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農村問題的制度根源。
連續6個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和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無可置疑地表明了三農問題對于中國的重要性。然而，近些年來出臺的一系列圍繞三農問題的重要政策，如“反哺”、林權制改革、土地流轉等，都沒有觸及到問題的關鍵，即農村土地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被虛擬化的行為主體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土地問題的核心是所有制。要深化農村改革，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完成本世紀中葉實現初步現代化的目標，就不能也無法回避農地的所有制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不能去剝奪農民，只能通過示范和提供社會幫助，把農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生產和占有。根據這一思想，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聯共（布）中央決定推行農業集體化。1918年，前蘇聯頒布了《土地社會主義化》法令；1923年，列寧發表《論合作制》，具體規定了改造小農經濟的途徑。到1934年，全國參加農業合作組織的農戶已達71.4％，蘇聯宣布基本實現農業集體化。在缺乏歷史經驗借鑒的情況下，蘇聯的農業集體化走了很多彎路，導致農業總產值下降了23％，其中牲畜存欄數減少了50％。
參照前蘇聯的做法，中國從1953年開始農業合作化運動。從此，我國農村土地被確定為集體所有制，并相繼被寫入了歷屆憲法和后來制定的《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物權法》，一直沿用至今。
不難理解，確定農地的集體所有制，是黨的領導者在前蘇聯的影響下，滿懷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美好前景的憧憬，對馬克思主義所有權觀點的教條式運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在理論上存在嚴重缺陷。
首先，導致農地所有權主體不明確，產權虛化。“農民集體”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一個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它是傳統公有制理論的政治表述，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行為主體。這種沒有具體組織形態和法律人格化的“農民集體”，根本無法享受和維護土地所有者的權利。
其次，造成了農業勞動力與主要生產資料的分離。如果生產力不能和生產資料緊密結合，必然導致生產效率低下。這一弊端在中國農業合作化后期，尤其是在人民公社階段，已經充分顯現，給中國農業造成的后果是災難性的。改革開放以后建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之上的家庭聯產承包，雖然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和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但這種生產方式可以發揮的空間已到極限，以土地經營權流轉為標志的農村深化改革，將因為農地所有制問題增加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集體所有制：農村問題的制度根源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貧困狀況有很大改變，但是，農村突發性群體事件卻逐年上升。中國社科院的研究表明，近5年來，每年發生的農地沖突約占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65％左右，許多政府官員也公開承認土地問題是誘發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因素。集體所有制使農地問題成為了農民擔心、政府揪心、法院鬧心的老大難，是發生在農村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的制度根源。
集體所有制為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因為所有權主體不明確，長期以來，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制成為實際上的地方政府所有制，致使農村土地被各級政府不斷以各種名目低價征用，土地財政成為政府提升政績的捷徑和官員腐敗的沃土。面對橫征暴斂，農民既沒有主張土地所有者權利的法律身份，也沒有維護這種虛擬權利的動力。在強勢的公權力面前，個別奮起抗爭的農民很難得到受到同樣剝奪的其他人的有效支持，但是一旦形成集體抗爭，極易發生危及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2007年年末，黑龍江富錦市72個村的4萬農民和陜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村的約7萬農民，曾在互聯網發表公告，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權，摒棄集體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差別。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從2003年至2007年4年間，我國耕地減少1.24億畝。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征得土地，再轉手以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價格賣出，其結果一是造就了數千萬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失地農民大軍；二是造就了極少數一夜暴富的地產大亨和貪官污吏。調查表明，超過一半的失地農民生活十分困難。如果說上個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是國家對農民的第一次剝奪，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征用農地，是對農民的第二次剝奪。而剝奪之所以能順利實施，根源就是“集體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成為制約現代大農業的瓶頸。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是發展以規模化、專業化為特征的現代大農業，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戰略性的科技投入、專業化的生產組織，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產權明確的土地所有制作為支撐。2002年3月1日起實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了農民30年不變、可以流轉、繼承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并由縣以上政府發給“土地經營承包權證書”。這些規定，已經朝著重建農地個人所有制邁出了重要一步。但經營權和使用權畢竟不是所有權，法律也不可能規定發包方絕對不得收回或調整承包方案，從而留下了一個行政運作空間。何況政府不是農地所有者，不具備發包人資格，由政府向土地所有權者發放“經營承包權證書”，本身就構成了法律層面的悖論。一網友在天涯社區發表文章，介紹他返鄉承包土地規模經營致富的經驗，令眾多網友羨慕。但這位網友告誡大家：千萬別租農民的地，有風險。他租的是當地勞改農場的地，是國有土地。
深化農村改革必須越過農地所有制的鴻溝。如果說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的第一輪農村改革是一項過渡性措施，那么以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為標志的第二輪農村改革，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其重要意義在于農村改革已經逼近了問題的核心。我們距此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但所有權流轉和經營權流轉卻有著本質的區別。應該清醒認識到，只有使包括土地在內的農業生產資料進入市場，實現農業投資主體和所有制多元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市場經濟。
重建農村土地私有制，推動農村經濟長久繁榮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結束后答記者問時說了這樣一句話：“農民對土地的經營、生產自主權長期不變，也就是永遠不變。”
其實，農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長期不變，永遠不變，已經包含了農地私有的成分。當建立在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之上的承包制無法容納日益發展的農業生產力時，變革現有生產關系也就成為了深化農村改革的唯一選擇。重建農村土地的個人所有制，使土地經營者成為土地所有者，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村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建立歸屬明確的現代產權制度，推動中國農業經濟長期繁榮，應該成為我們必須堅持的發展道路。
數十年來，農地所有制問題始終與姓“社”還是姓“資”聯系在一起。讓所有制必須去對應某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概念，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的經典理論，更違背了與時俱進的科學發展觀。早在1992年，鄧小平針對“姓資姓社”的爭論，就明確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拋開“主義”之爭，講“以人為本”，講發展才是硬道理，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有著名學者（以陳錫文為代表）多次講到，“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制度，不是由政府或者黨的部門制定政策的問題，而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存在私有制的問題”。事實上，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憲法作了多次重大修訂，每次修訂都是執政黨帶領全國人民探索中國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的經驗總結。如果現行憲法和法律制約了農村改革和發展，那么，需要修改的只能是憲法和法律，而絕不能放棄改革。
農村土地是最大宗的生產資料，農村土地所有制的變革對于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巨大震動，需要在建立和完善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的同時，積極探索和穩步推進這項事業。但是，中國農村土地的所有制，是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經濟規律決定的。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生產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才是問題的基本面。
最困難的事情往往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方向，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本質性突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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