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農村產權改革的一個理論解釋
摘要：當前學術界有關鄉村產權的國家建構論、社會推進論和要素配置市場論三種主要觀點，難以在整體上解釋近些年來的農村產權改革，而“產權改革的治理創新論”，可以從產權與治理的關系入手，使闡釋更趨合理。廣東農村產權改革通過“界定資格”“對接市場”和“優化監管”，在集體經濟組織改革、土地產權改革以及集體資產監管改革三方面推動建立社會性與市場化平衡的農村產權結構，從結構、能力和監督三個層面為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創造了條件。
關鍵詞：產權改革；經濟基礎；鄉村治理；廣東農村；治理創新
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顯著加快，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此，發達地區眾多村莊的經濟、社會與地理邊界被打破，面臨著流動性的巨大挑戰，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驅動著地方政府的鄉村治理創新進程。然而，鄉村治理創新需要一系列的基本條件，如明晰的產權、科學的體制、靈活的機制以及有序的參與等等。其中，農村產權制度作為協調鄉村社會各主體權益關系的制度安排，決定著多元治理主體的行動空間和行動策略，是鄉村治理創新的重要經濟基礎。馬克思就曾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因而，只有高度重視農村產權基礎的保障功能，積極探索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鄉村治理創新才能順利突圍。在此背景下，2016年中央出臺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逐步構建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保護和發展農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為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提供了操作性指南。
從實踐層面來看，近年來廣東農村產權改革的經驗值得從理論上給予總結。廣東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迅猛、規模龐大，各地方政府非常注重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以有效驅動鄉村治理創新，為探索產權與治理關系及其實現機制提供了經驗借鑒。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在農村集體所有制制度框架下，廣東部分地方政府便開始著手探索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歷史進程中，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組織和經營更成為農村眾多矛盾的焦點，廣東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顯加速，試圖通過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為地方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條件?；诖?，本文將嘗試揭示廣東農村產權改革的新圖景，剖析廣東農村產權改革的內部機制，并從地方治理創新視角解釋農村產權改革的運行邏輯。
一、農村產權改革：文獻綜述和分析框架
產權是一個跨學科的重要概念，表示“一組權利”的集合，用以呈現權利制度體系以及由此調整權利主體與他人間的法律和經濟關系。產權制度涉及到資源配置效率、交易費用和激勵機制等議題，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至關重要。因此，產權制度的研究在學術界受到廣泛關注。聚焦到中國農村產權制度研究領域，學術界集中考察了農村產權制度的歷史演化、鄉村產權實踐與困境、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議題。其中針對農村產權改革的實踐，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是鄉村產權的國家建構論。此類觀點著重考察國家權力、正式制度與政府政策對于農村產權界定的影響。如王金紅認為現行農村土地產權是一個同時包含“國家－集體”和“集體－農民”關系的二元主體結構，其由國家權力的嵌入邏輯與法律體系的固化邏輯決定，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特征；①許章潤認為國家制度是影響地權的法權安排的重要因素；程宇則基于南縣農地產權改革觀察，提出了“嵌入性政治下的地權建構邏輯”，倡導從產權的“社會建構”到“行政建構”的研究范式轉換。
二是鄉村產權的社會推進論。這類觀點力圖從社會建構角度闡釋農村產權形成和改革的實踐邏輯。如周雪光提出的“關系產權”概念，展現產權是一個組織與其組織、制度環境以及組織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穩定的社會關聯。申靜、王漢生研究了集體產權在中國鄉村生活中的實踐邏輯，認為集體產權是個體行為者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不斷互動的過程；柏蘭芝從珠江三角洲農村集體股份制改造引起的外嫁女爭議出發，檢討了功能取向的制度研究，認為婦女作為行動主體通過抗爭不斷推動著農村產權制度的演變。⑥張靜則認為農村土地產權歸屬富有很大的彈性，其界定不是建立在穩定的法律制度之上，而是由產權相關主體根據自身的參與和影響而確定。
三是鄉村產權的要素配置市場論。此類觀點注重強調農村產權改革的方向是培育要素市場，通過科學配置資源推動集體所有制發展，主張建立農村土地市場、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等政策平臺，讓市場在農村產權改革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依據是，明晰的產權可以有效降低組織間的交易成本，抑制組織內部的投機行為，將負外部效應內在化，為個體或組織的經濟行為選擇提供激勵機制。如徐勇和沈乾飛認為集體經濟對接市場經濟將是未來集體經濟完成自我轉型與創新實現形式的主體方向。
綜合來看，上述三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農村產權改革的實踐過程和改革困境，為進一步的追蹤討論奠定了基礎，但尚有盲點或不足：有的理論主要聚焦于某個農村產權要素，對整體的農村產權改革缺乏解釋穿透力；有的理論著重強調國家、社會或市場某方面的主體力量，對于三方力量的互動及其具體的互動模式著墨較少，進而難以有效解釋近年來農村產權改革的整體演進邏輯；有的理論部分道出了農村產權改革的方向，但對農村產權改革背后的深層邏輯挖掘不足，容易帶來政策的誤解。
因此，站在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的高度，有必要進一步完善上述觀點，使其對于新近農村產權改革的整體圖景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事實上，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本身就蘊涵著鄉村治理創新的契機，在理論上，“產權與治理的關系是一個吸引人的大命題”，二者存在很強的關聯性。魏特夫在研究東方專制主義起源時就重點闡述了所有制復雜類型和治水強度之間的相互關系。鄧大才研究發現，“村莊的權力結構是由產權的集中性、穩定性決定的”，“產權的效率與治理的效率不僅取決于產權治理、治理制度本身的安排，還取決于產權與治理的契合性，更取決于產權單位與治理單位的對稱性”。袁方成的研究則表明，“農村產權治理的總體發展趨向是鄉村產權關系從模糊走向清晰，從封閉走向開放，這將從根本上改變社區的治理結構，重塑農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關系”?；诖?，本文選取近年來廣東農村產權改革為樣本，試圖提出“產權改革的治理創新”理論模式來解釋農村產權改革的內部機制與運行邏輯。
為整體重構鄉村治理的經濟基礎，探索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化解新形勢下農村產權制度運行面臨的多重壓力、難題與風險，新世紀以來廣東著力從集體經濟組織改革、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改革三方面推動農村產權改革。在此基礎上，廣東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路徑(圖1)便逐步清晰地呈現出來，即通過集體經濟組織產權改革，有效界分了治理主體與受益主體，從結構層面為鄉村治理創新提供了契機；經由農村土地產權改革，極大地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在能力層面為鄉村治理創新提供了著力點；借助集體資產監管權改革，有效建立了兼具防控和預警功能的廉政機制，從監督層面為鄉村治理創新提供了指引。
二、廣東路徑：農村產權改革的治理創新
(一)“界定資格”：明晰集體資產權屬和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珠三角是中國改革創新的前沿陣地，其農村產業化和市場化程度較高，集體經濟發展勢頭也比較迅猛，然而在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浪潮面前，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仍面臨著保值增值與管好用活的雙重壓力。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結構不明晰嚴重阻礙其對接市場和實現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運行管理難以適應專業化、流動性的要求，管不好、用不活嚴重威脅著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就專業化而言，政經合一的體制結構難以實現村居的良性治理，難以引入經濟專業人士的加盟，難以實現集體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和轉型升級，而且容易滋生內部腐敗；在流動性方面，城市化帶來大量的流動性管理問題：在同一村居場域中，數量龐大的非戶籍人口、戶籍人口以及“外嫁女”等都向集體經濟組織提出利益訴求，集體經濟組織必須給予回應，處理好社區成員分化后的利益沖突，才能讓潛在矛盾得到有效控制。為此，如何處理集體資產權屬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便擺在了基層治理創新推動者的面前。
從治理創新視角來看，“界定資格”有效契合了鄉村治理創新的治理結構改善需求，能夠解決“誰來治理”和“誰受益”問題。通過明晰集體資產權屬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一方面，能夠為集體資產和集體經濟組織建立完整的產權邊界，“產權邊界完整表明產權單位內外的權利清晰、利益統一，易于治理，否則將會出現治理困境”；另一方面，能夠推動鄉村治理各主體的責權利統一，并據此建立新的治權結構，妥善處理不同治理主體間的利益博弈。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各地對“誰有資格”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廣州、佛山、東莞、中山等地在新世紀初就基本完成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合作制改革，目前正在進一步深化。比如，東莞早在2004年就出臺了《關于推行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見》，規定“凡具有經營性凈資產、集體收入能維持社區行政管理費用和公益性開支、集體收入有一定盈余的村組，要實行資產固化量化，將集體經營性凈資產按一定比例劃分為集體股和個人股，并將個人股部分折股量化固定到人；目前無經營性凈資產或集體收入不能維持社區行政管理費用和公益性開支的村組，則實行先固化但暫不量化，先進行股東資格界定，只設置集體股，待集體經濟狀況改善后再劃分個人股并明確股值”。2015年東莞又出臺了《進一步完善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管理的指導意見》，在堅持股權固化基礎上，規范和明確了股權繼承、內部流轉和贈與方式與程序，并探索了取消集體股、允許有償購股、項目入股等改革措施?；谥槿歉鞯氐霓r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經驗，圍繞著“誰有資格”問題，2016年廣東省基本完成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同清理工作，并在粵東西北地區全面啟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合作制改革。④回顧廣東農村產權改革的歷程，南海是珠三角較早進行改革創新的地區，其創造的“政經分離”經驗聞名全國。由此，本文將以南?！罢浉母铩睘槔U述廣東集體經濟組織產權改革的實踐過程。
1．建立權責清晰的治權資格
為了理順農村黨組織、自治組織與集體經濟組織三位一體、政經合一的基層管理體制，明確農村基層多元治理主體的權利邊界，為解決多元主體的治權資格創造條件，基于權力歸位原則建立權責清晰的治理結構，南海出臺了《關于深化農村體制綜合改革的若干意見》等8個配套文件，深入推進以“五分離”⑤為特征的“政經分離”改革。
一是選民資格分離。由全體黨員選舉產生黨組織領導成員，具有選民資格的村(居)民選舉產生村(居)委會領導成員，具有選舉資格的社員股民選舉產生集體經濟組織領導成員，從而重新定位三大治理主體的權力來源。
二是組織功能分離。分離后的黨組織的職責范圍包括黨務、政務、服務和監督；村(居)委會的職責是落實村民自治權，回歸社會事務管理；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責則是在黨組織監督下，獨立有效地開展經營管理活動，實現集體經濟的保值增值。
三是干部管理分離。通過對三大治理主體的干部從選任、撤免、任期、職責、考評等各方面進行分離管理，村(居)黨支部書記不能兼任集體經濟組織領導成員，村(居)委會領導成員不得與集體經濟組織領導成員交叉任職，從而打破“幾塊牌子，一套人馬”的干部捆綁機制。
四是賬目資產分離。開展集體資產確權登記，將非經營性資產使用權確權登記在村(居)委會名下，集體土地的所有權登記在集體經濟組織名下，同時開設財政撥款專戶、自治組織行政專戶、集體經濟組織專戶，實行資產、賬目與核算分離。
五是議事決策分離。按照黨組織、村(居)委會、集體經濟組織等不同治理主體的職責和任務，分別制定議事決策規則，并按照規定的范圍、權限和流程進行獨立的議事決策。
通過“五分離”改革，南海搭建了農村基層新的組織管理系統，由此重構了農村基層新的治理結構，“形成了以黨組織為核心、自治組織為主體、集體經濟組織為支撐、群團組織為輔助、社會組織為補充的共建共享的現代基層治理新格局，推動村居基層社區逐步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2．“兩確權”權屬確認與股權資格固化
明晰的集體資產所有權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能為進一步放開、搞活經營權，充實分配權創造條件。因而，2006年南海開始試點“兩確權”工作。
一是依法界定集體資產產權。在鄉村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南海等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變動較為頻密，產權不明確和因多樣化產權派生的矛盾及爭議也比較嚴重。為此，南海明確提出按照《廣東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條例》及相關文件規定，全面開展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工作，依法界定資產權屬，理順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歸屬關系，積極做好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登記和確權工作，將農村集體全部經營性資產登記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非經營性資產由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是登記在自治組織還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抑或部分登記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部分登記在自治組織。
二是依法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與推進股權資格固化。南海在依法落實農村“外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權益的基礎上，按照《廣東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規定》以及《南海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界定辦法》，全面清查核實人口，依法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發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證，并由各村造冊登記實行動態管理，妥善解決其他特殊群體的利益爭議，讓符合成員資格的農民共享農村經濟發展成果。
在成員資格確認的基礎上，南海還針對未來人口增減可能引發的股權問題推進股權資格固化工作，將股權固化到戶或人。2015年，南海按照“確權到戶、戶內共享、社內流轉、長久不變”的原則完成了股權資格確權與固化工作，發放了《佛山市南海區集體經濟組織戶內股權及成員證》。其中，“確權到戶”要求股份合作經濟組織選定確權時點，通過民主程序依法修改好組織章程，并按照新章程的規定對該時點在冊的股份合作經濟組織成員中原有股東的股權進行認真核實，對未配股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進行無償配股或購股，對原來不享有股份而在該時點確認為股份合作經濟組織成員的人員進行無償配股或購股，使之成為新的股東?！皯魞裙蚕怼奔垂蓹啻_權到戶后，股權就成為了家庭的共有財產，戶內所有的股東人人有份，共同享有對該戶的股權；至于戶內誰有多少股權則由戶內自己決定。“社內流轉”即股權流轉只能在股份合作組織內部進行；在同一個股份經濟合作社內部，允許股份合作經濟組織以戶為單位，按照本股份經濟合作社內部規定將股權進行流轉或不流轉?！伴L久不變”則要求本經濟合作社內部各戶內股權一經確定，不管今后戶內人口是增加還是減少，該戶內股權保持長久不變。
總的來看，通過建立健全農村集體資產產權登記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制度，落實確權到戶的股權固化和管理制度，不僅明晰了集體資產所有權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而且為減少、化解農村基層的矛盾和糾紛、推動農村基層治理創新以實現鄉村社會的長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對接市場”：穩定承包權與放活經營權
面對市場經濟大潮對農村、農業與農民的沖擊，在眾多農村地區，現有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未能充分發揮其靈活性特點而有效對接市場，反而在市場化進程中因為權利關系混亂衍生出諸多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農村土地面臨著“誰來種地”和“地怎么種好”的雙重難題。一方面，分散經營效益低下，出現土地撂荒與非農建設現象，“誰來種地”問題突出。在那些務工機會較多、專業化趨勢明顯、農民市民化水平較高的發達地區或城市郊區，農民流轉土地的意愿比較強烈，需要有專業化的新型經營主體來承接土地耕種；另一方面，各種條件限制使得農村土地難以實現規模經營、專業經營，“地如何種好”問題突出。一是土地細碎化、小農分散經營制約了土地集中規模經營。二是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發展較為緩慢制約著集中規模經營。三是土地融資功能不足制約著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為此，如何推動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既穩定承包權又能放活經營權，進而解決好“對接市場”的能力提升問題，便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使命。
提高農民應對市場的能力對于鄉村治理創新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施堅雅曾指出，基層市場是決定農民實際社會活動邊界的重要社會結構。于建嶸認為，“新時期中國鄉政村治體制是國家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對農民個人權利承認和保護的制度性承諾，是一種基于市場、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結構和鄉村治理方式”?！皩邮袌觥笔青l村治理創新的基本前提和內在要求，有利于提升治理主體的資源獲取能力，降低鄉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績效。在此背景下，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為農村奠定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與經營權分置的“三權分置”土地制度改革創新框架，為解決農村土地的“對接市場”問題做好了頂層設計。按照中央的改革精神，廣東發布了《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意見》，在全省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強化農民的土地物權保護，為土地流轉放活經營權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廣東還在河源源城、云浮云安、梅州蕉嶺、清遠陽山、肇慶高要等地15個村，開展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為土地確權與流轉改革探路。
1．土地確權穩定承包權
根據《廣東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實施方案》，該項工作的目標和任務在于“解決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空間位置不明、登記簿不健全等問題，實現承包地面積、承包合同、經營權登記簿、經營權證書‘四相符’，承包地地塊、四至邊界、承包合同、承包經營權證書‘四到戶’”。為此，從廣東省總體要求出發，各地市在土地確權具體方法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比如，廉江市采取分類推進的土地確權辦法，根據承包地的類型和村情民意，分別選擇了代表城郊型、平原型和山區型的3個村委會進行土地確權試點；新會區則創新了“兩田制”確權方式，即“對農戶家庭承包的‘口糧田’實行人地對接，采用確地確權到戶的方式；對一直由集體統一發包的‘經濟田’，采用確權確地(份額)到戶，并完善委托手續，繼續由集體統籌經營，農民按份額獲取相應的土地收益的方式”。目前，廣東的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從試點成效來看，土地確權受到農民的大力擁護，不僅大幅提升了農民的土地流轉收入，而且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納入抵押品登記范圍創造了條件。
2．土地流轉放活經營權
確權是基礎，流轉才是目的?！巴恋亓鬓D和適度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有利于促進農業技術推廣應用和農業增效、農民增收”。⑤截至2007年12月底，廣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已達422萬畝，占農村家庭承包面積的14.4%，土地流轉涉及農戶202萬戶，占家庭承包戶的18.2%。⑥然而，這些土地流轉大部分發生在發達的珠三角農村，廣東全省范圍內的土地流轉工作則遲滯至2014年才大規模起步。從改革實踐來看，在農民自發流轉之外，廣東農村土地流轉有兩類典型經驗對于放活土地承包經營權發揮了巨大作用，推動著土地經營權向更有效率和風險承受能力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涉農企業等經營主體集中，實現土地規模經營。
一是珠三角地區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如中山、東莞、佛山、深圳等地的土地流轉，實現了農戶土地聯合的統一交易，降低了企業進駐的交易費用，極大地催生了珠三角民營經濟發展，形成了龐大的物業經濟，推動著集體經濟組織及成員的收入增長。
二是2014年廣東在試點基礎上提出的產權交易中心規范流轉形式，以蕉嶺經驗最為典型。蕉嶺是一個欠發達的農業縣，面臨著大部分農業縣市亟待解決的共同難題，即日益嚴重的人口外流和土地拋荒問題，因而，蕉嶺農村綜合改革特別是土地產權改革經驗受到廣泛重視。蕉嶺土地產權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蕉嶺先后出臺了《全國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方案》，并成立了村級理事會疏通民意，通過調查、登記、公示、確認、發證、歸檔等程序，到2014年基本完成了農村土地確權工作。以此為基礎，蕉嶺又出臺了《農村產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細則》等文件，成立了廣東省首家縣級農村產權交易中心，并著力打造農村產權三級服務體系，組建鎮級農村產權交易中心，在行政村設立農村產權交易代辦員，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交易的規范運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優化監管”：強化農村集體資產監管權
廣東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迅猛、規模龐大。“據統計，到2013年底，全省農村集體資產總量達3954億元，占全國16.5%，居第一位，約相當于省屬企業資產總額8059億元的一半。而如果加上全省3933萬畝耕地、15082萬畝林地、2539萬畝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等資源性資產，廣東省農村集體‘三資’的市場價值將遠超國有資產總量”。如此龐大的集體資產如果不能進行規范、透明的管理，就有可能成為農村腐敗的源頭，損害村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優化農村集體資產監管便在農村產權改革進程中快速進入了政府政策議程。
就鄉村治理創新而言，強化農村集體資產監管權，能夠為農村產權改革構建一套穩固而有效的監督機制，防止農村集體資產在運營、交易等過程中被瓜分侵占。在此背景下，廣東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在對集體資產清產核資的基礎上，全面推進了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建設，借此優化集體資產監管，創新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機制，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1．開展清產核資
廣東省在2012年至2013年間開展了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工作，全面清產登記、公示確認、建立臺賬，并實行動態管理，初步摸清了農村集體“三資”底數。2015年又制定《廣東省農村集體資產清理核實工作方案》，決定以2012—2013年全省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結果為基礎，再用半年時間對全省農村集體資產，通過“自查核實、張榜公示、補充完善、審核確認、建立臺賬”五個環節進行“清理核實”后錄入平臺系統。但是，對于2012年至2013年沒有進行“清產核資”的地方或“清產核資”不徹底的，則需要在“清理核實”工作中一并部署完成。
2．建設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服務平臺
在所有試點單位中，南海曾作為全國唯一區級單位在2012年全國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上發言，其經驗對廣東省后來的縣鎮村三級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服務平臺建設具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首先，建章立制、明晰規則。南海出臺了《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建設試點工作方案》《關于全面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建設工作的意見》《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交易流程》以及《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交易辦法》(試行)等系列文件，明晰了集體資產交易監管范圍、組織、程序與紀律，力圖做到交易前、交易中及交易后的全流程、精細化管理。
其次，搭建分級管理交易平臺。依據不同的面積和標的額，南海建立了鎮、村兩級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創建了資產管理、資產交易與合同管理三個臺賬，建有資產管理和資產交易兩大模塊，并且區、鎮、村的相關數據能夠互聯互通，對每宗資產交易能夠進行實時動態查詢和監管，做到網上信息公開、網上電子審批、網上實時監管，將交易放在陽光下進行。
最后，強化民主監督。交易前，通過村組公布欄、廣播、電視、網絡等媒介刊登或播放資產交易信息，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的知情權?！敖灰讜r，必須由村民代表和理財組成員到場見證監督，交易每一個環節的每一個細節全過程都進行視頻監控，做到交易既嚴肅嚴密又公開透明”，使得整個集體資產的交易活動始終在村民的關注、參與和監督下進行，以防控潛在的廉政風險。
借鑒南海經驗，2014年廣東提出要在2015年底全面建成縣、鎮、村三級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服務平臺并實現互聯互通，到2016年底力爭建成全省統一的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服務平臺體系。
3．探索“互聯網 農村集體資產管理”
東莞作為創建全國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市，2015年在全省率先探索“互聯網 農村集體資產管理”，開創了集體資產網上交易新模式。借助網上交易平臺，所有集體資產交易項目均面向全社會開放，通過網絡報名申請、網上繳納保證金、網上競價、網上拍賣等流程，能夠有效擴展交易的時空邊界。集體資產網上交易平臺除了交易功能之外，還具備全覆蓋、全天候的監控功能。此外，針對集體資產網上交易平臺受眾面廣、社會影響力大的特點，東莞還籌劃建立集體資產網上交易平臺應急機制，以應對突發情況，確保集體資產網上交易平臺順利運行。
三、結論與討論：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
基于新世紀以來廣東農村產權改革樣本，本文提出“產權改革的治理創新”理論模式，力圖從整體上闡釋農村產權改革的運行邏輯。其核心要義在于，農村產權改革將從整體上重構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
其一，農村產權改革通過“界定資格”解決了“誰來治理”和“誰受益”的問題，有助于鄉村治理結構的創新。“界定資格”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的關鍵舉措。其中，劃分清晰的治權資格和集體資產權屬資格為集體經濟組織的專業化和規范化管理創造了條件，有利于其向現代企業經營治理結構邁進，更好地與市場接軌；界定明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及股權資格，有利于理順集體經濟收益的分配關系，在減少農村基層矛盾和糾紛的同時，更有效地確認和實現農民權益。更重要的是，合理地界定和配置不同治理者和受益者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將集體經濟及集體經濟組織的完整產權邊界凸顯出來，實現了鄉村社會多元治理主體的責權利統一，為地方治理創新者推動鄉村治理結構轉型和探索科學合理的治理體系提供了重要指引。
其二，農村產權改革通過“對接市場”回應了“資源配置”與“資源獲取”的問題，有利于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皩邮袌觥笔寝r村土地產權改革的核心機制。其中土地確權穩定承包權，能夠延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優勢，進一步把農民的土地權利固化到農戶，不因改革而削弱；而土地流轉放活經營權，通過土地股份合作制或產權交易平臺推動土地流轉，不僅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提升了土地在資源配置中的市場價值，進而讓土地與市場的對接、農民與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讓農民和農村擁有更大的資源獲取能力。尤其不可忽視的是，在穩定承包權基礎上放活經營權，培育出了新型經營主體和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等新的農村治理主體，在活化農村市場的同時進一步增強了農民的市場應對能力，從而在治理能力層面為鄉村治理創新開辟了新途徑。
其三，農村產權改革通過“優化監管”處理了“風險防控”和“實時預警”的問題，有益于為創新鄉村治理提供廉政環境?！皟灮O管”是農村集體資產監管改革的重要環節。其中，開展清產核資和建設“三資”管理服務平臺，推動著集體資產管理的規范化、科學化和透明化，有利于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而探索“互聯網 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不僅使農村集體資產能夠更快速、便捷地對接市場，變“有界”交易為“無界”交易，在更大時空范圍內合理配置資源，提升其市場價值，而且有助于實時預警產權交易中的廉政風險。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建立一套具有信息化特色的集體資產監管體系，在優化監管的同時推動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鄉村廉潔長效機制，為創新地方治理的監督保障機制提供了方向。
總之，農村產權改革主要從結構、能力和監督三個方面為鄉村治理創新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重構了鄉村治理創新的經濟基礎。這一理論解釋不僅對鄉村治理而且對農村產權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一方面，產權與治理密不可分，在中國基層農村這一特定場域中，以產權為中心的經濟權改革是鄉村治理創新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農村產權改革要正確處理國家、社會與市場三者的互動關系。國家是農村產權改革最為關鍵的推動力，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基層農村內部的產權改革需要平衡好社會與市場的二維關系，改革切勿唯市場化，更不能因強調農村產權的社會性而遲滯改革。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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