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通報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情況，確認目前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902萬人，相比2013年全國婦聯的報告6100萬留守兒童，銳減了5000萬之多。(11月10日新華社)
從6100萬到902萬的數字變化，由于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只是強調“農村留守兒童關愛工作措施得當”和“定義”的區別，而并沒有對外披露“摸底排查”數據采集和甄別的方法與手段，外人很難對其數據采集的真實性和推算方法的科學性做判斷，也無法對902萬名農村留守兒童的可靠性給予評價。
不管是6100萬農村留守兒童，還是902萬農村留守兒童，這個數量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都是龐大的。這些孩子的未來勢必影響到這個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政府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幫助這些兒童獲得恰當的照顧和看護，在我看來才是更重要的。
民政部相關負責人和體制內的青少年專家接受媒體采訪，從法律、法規和道德倫理指責農民工父母逃避法律責任。然而，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源是中國發展經濟和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對兒童權利長期邊緣化的系統性問題，不是簡單地批評“農民工父母逃避法律責任”或“落實家庭監護責任”就可以完成的。
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無論從哪個維度看，各方似乎都難說有直接的責任，當把所有的維度疊加在一起，就會發現，兒童的權利是被忽視的那個部分，作為沒有完全行為能力的孩子，他們和他們父母的沉默，造就了孩子個體權利成為社會發展的沉默成本。
任何單維度對問題的解決，其結果很可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這個問題還沒有搞定，另外一個問題又出來啦！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當前城鎮化的大背景下，進城務工人員的頻繁流動不僅影響了家庭的穩定，也弱化了很多父母的責任意識，導致很多農村留守兒童處于缺乏父母關愛甚至有效監護的狀態。”
按照專家的思路，比較可行的辦法就是父母一方放棄外出打工，回到鄉下“依法履行監護和撫養責任”，來避免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在家集體服農藥自殺身亡”這樣的極端事件發生。但是，如果父母一方放棄外出打工，又可能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家庭收入減少，生活陷于貧困之中；其二，是家庭穩定性降低，父母離異。在此之下，有可能會催生更多的“楊改蘭殺子再自殺”的極端事件。
追根溯源，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與城鄉分配制度的嚴重失衡，父母、家庭和社區對兒童權利的忽視都存在直接的聯系。在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下，中國的農民工與城市戶籍人口的收入失衡，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體系濃厚的城市偏好是導致農民工以離散式家庭模式生存、留守兒童出現的直接原因。所以，要徹底解決這樣的問題，首先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調整，要將如何設計一套與國家經濟水平相匹配的社會基本福利制度提上議程，其中兒童福利保障制度更是迫在眉睫。
2013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關于中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和第四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指出，對于兒童權利最好的保護是家庭和社區，圍繞著家庭和社區來為農村留守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展開服務，幫助兒童更多感受到家庭的溫暖，讓社區本身通過互助的形式給予孩子最基本的看護。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解決兒童福利保障制度，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時候，就建立了完善的兒童福利保障制度，國家成為兒童真正意義上的最終責任人。英國在1918年開始實施《婦女及兒童福利法案》；日本1947年發布《兒童福利法》；瑞典1960年發布《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分別在1951年和1973年發布了關于兒童福利及保護的專門性法律。從2010年開始，民政部就開始起草《兒童福利法》，直到今天也沒有看到通過的時間表。
經濟發展的格局和社會福利分配不均，讓農民工家庭只能選擇“離散生存”方式，而社會規則卻要處罰父母“只生不養”。這樣的沖突帶來的是非泯滅、善惡混淆，說到底，留守兒童的問題已經讓我們陷入了公正匱乏的窘迫之中。
2015年，中國人均GDP達8016美元，我們需要一套系統的兒童福利制度，而不是單單頭痛醫頭地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
(作者系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都市報201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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