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實現農業科技自立自強，這抓住了農業現代化的關鍵要害。事實證明，科技可以改變農業，重塑農業，可以擴大農業生產和全產業鏈發展的可能性邊界。可以說，農業現代化過程也是科技進步貢獻率提升的過程。我國是農業大國，但與新大陸國家相比，資源稟賦處于明顯的劣勢，面對內在資源約束和外部競爭，更應著力加強農業科技自主原始創新，在基礎性、前沿性和重大關鍵技術創新方面不斷取得突破，贏得主動，并加快產業化應用，達到提升農業競爭力和現代化水平之目標。
1.優化農業科教資源配置，理順關系，提高效能。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的農業推廣部門、農業科研單位、涉農高校三者職能定位不清，交叉重復和錯位現象普遍發生，已經嚴重制約整體效能的發揮，急需整合理順。首先，要推進省級農科院整合省內農業科研資源。地市級農科院（所）作為省農科院下屬的獨立法人單位，進行垂直管理，至少在人事和科研項目預算方面由省農科院直接管理。其次，將推廣部門并入農科院。科研與推廣“兩張皮”現象由來已久，雖提了多年，但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科研機構本職是從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特別是重大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的研究，首要任務是多出科研成果，包括理論突破、新品種、新產品、新技術等，但目前也肩負著大量的推廣服務任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科研人員專注度和研究的深度。此外，由于政府對科研單位的預算安排中通常沒有推廣類項目預算，導致科研單位經常得使用自有資金安排相關活動。農業推廣機構本職是按公益性屬性定位來推廣先進實用的科技成果，但事實上也在搞一些科研項目，并且實際運行中公益性屬性在下降，商業性屬性在上升。這兩類機構職能交叉重復，各自自成體系，搞的是內循環，還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沒有做到職能明確，各顯神通，融合發展。在這次事業單位機構改革中，完全有必要將推廣機構并入農科院系統，從體制上徹底解決“兩張皮”現象，做到科研和推廣統籌安排，一體部署，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問題，推進創新鏈、價值鏈、產業鏈三鏈融合。最后，推進農科院與涉農高校共建共享。大學的神圣職責是教書育人。但實際上，涉農高校教師承擔著大量推廣服務和進村入戶的任務，雖能起到一定作用，實現某些短期目標，但從長遠和戰略看，不利于教學質量提升和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因此，應加強農業大學與農科院的資源統籌利用，加強共建共享，聯合招收研究生、共建科研示范基地，把為農民和產業服務的任務更多地交由農科院系統承辦，教師、科研人員、推廣人員合理分工又相互效力，促進各類人才和優勢資源各盡其能，實現整體效能的最大化。
2.加快推進種業科技創新。種業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是農業現代化的重中之重，必須高度重視。目前，我國農作物育種相對領先，而畜牧業育種則大幅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二者的現狀水平、問題成因、目標任務、實現路徑存在明顯差異，應對此準確加以認識。
就農作物種業而言，從種質資源搜集保存利用、育種理論和方法，到品種培育等各個方面，我國農作物種業經過長期努力已在多個領域與國際先進水平并駕齊驅，或差距明顯縮小。目前，水稻、小麥的品種自給率為100%，玉米在95%左右（余下5%左右也是在國內制種），蔬菜為87%，不存在“卡脖子”的問題。
相應地，農作物種業的目標是要進一步做大做強產業，提高創新效率和產業化水平。其關鍵之處有以下幾點：一是要采取切實措施加快推進轉基因和基因編輯等生物育種成果的產業化應用。轉基因技術已是一種成熟的育種方法，2020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在30億畝左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如果我國自己設卡限制其應用，某種程度上說無異于自廢武功。二是要切實加大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鼓勵種業原始創新。《種子法》修訂后，新品種數量有了大幅增長，特別是實行登記制度的非主要農作物品種出現井噴效應。以蔬菜品種為例，納入等級制度管理的八大種類就有13487個，但業內普遍認為其中有些不過是改頭換面，甚至套牌侵權。這也養活了一批小散種業企業，影響了種業高質量發展。為此要充分利用農作物DNA指紋庫等現代技術手段，提高遺傳相似度要求標準，加大執法力度，規范市場管理。三是進一步推進科企合作。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方向是正確的，但在短期內無法實現。目前農作物育種科研人才主要集中在農業科研單位和高校，提高育種創新能力最現實有效的選擇是加強科企合作，既鼓勵科學家創造價值，也讓企業家放大價值。
就畜牧業種業而言，除了蛋雞等少數品種外，我國畜牧業種業科技創新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顯。肉牛、奶牛、豬等優良種源皆來自國外，比如肉牛種源主要是西門塔爾、利木贊和夏洛萊，奶牛種源則為荷斯坦，豬種源為杜洛克、長白、大白。如果發生極端情況，這些種源被限制進口，將會嚴重影響我國的畜牧業發展。
因此，畜牧業育種的目標是要盡快扭轉落后局面，解決種源“卡脖子”問題。一是要認清解決種源問題的路徑。我國有豐富的地方性畜牧品種資源，從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角度和滿足特定需求的角度看，這些地方品種都是寶貴資源。但這些地方品種普遍體量小、生長慢、產能低，缺乏生產效能上的競爭優勢。在動物育種實踐中，凡是追求產量目標的，結果必然導致趨同和單一化，西方國家的畜牧種源固定在為數不多的幾種， 道理就在這里；而追求觀賞和審美目標，結果必然導致多樣化，寵物貓狗種類繁多，也是這個道理。因此，我國畜牧育種要充分挖掘國內已有地方品種資源。但這只能為輔，最主要的還是要想方設法加大國外種源的引進，并利用其優勢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品種。這個路徑必須要認識清楚，不能走偏，否則就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事倍功半，欲“自立”而不達。二是必須走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之路。由于畜牧育種需要大種群的數量遺傳學實驗，因而大型企業更有優勢完善其事。比如峪口禽業利用國外資源培育出的京粉、京紅系列蛋雞達到國際水平，就是成功的案例。再比如溫氏集團在豬新品種培育中的創新突破，也說明了這個道理。因此，加快畜牧業育種創新需要從國家利益和打翻身仗的目標出發，加大政府對大型畜牧企業的支持力度。
3.加快智慧農業發展。從農業發展歷史來看，世界農業發展經歷了以矮稈品種為代表的第一次綠色革命、以動植物轉基因為核心的第二次綠色革命，隨著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業的深度融合發展，農業的第三次革命——“數字革命”正在到來。美國、歐盟、英國、日本、韓國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對智慧農業進行戰略布局。據國際咨詢機構預測，到2025年，全球智慧農業市值將達到683.89 億美元。
近年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業農村信息化，做出實施大數據戰略和數字鄉村戰略、發展智慧農業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安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發展智慧農業，推進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服務數字化改造”。
就現狀而言，我國智慧農業總體上屬于起步階段，關鍵核心技術裝備研發滯后，是我國農業“卡脖子”的技術領域。主要表現在，高端與大型復雜智能裝備及核心部件長期依賴進口，智能控制設備、作物生命本體感知傳感器、農業知識模型和應用控制閾值模型構建等方面研究薄弱，許多共性技術難題和核心裝備尚待突破。
今后一段時期，重點應加強信息技術與農業農村領域融合發展的基礎理論突破、關鍵技術研究、重大產品創制、標準規范制定和典型應用示范，建立以“信息感知、定量決策、智能控制、精準投入、個性服務”為特征的智慧農業技術集成體系，提高農業生產智能化、經營網絡化、管理數據化、服務在線化水平。積極推動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部署實施智慧農業項目。鼓勵產學研合作，加快創制熟化農業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主作業、精準服務等智慧農業重大技術產品。實施智慧農業工程，推進農業生產信息監測網點建設，部署農業物聯網、農機車載監控應用終端和數據傳輸設備，實現對農業生產實時動態監測。建設智慧農業公共服務平臺，降低農業數字化轉型成本。通過購置補貼等方式，加快推廣農業智能裝備。建設全國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以關系國計民生及優勢特色產業為突破口，探索建立覆蓋全產業鏈條的數據采集體系，完善政府部門與社會各方數據資源共享共建共用機制。
總體上看，我國農業科技已經有了較為豐厚的積累，具備了較強的創新能力，但要趕上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的步伐，與發達國家競爭，實現自立自強，還面臨著艱巨的任務挑戰。回顧歷史，自1985年科技體制改革以來，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十分明晰，就是要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但是，有些時候，過分強調了市場，而忽視了科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因而影響了創新效率和可持續性。今后，政府在制定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以及資源配置和路徑設計時，必須充分尊重科學自身發展規律，著力打造良好的創新生態。
（作者單位：北京市農林科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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