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每一張鈔票都是一紙文契。你看，文字書寫、抽象到只用數字表達持有人的權利，以及權威的加封蓋印，鈔票無疑就是一張“契”。當然，鈔票不記名。要是持幣人愿意儲蓄——放棄現在花錢的權利、換取未來收益——那他通常就需要一份記名文契（銀行存單或其他金融證券）的幫忙了。市場改革多年，農民的金融資產運轉得怎么樣了？
集體金融，潰不成軍
不幸的是，農村的金融服務呈收縮趨勢。一個現象，農民的存款向國有大商業銀行集中，而大銀行基于成本的壓力，紛紛向城市收攏。另外一個現象，農民告貸無門的事情越來越多。買一頭老牛缺100元錢，那就再等一年吧。這樣的故事，算不得新聞。不要說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就是比較傳統的生產和生活小額借貸，也與大多數農民絕緣。合乎邏輯的結果，第三個現象就是“非法金融”連同“高利貸”占據的農村市場有所擴大。
上述現象與一個事件相關：農村集體金融組織大面積壞死、潰不成軍。根據報道，農村信用社以及近年活躍在一些地區的“農村基金會”，累計的壞賬和死賬，應該是一個天文數字。訴說不盡的傷心故事，聽來聽去大同小異：老鄉把錢存進了這些合法的集體金融機構，后者把錢放貸出去，到期收不回來，現在農民要提款，還能不坐蠟？
如果讓存款人承擔金融壞賬的后果，農民要上街打扁擔！靠所謂“流動性”——以新增存款來還舊債——來解決問題嗎？集體金融哪里來國有大銀行金字招牌的“信用”？這不是說國有大銀行實質上就真的好多少，而是說國有銀行有政府信用墊底，實在不行的時候可以靠稅收和印票子還債。解決兌付農民提款危機的實際出路，是“國有化”：集體金融蓋不上鍋的時候，政府出面清盤、整頓，由財政承擔兌付責任，化解金融風險。廣東主持“金融排雷”的王岐山副省長總結說，金融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是的，金融風險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可以改變的，是風險的分布。
不過，政府花錢終究也買來了一個教訓：給農村集體金融再多的優惠、補助和特許，以為可以幫助農民，到頭來卻是鄉村少數權力人物，變著法子糟蹋了老鄉的存款，然后讓政府來付賬。關、關、關，停、停、停，實在是沒有辦法。于是，防范金融風險的一個結果，是農村金融收縮。
個人產權是根基
講起來，天底下真的很難找到能比“集體”、“農民自家的服務組織”、“免除中介環節剝削”等更動聽的詞匯和承諾。但是，做出來一看，牛頭不對馬嘴。為什么集體金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按照一個似乎不證便可自明的命題，個人無法承擔向市場提供金融服務的巨大責任。比較流行的用語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這里，似乎“廟”才是信用唯一可靠的基礎。他們沒有到五臺山去看過嗎？在真實世界里，從來就是“廟以僧貴”。他們好像也沒有仔細考察銀行的生意——8%的自有資本就可以“玩”100%的銀行資產！沒有“聲譽資產”的概念，要理解銀行的金融性質很困難。我不過提示，“聲譽資產”歸根到底附屬于某些個人。
集體金融大量失敗的教訓，逼迫我們重新思考：倘若個人（私人或自然人）都靠不住，集體（公家、法人或機構）的可靠性究竟神秘地來自何方？我們可能需要反思一下：也許正因為沒有靠得住的個人，才不可能有靠得住的“集體”；正因為不能有效約束私人的行為，才不能有效約束法人和機構的行為。不妨小注一筆在此。我這里所說的“靠得住的個人”可不是說圣人，而是私心、私利揮之不去的凡人。正因為凡心未泯，所以個人產權大有所謂，它既是激勵性的制度安排，也是約束的真正基礎。在金融市場上，舉凡誠信、守約、勤勉和能力，皆有市值。個人要是放棄自用這些品格和能力資產，就可以構成獨立的收入源泉（人力資本是也）。
一試可以見分曉
這套認識，許多人不會同意。以后有機會，我還要向讀者仔細解釋。這里要闡述的是，不同意沒有關系，但是不要因為不同意就拒絕試一試。要是人人同意才敢越雷池一步，人類恐怕早就滅亡了。中國自己的新鮮經驗是，農業和農村工業的改革，當年都是一試見分曉。
包產到戶開始的時候，還不是大家意見分歧、互不同意？據說省委書記那樣的大官，為爭論包產到戶拍桌子互相大罵、不歡而散。第一派意見主張，可以包產到隊，不能到組；第二派意見，可以包產到組，但不可到戶；最后一派，非包產到戶不能解決問題！當時主持農村改革文件起草的杜潤生先生，困坐愁城數日，突然就有了神來之筆：可以包產到隊、可以包產到組、也可以包產到戶。文件下達后，農民只記住了七個字——“可以、可以、也可以”。
農村工業的發展，有“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之別，誰也不同意誰。但是因為都可以試一試，幾年光景就看出了門道。今天我要說立足于私人產權、市場合約的溫州模式高人一籌，反對的朋友不會那樣多了吧？強調集體模式的蘇南道路早已名存實亡，但是那里以外資和民資改造集體制的經驗，舉世無雙。
無奈農村金融，至今未見分曉。事實上，私人金融早就自發萌生。我自己最早面對面訪問過的，是1984年溫州的一家“地下銀行”。屈指算來，16年時間過去了，民間私人金融還是沒有合法地位。“非法”意味著更高的制度風險、交易費用和不經濟的小規模，這應該是“高利貸”的主要原因吧。我不明白的問題是，在國有金融后撤、集體金融潰敗、農村金融收縮之際，為什么還不可以試一試民間私人金融的合法化？
（2001年9月10日）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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