社會綠色轉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因此，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具有內在一致性，前者通過市場化機制激活森林生態資源的經濟潛力，后者以公平共享為導向推動社會財富的綠色化分配。二者通過理念協同、目標協同、動能協同、路徑協同和機制協同，形成更深層次的多維協同關系（圖1），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提供理論支撐。
第一，理念協同，生態優先與普惠共享的價值統一。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的核心理念均以“兩山”理念為哲學根基，倡導在生態承載力范圍內實現全民福祉提升。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強調對森林生態資源的非消耗性利用，賦予“綠水青山”經濟價值，這與綠色共富“不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底線邏輯一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通過生態承載力評估與生態產品認證將理念轉化為實踐準則，確保開發不越閾值；同時，通過生態補償、生態產業經營等路徑，使生態保護者成為直接受益者，設置生態積分制以量化個體生態貢獻，將抽象的生態價值轉化為可流通的市場信用，實現生態紅利在城鄉、區域間的均衡精準分配，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同時，注重人類生態權益的普惠共享。
第二，目標協同，生態安全與民生福祉的雙重增益。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在戰略目標上形成了從底線約束到高階引領的遞進框架，確保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長期兼容性。一是二者均將維護生態安全作為基線目標,共同服務于國土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二是二者均追求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高階目標。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綠色產業創造GDP增量，綠色共富要求以綠色技術驅動物質財富增加。在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通過構建森林覆蓋率約束性指標等生態安全基線，開發林業碳票等收益共享工具，建立跨區域補償機制，將GDP增量向弱勢區域傳導，使欠發達地區憑借生態優勢獲得優先發展權，從而破解“生態資源富集區與經濟貧困區重疊”的悖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達成綠色共富目標。
第三，動能協同，內生動力與外生支持的有機聯動。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通過內生性動力與外源性支持的協同機制，構建起多元主體參與的可持續治理框架，有效促進生態紅利普惠分配。一方面，通過社區林業、合作社等組織創新，賦予林農等生態保護主體生態產權，共建共享生態增值收益，激發群眾參與生態保護積極性；另一方面，森林生態產品通過生態產權制度改革、碳匯交易規則制定等制度供給，降低交易成本。綠色共富則依托生態補償轉移支付、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再分配工具，實現物質財富與生態福祉的耦合增值；此外，通過市場化手段，引導社會資本向生態領域集聚，從而有效銜接生態資源與資本要素。
第四，路徑協同，鏈式轉化與共富網絡的緊密交織。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的路徑協同，本質是通過“資源—資產—資本—財富”的鏈式轉化機制，構建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閉環循環系統。其核心在于以市場化手段激活生態要素潛能，并通過公平分配機制實現森林生態紅利共享。一是通過確權賦能將森林資源轉化為可交易、可抵押的生態資產；二是借助綠色金融工具將生態資產轉化為可增值的資本要素，撬動社會資本參與生態經濟；三是通過三次分配機制實現生態資本向綠色共富成果轉化。
第五，機制協同，制度保障與利益聯結的深度耦合。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依賴產權、交易、核算等制度支撐，綠色共富依賴分配、補償、參與等機制設計，二者通過制度保障實現森林生態保護，通過利益聯結網絡確保森林生態紅利在多元主體間公平共享。制度保障是機制協同的基礎支撐，利益聯結是機制協同的內生動力。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綠色共富實踐過程中，通過構建“政府市場社區”多元共治的利益共享網絡，建立跨區域、跨行業的利益傳導鏈條，使森林生態產品價值沿產業鏈向末端弱勢群體滲透，從而將個體理性與集體目標有機統一。
2.2 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四重邏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基本邏輯包括理論邏輯、現實邏輯、技術邏輯和制度邏輯，“四重邏輯”辯證統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可持續動力（圖2）。
第一，理論邏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提供了理論指導。一是森林資源是欠發達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資產，可為當地居民提供直接收入來源，而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使隱形的森林生態系統功能成為可交易資產，進而產生富民效應。二是森林生態環境修復與保護、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能力提升、優質森林生態物質產品供給等，可推動發展方式向綠色轉型。三是依據“兩山”理念，在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通過建立森林生態資源資產核算體系，打通“資源—資產—資本—財富”的轉化路徑，構建“生態保護者受益、環境改善者獲利”分配格局，形成生態資本增值與民生福祉提升的良性循環，實現生態財富全民普惠的共富目標。
第二，現實邏輯。一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將森林資源轉化為生態產業和綠色經濟收益，為鄉村宜居宜業奠定物質基礎；同時通過碳匯交易、生態補償等機制反哺鄉村環境治理，提升生態宜居水平。二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挖掘鄉村生態資源溢價效應，將“綠色家底”轉化為特色產業收益，以生態產品溢價提升農民財產性收入，為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可行路徑。三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激活欠發達地區生態資源優勢，破解資源稟賦差異引致的區域發展失衡。通過推動發達地區向生態保護區轉移支付，促進要素雙向流動與產業梯度互補，既能增強生態屏障區內生發展能力，又能通過生態財富再分配實現區域協同共富。
第三，技術邏輯。一是森林生態價值評價體系為評估綠色財富提供了科學依據。利用遙感、地理信息系統（GIS）等技術測算森林生態系統的物理存量，并采用影子價格法、替代成本法等方法貨幣化，評估綠色財富存量；采用生態系統服務評估與權衡模型（InVEST模型）等量化年度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的經濟價值，動態監測綠色財富流量。二是森林數字技術創新為促進綠色共富提供了科技支撐。利用多光譜遙感、微型衛星、無人機等技術手段實施碳儲量監測，精準量化森林碳匯能力，為市場化交易提供可信數據支撐；借助區塊鏈碳匯溯源系統等數字化技術，提高碳匯資產登記、交易和分配的效率；通過低成本物聯網傳感器、適老化碳匯App等普惠型數字技術裝備進林區基層，協助農戶進入碳市場，解決林農“參與門檻”問題，幫助林農直接受益。
第四，制度邏輯。一是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為綠色共富提供了再分配機制。近年來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逐步提高，有力提升了林戶收入水平；區域橫向生態補償促進生態保護者與生態受益者之間的財富再分配，有效解決了生態保護的外部性問題；“財政補償+市場交易”雙軌制的法定化也促進了社會財富再分配。二是森林碳匯交易制度為綠色共富提供了市場配置機制。碳匯收益直接反哺林農，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經濟發達地區企業購買林區碳匯，通過碳匯供需雙方匹配實現綠色共富。三是森林生態經營開發制度為綠色共富提供了生產創新機制。以產權明晰為前提，解構森林生態產品的生產要素，將生態系統的復合功能拆解為可獨立經營的權屬單元，實現“一林多產”；通過預售未來森林生態服務收益融資，用綠色金融工具將預期森林生態效益轉化為當期生產資本，提高生產投入水平。“四大邏輯”的辯證統一共同構建了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從而為實現綠色共富目標提供協同推動力，也佐證了綠色共富與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邏輯契合性。理論邏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內核，界定森林資源作為欠發達地區重要生態資產的地位，指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促進財富共享、兼顧綠色與富裕的重要機制，從而為制度設計、現實探索、技術創新提供理論指導。現實邏輯檢驗理論邏輯與技術邏輯的科學合理性，通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助推鄉村宜居宜業、縮小城鄉差距、縮小區域差距的諸多現實案例，證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助推綠色共富的實踐可行性，也為制度邏輯的持續完善提供支持。技術邏輯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探索提供服務，為制度邏輯的更新完善提供助力，同時推動理論邏輯的科學性與解釋力提升。制度邏輯為現實邏輯和技術邏輯的應用提供重要保障，通過總結凝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制度以進一步完善理論邏輯。
3、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現實困境
當前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度量難、森林生態資產融資難、森林生態產品交易難、森林生態產品變現難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困境的集中表現。而對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相關理論認知存局限、市場機制顯短板、技術創新遇瓶頸、政策體系待完善等，則是造成上述困境表現的深層次原因。
3.1 理論認知存局限
第一，地方政府對綠色共富認知局限可能抑制區域間的綠色共富效應。一是認知偏差與工具化傾向削弱發展效能。地方政府常將“綠色共富”簡單等同于生態保護或經濟增收的單一目標，忽視二者協同性。部分地區為完成森林覆蓋率指標，大規模種植單一樹種，雖短期提升了森林覆蓋率，卻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削弱了生態系統穩定性，加劇“指標達標≠生態增效”的深層矛盾。例如，湖南金洞林場盲目種植杉木純林（初植密度167株/畝），形成“低效林”。二是行政壁壘與制度惰性阻礙協同治理。無論是森林生態系統跨域性治理，還是“綠色共富”破除行政壁壘，都需要跨區域、跨部門的協調合作與治理。但地方政府往往囿于行政邊界分割，受財政分權與政績考核限制，陷入“保護者無收益、受益者無成本”的公地悲劇。
第二，消費主體對森林生態產品認知局限可能抑制生產者的綠色共富效應。一是支付意愿與真實價值偏離。森林生態產品的公共收益因產權模糊難以定價，消費者普遍將其等同于初級林產品，僅愿支付私人收益部分卻無償享受生態服務，導致生產者無法獲得足額市場補償，削弱綠色共富參與動力。二是信息不對稱與逆向選擇。消費者因信息壁壘無法識別森林生態產品溢價價值，導致生態友好型生產難以獲得合理回報，森林生態產品無法實現優質優價；同時，生態標簽等質量信號因認知不足而失去價值傳遞功能，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雙重抑制森林生態保護投資動機。
第三，生產主體對森林生態產品的認知局限可能降低森林生態產品溢價。一是生態價值認知偏差低估產品定價。多數林農仍將森林資源視為傳統生產資料，忽視調節服務與文化服務等外溢價值。二是技術認知的滯后性阻礙價值量化。生產主體對碳匯計量技術與金融工具的掌握不足，削弱市場議價能力，同時也因技術標準復雜化與金融知識缺口，形成“高生態價值低市場兌現”的轉化斷層，阻礙森林生態產品交易。
3.2 市場機制顯短板
第一，森林經營開發機制薄弱難以實現價值轉化。一是價值鏈低端鎖定與業態失衡。森林生態產業重心集中于初級資源輸出，深加工產品及文化服務等高附加值業態發育不足，形成“生態富集區經濟貧困區”的空間悖論。《中國林業和草原年鑒2022》數據顯示，中國林業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值之和占比超過75%，而第三產業產值僅占23%。這一結構性特征表明，依托森林生態系統調節類生態服務及產品發展起來的森林康養和森林生態旅游等現代森林生態產業發展明顯不足。同時，政府考核體系過度依賴碳匯量、游客規模等顯性指標，倒逼開發主體追逐短期可量化收益，抑制生物多樣性價值轉化等長周期創新探索，形成“碳匯旅游”雙軌路徑依賴。二是市場治理機制失靈與品牌耗散。上游林農生產決策與市場需求錯配，下游消費缺乏溯源體系與偏好反饋通道，加劇資源錯配；同時，區域公共品牌因質量標準缺失陷入“搭便車”困境，且認證體系失效與監管缺位，導致生態信號傳遞失真，抑制溢價能力。
第二，森林生態產品定價機制缺陷造成價值衡量困境。一是核算方法分歧削弱了價值可信度。盡管《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試行）》已構建基礎框架，但由于同類服務價值評估存在多重標準，且當前主流的核算方法應用邊界尚未厘清，缺乏選擇優先級規則，導致核算結果缺乏可比性。二是價格形成機制扭曲引致信號失靈。本地化價格調查缺乏時空動態調整規則，導致政府指導價偏離市場均衡水平，形成價格雙軌制，而現行定價過程過度依賴行政部門單向決策，忽視供需主體議價能力差異，加劇真實價格信號扭曲。
第三，森林生態資源權益交易機制不完善。一是交易平臺區域分割與功能缺失。中央與地方交易平臺因數據標準、接口協議不兼容形成“蜂窩狀”結構，抬升跨區域交易成本，且多數平臺聚焦傳統林權流轉、碳匯等新興權益交易模塊覆蓋率不足，供需匹配效率不高。二是交易規則體系失序加劇市場扭曲。碳匯計量方法存在的分歧導致價值評估偏差率擴大，主體準入限制過嚴與環境合規性審查機制缺失，加劇市場參與不平等。四川省巴中市在林業碳匯計量中采用《造林項目碳匯計量監測指南》（LY/T 2253—2014），測算濫伐林木的碳匯認購價格為100元/噸，而安徽省宣城市廟首林場通過第三方測算，碳匯交易單價為48元/噸，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小紀汗林場的碳匯交易單價僅約25元/噸。同一碳匯類型因計量方法不同，單價差異達2~4倍。三是金融支持體系缺陷阻礙價值顯化。森林生態產品收益周期長與金融供給短期化矛盾突出，推高違約風險。生態金融工具應用薄弱，過度依賴財政輸血，致使森林生態產品價值轉化受阻。
3.3 技術創新遇瓶頸
第一，森林生態產品的監測監管技術不足影響數據基礎和價值實現效率。一是全周期監測體系缺陷影響數據基礎。衛星遙感分辨率難以支撐小流域尺度生態服務精準量化，導致微觀決策失據。現有指標缺失生物多樣性、文化服務等維度，弱化了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完整性。森林資源5年清查周期與生態產品年內波動形成時序錯配，引致政策響應延遲。二是監管技術薄弱降低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效率。中心化數據庫主導的監管模式面臨數據篡改與溯源失效風險，智能合約缺位導致森林生態補償協議依賴人工核查，推升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價值實現效率。
第二，森林生態產品核算方法缺陷阻礙森林生態產品市場化進程。一是核算標準與分類體系不統一。盡管國家層面已出臺《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試行）》，但各地在具體實施中仍存在分類范圍、核算指標和方法不統一等問題，導致結果缺乏可比性。同時，現有分類多基于土地利用現狀，對森林生態產品的多功能性劃分不夠細致，未能全面反映其復合價值。二是核算方法存局限。現有生態產品核算方法多為復雜模型，參數因子涉及專業多且不易獲取。同時，對于價值量的核算主要采用替代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非市場方法，未充分考慮市場供需、交通區位等動態因素，導致結果與實際經濟價值脫節。
第三，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空間流識別技術滯后制約區域補償。一是無法刻畫小流域或小尺度的服務流動細節。現有模型對森林資源水源涵養、碳匯等空間流的模擬分辨率多停留在1千米2網格尺度，存在參數調整帶來的不確定性，且服務流動的復雜性未被完全刻畫，難以刻畫小流域或社區尺度服務流動的復雜性細節。二是跨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空間流評估困難。現有技術難以精準量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輸出的空間與強度，導致補償責任主體與補償對象界定不清晰。
3.4 政策體系待完善
第一，產權制度缺陷導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基礎不牢。一是森林資源產權制度改革仍面臨實踐梗阻。一方面，權屬登記體系滯后，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與生態權益分屬不同登記系統，自然資源部門統一登記與林草部門傳統管理權標準不一，導致權屬交叉，陷入“產權模糊成本攀升”不良循環；另一方面，生態權益法律缺位，森林調節服務占比高卻無法定產權，難以市場化交易，實踐中常與林木所有權混同，引發開發主體與林農的權益分配沖突，抑制社會資本參與。
第二，有償使用制度缺位制約森林生態產品市場動能釋放。一是范圍界定模糊引發執行爭議。森林生態產品存在公共品屬性差異，分類標準缺失引發地方執行爭議。二是程序規則缺位抑制主體參與。林農、社區等核心利益群體常被排除在規則制定外，碳匯等生態產品的法律屬性、交易流程及監管方式均未明確，配套政策缺失削弱了市場主體動能。三是收益分配失衡加劇權責錯配。一方面，補償失序，相關法規暫未明確有償使用收益分配細則，地方實踐中補償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導致權責劃分混亂；另一方面，賠償局限，根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管理規定》，賠償范圍雖包括修復費用和服務功能損失，但實際操作中因技術難度使得間接服務價值的評估和索賠仍存障礙，導致覆蓋率偏低。
第三，生態補償制度效能不足削弱了森林生態產品共富調節功能。一是財政補償總量不足與需求倒掛。欠發達地區承擔主要生態保護責任卻面臨資金缺口。例如，山西省2019年以來累計投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財政資金1 096億元，但欠發達地區如呂梁山區仍面臨生態修復資金缺口，部分市縣生態修復項目因資金不足停滯。二是補償標準偏離價值且缺乏差異激勵。縱向補償“一刀切”忽視成本差異，欠發達地區生態貢獻度與經濟脆弱性未納入補償測算，削弱了綠色共富動能。例如，甘肅省在黃河流域獎補資金分配中，優先支持“熟化程度高、預期效益好”的項目，但未將生態脆弱區的修復成本納入權重，可能導致補償標準與實際需求脫節。三是補償資金配置低效與市場化不足。欠發達地區生態修復資金實際使用率不足，退耕還林工程“重建設輕管護”，橫向補償過度依賴財政，市場化工具應用滯后。
4、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實現路徑
基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的“五維協同”，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四重邏輯”，從增強理論認知、健全市場機制、加強科技創新、完善政策支持四個方面破解面臨的“四個困境”，建立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四輪驅動”實現路徑（圖3）。
4.1 增強理論認知，為綠色共富注入內生動能
森林生態產品生產者是供給方、消費者是需求方，地方政府發揮著重要的中介服務作用，三者構成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利益相關者。生產者通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獲得經濟收益，消費者通過有償支付享受“綠水青山”，地方政府通過深化制度改革、提供政策支持達到高質量發展目標。因此，需要構建“三體共促”機制，增強利益相關主體對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理論認知。
第一，強化地方政府對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發展理念。通過定期舉辦“綠色共富”專題會議，聘請高校學者、碳匯交易機構專家，針對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碳匯交易規則、林權抵押貸款流程、生態旅游項目申報等，分層分類培訓，解讀政策制度，提升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的專業認知能力。組織地方政府部門到浙江安吉余村、江西資溪“兩山銀行”等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典型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強化直觀體驗。
第二，加強生產者對森林生態產品供給的理論認知。針對林農、合作社、涉農企業等森林生態產品的生產主體，通過組織林業技術員、生態專家到林區開展“流動課堂”，結合短視頻、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多形式傳播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技術與典型案例，向農村基層組織、林農、企業闡釋“生態保護—價值變現—收入提升”的閉環邏輯，增強他們“生態致富、綠色共富”的信心，強化生產主體供給森林生態產品的內生動力。
第三，增強消費者對森林生態產品的綠色消費理念。基于“認知—行為—信任—認同”的遞進式設計，通過學校課堂教育、社區宣傳講座、新媒體短視頻、沉浸式自然體驗等方式重塑消費者對森林生態產品的消費認知；采用綠色消費券、碳積分體系等措施引導森林生態產品消費行為；實現森林生態產品源頭可溯化、成本透明化、產品質量監督社群化，構建消費者對森林生態產品的消費信任；基于森林生態產品綠色消費的文化符號與網絡社交嵌入，強化對森林生態產品綠色消費的價值認同。通過增強森林生態產品的消費理念進而擴大消費需求，助力破解森林生態產品“交易難”的難題。
4.2 健全市場機制，為綠色共富搭建實現平臺
健全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市場交易機制，是破解森林生態產品“交易難”“變現難”的有效路徑，是推動綠色共富的關鍵舉措。為有效解決森林生態產品“定價難”“融資難”“交易難”等難點，需要通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市場交易分層定價、綠色融資、需求激勵等路徑，健全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市場交易機制，從而發揮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市場配置作用。
第一，建立森林生態產品分層定價機制。森林生態產品定價難是森林生態產品交易難的重要原因。科學規范的森林生態產品定價機制是破解森林生態產品交易難的基礎。針對森林生態實物產品，綜合考慮森林生態系統保護開發成本、森林生態產品消費價格意愿等，結合成本定價與供需定價形成定價機制，實現優質優價。針對權益型森林生態產品，科學量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形成森林生態產品市場指導價格，結合市場競價，形成定價機制。針對公共性服務類森林生態產品，綜合考慮森林生態產品服務功能與保護成本，完善森林生態產品保護補償價格機制。
第二，創新森林生態產品綠色融資機制。聚焦森林生態資產融資難的問題，針對集體經濟較弱、地方財政資金不足、社會資本參與較少的地區，提供諸如林權抵押貸款、碳匯質押貸款、生態修復長期低息貸款等森林生態產品綠色信貸。創建森林生態產品綠色債券，推動生態資產證券化，投入森林生態產品綠色基金，吸引社保基金、社會風險資本等投入設立森林綠色基金，助推欠發達地區“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
第三，構建森林生態產品需求激勵機制。市場需求不足是當前森林生態產品變現難的主要原因。激勵市場需求，是破解森林生態產品變現難的有效路徑。因此，可以通過稅收減免或環保補貼機制，鼓勵企業采購森林生態產品。通過發放綠色消費券、個稅減免等措施鼓勵個人消費森林生態產品。通過擴大企業碳匯交易行業和范圍，提高排放企業購買碳匯配額比例，鼓勵政府公共項目采購森林生態產品。
4.3 加強科技創新，為綠色共富提供技術支撐
加強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科技創新，是夯實綠色共富根基的核心引擎。當前森林生態產品技術支撐存在“監測難”“轉化難”“應用弱”等堵點，從而加劇了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度量難的問題，是阻礙森林生態產品價值推動綠色共富的關鍵短板。由此，通過構建“天空地”一體化監測網絡、攻關生態價值高效轉化技術、打造數智技術應用平臺等路徑，全面強化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的科技支撐體系，推動“森林生態產品”向“綠色富民資本”高質量躍升。
第一，構建“天空地”一體化監測網絡，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提供基礎數據。基于高分辨率衛星技術實施天基監測，獲取森林覆蓋、樹種組成、生物量變化等宏觀數據；基于無人機、有人機、航空平臺協同技術實施空基監測，獲取林分結構、樹高、冠層密度等三維數據；基于智能傳感器網絡、聲紋采集器等地面監測系統與數據采集技術實施地基監測，實時監測森林小氣候、碳匯速率、土壤固碳能力、生物多樣性等；基于多源數據整合與邊緣計算技術等，智能監測、反演、預測與分析森林生態產品服務功能，有效解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度量難的問題。
第二，攻關生態價值高效轉化技術，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提供關鍵引擎。聚焦森林生物活性物質高效提取技術、碳匯增強與生態修復技術、林下經濟增值技術、以竹代塑技術等關鍵核心技術實施技術攻關，挖掘森林生態資源潛力。建立“政產學研金服用”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健全成果轉化機制，打通森林生態產品科學技術從“實驗室創新”向“市場應用”的鏈路，推進產業創新與技術創新融合發展。
第三，打造數智技術應用平臺，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拓展應用場景。拓展應用場景是助力解決森林生態產品變現難的重要路徑。因此，可以通過“區塊鏈+物聯網”技術，實現碳匯“生產計量核證交易抵消”全流程透明化；以AR、VR、MR技術打造“數字孿生森林”，建設“森林生態元宇宙”景區，實現森林生態旅游虛實共生體驗；利用“物聯網+區塊鏈”構建“一物一碼”溯源體系，實現森林生態產品數據增信增值溢價。
4.4 完善政策支持，為綠色共富夯實制度保障
理論與實踐證明，促進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產權明晰是基礎、價值評估是依據、經營開發是重點、生態補償是路徑、政策制度是保障。各政府部門應圍繞森林生態產品調查監測、價值核算、經營開發、保護補償等環節，聚焦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建立綠色共富重點目錄，拓展綠色共富實現模式，健全綠色共富推進機制，不斷完善政策支持體系。
第一，建立綠色共富重點名錄。地方政府應在推進自然資源確權登記的基礎上，針對欠發達地區、低收入人群建立森林生態產品重點目錄清單。同時，建立信息動態跟蹤與市場交易一體化開放共享云平臺，重點支持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的森林生態產品保護補償、經營開發和市場交易。
第二，拓展綠色共富實現模式。地方政府要積極推動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建立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供銷聯盟，通過建立森林生態產品價值交易中心，定期舉辦產品推介博覽會，搭建供銷信息云平臺等措施，促進森林生態產品供需精準對接。通過政策引導與資金支持，引進專業設計、運營團隊對欠發達地區森林生態資源進行多樣化經營開發，使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更充分惠及低收入群體。
第三，健全綠色共富推進機制。聚焦欠發達地區，建立跨區域的綠色發展同盟。森林資源豐富的欠發達地區主要提供森林生態服務功能，而發達地區則通過區域橫向生態補償反哺欠發達地區。同時，建立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共富考核機制，探索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結對建立綠色發展同盟的激勵與考核機制，推進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綠色共富試點示范。
（注：文中圖表、參考文獻等有刪減。）
作者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湖南綠色發展研究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農業》2025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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