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約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運行的前提是國家與社會各有邊界，基層有自主空間。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簡約治理都是相對于國家正式科層治理而言，是一種因地制宜的變通，是一種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種講究治理實效而非繁文冗節的實體治理。正是由于無需完全依賴于國家科層制力量，這種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簡潔高效的特點，才顯得“簡約”。解決基層形式主義問題的關鍵是處理好“上面千條線”和“下面一根針”的關系，要給予基層應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間，從而使基層能發揮黨委的政治統合功能和相應的簡約治理能力，最終使基層組織這根“針”既能串聯“上面千條線”，又能扎根于鄉土社會之中。如何從“社會基礎”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理解鄉村治理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則需要我們不僅向西方學習，更要向中國傳統和現實經驗學習。
一、引言
但凡對基層治理或行政事務稍有體驗或了解的人，都強烈地感受到了基層治理的復雜、繁瑣或僵化，難以感受到“簡約”。那么，“簡約治理”是不是對傳統不切實際的呼喚？或是一廂情愿式的理想主義表達？
簡約治理最初由黃宗智先生在其《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中提出。文章的副標題鮮明地概括了簡約治理的內涵——“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行政”。“半正式行政”是簡約治理最核心的內涵。正如黃宗智所說：
傳統中國，基層政府“治理的基本進路——有了控訴才介入，并盡可能地依賴民間調解和半正式程序——不僅運用于民法體系中，也廣泛地運用于整個清代地方行政中。盡管高層權力十分‘集權化’但是不同于現代官僚政府及其使用的正式監督和形式化文書，清代利用準官員和糾紛解決機制進行地方治理的方式也許可以用‘簡約治理’和‘簡約主義’來概括”。
顯然，黃先生的簡約治理是相對于“現代官僚政府及其使用的正式監督和形式化文書”而言，其重點是說明“由社會（社區、親族）以妥協為主的糾紛調解機制而不是國家以依法斷案為主的法庭來處理”的基層行政方式，即說明相對于國家正式治理而言的非正式治理，具體表現為“準官員”和糾紛解決中的“半正式程序”或“半正式行政”。正是由于無需依賴于“現代官僚政府”的正式力量（正式雇員、組織及制度運行成本），這種半正式治理才顯得“簡約”。只是隨著時代變遷，“非正式治理”的具體表現方式及其特征會有所不同。
黃先生的簡約治理概念提出之后，一些學者只是將簡約治理作為一種歷史傳統，主要討論其價值功能，很少對簡約治理的內涵特征、實踐機制及其運行基礎進行系統闡述。但無論是微觀的基層實踐分析還是宏觀的國家治理構建，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將“社會自治”“彈性空間”和“自主性”作為簡約治理最重要的價值。比如任劍濤從國家—社會—市場的角度出發，認為復雜的現代國家結構需要簡約治理機制，但前提是防止國家權力的自我復制和擴張，避免國家成為吞噬市場和社會的大政府。雖然任劍濤的國家簡約主義只是一種理論構建，但指出了簡約治理最為基本的價值主張——防止國家權力對社會自治的侵蝕。事實上，無論是基層實踐層面的半正式治理，還是國家層面的“以簡馭繁”，簡約治理的前提是國家與社會各有邊界，即使國家與社會交匯，也留有彼此空間的第三領域，而不是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替代。
《簡約治理：超越科層化的鄉村治理現代化》一文呈現了在國家與社會交匯處的簡約治理實踐，說明了由于國家行政權力對基層自治的擠壓使簡約治理無法運行，導致基層形式主義泛濫。《簡約治理》展示了具體的簡約治理實踐機制及其社會基礎，論證了簡約治理不是一種理念主張或對傳統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基層政府一直所具有的特性。《簡約治理》也不是筆者突發奇想的產物，而是基于既有研究的反思與拓展。本文首先從筆者自身的研究脈絡中說明“簡約治理”的來源，然后在黃宗智先生的傳統中闡明簡約治理的內涵及其現代特性，最后論述簡約治理對中國式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理論意義。
二、研究脈絡：從“策略主義”到“簡約治理”
在《策略主義——桔鎮運作的邏輯》中，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不管用什么方法，擺平就行，搞定就行”的基層。這種不問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行為原則既不符合科層制的理性主義，也不屬于傳統的簡約治理范疇，筆者用“策略主義”進行了刻畫和概括，呈現出了13年前我們所看到和理解的鄉鎮運行邏輯和治理狀態。
2014年左右，為了進一步理解基層治理，我們的研究視域從鄉鎮上升到縣域，也因此看到了不一樣的基層。在做《策略主義》一書的研究時，我們認為基層只是一種弱治理，基層政府是一個只能維持基本秩序的“維控型政權”。這種理解也符合其他學者對當時基層政府的描述，比如周飛舟所說的“懸浮型政府”。當研究視域上升到縣域后，我們發現基層不僅有弱治理，而且還有“強治理”，比如無論是縣域城區還是工業園區，都有著日新月異的變化，縣域政府在招商引資和征地拆遷等行為中呈現出強大的治理能力。于是我們開始觀察縣域政府在哪些治理事項上表現出強治理，在哪些事項上表現出弱治理，進而發現了“中心工作”機制。中心工作是縣域政府根據上級下達的考核指標中的治理任務，結合縣領導的發展思路所設定的目標任務而確定的治理事項。執行的部門依據考核的力度將中心工作區分為重點性中心工作和一般性中心工作。在觀察縣域政府如何應對中心工作時，我們又發現了一系列的治理機制，比如“運動型治理”、“行政包干制”和“政治統合制”。
在追蹤中心工作的類型及其執行過程時，我們注意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治理結構——黨委組織。無論是中心工作的設定還是執行中心工作的各類機制，背后都離不開這個組織結構。但之前無論是政治學還是社會學的研究鮮有將黨組織納入到治理的分析框架中，與黨組織相關的研究主要停留于黨建、黨史層面。中國共產黨十九大之后，在“黨建引領”的話語下，作為治理結構的黨組織才進入到了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并成為一種研究主流。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擔負起變革社會的使命，其對社會的治理和改造也主要是從鄉村社會開始的。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成為“治國理政”領導者，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要理解中國，理解中國體制機制的運行，離不開對“黨”這個治理結構的觀察與理解。
一旦將黨組織納入到分析的結構中，我們不僅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基層有“強治理”，而且能看到基層治理中的政治和行政這兩條路線，即黨政關系。但是，如果用古德諾“政治—行政”二元對立的框架來看中國基層治理的黨政關系，就無法理解治理實踐。筆者在《策略主義》一書中曾用“公婆制”這種擬家庭式的關系形容和描述鄉鎮黨政關系，但只是呈現了黨政之間既分工又合作、既有權威秩序又有平等協商的關系，并沒有深入探討兩者之間在治理機制、治理方式和治理技術上的差異和相互關系。相對于鄉鎮，縣級是觀察黨政關系的一個有利窗口。“政治統合制”則是在這方面的一種嘗試，但也只是一個研究起點。如何通過政治和行政的兩條線來觀察和理解中國治理實踐，理解基層中國仍然是一項具有挑戰但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政治統合制”也構成了后來理解“簡約治理”的基礎。因為政治統合制能打破科層制的僵化、固化的缺點，使基層能開展有效的簡約治理。近年來，我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基層干部不再說“擺平就行、搞定就行”，而是“無論做什么，都要填表，要拍照留痕”。過去基層干部常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基層干部常說“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這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之前的研究。當重新去思考“策略主義”時，發現“策略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變通”和“非正式運作”。它只是不對“變通”和“非正式運作”進行區分，所以有好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變通，也有不計成本、不問合法性的變通。而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變通和非正式運作就是我們所說的“簡約治理”。而基層形式主義泛濫的主要原因是“對標對表”的科層治理對簡約治理的擠壓，導致基層無法變通。
三、簡約治理的內涵特性：傳統與現代
（一）第三領域中的“簡約治理”
簡約治理是在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第三領域來理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把握政府組織性質和實踐。雖然在晚清之后，國家政權不斷下沉，但由于國家與社會交匯處的第三領域并沒有因為時代的變化而消失，相反，“第三領域機構和治理仍然在快速和大規模地擴充” ，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基層治理恰好處于這一交匯處，而這一交匯處使我們才能看到大量的不同于科層制度治理的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才能避免諸如 “從簡約治理到科層治理”、“從簡約治理到過密治理”、 “從簡約治理到復雜治理”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和脫離實踐的簡單化概括。
黃先生的簡約治理源自對第三領域治理實踐的觀察。由于他在實踐中發現了大量的“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所以認為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無法解釋這些治理實踐。他在《重新思考第三領域》一文中進一步說明了“集權的簡約治理”是“一個高度集權的中央帝國政權和一個龐大的小農經濟的長期結合，既避免了分割（封建）政權，又維護了低成本的簡約治理”，“之所以是中央‘集權’，是因為帝國以皇帝個人的名義聲稱擁有絕對的世襲權力”，“世襲主義的邏輯要求政府機構保持最少數量的科層，以免切斷整個體系倚為紐帶的個人忠誠，造成地方性的世襲分割” 。所以，“以免切斷整個體系倚為紐帶的個人忠誠，造成地方性的世襲分割”是“集權”的內涵，而堅持使用準官員和非正式運作是“簡約治理”的內涵。正如黃先生所說，“官僚制早熟的中華帝國本來可以選擇全國的官僚化和各部門職能專業化，及與之相連的形式化文書工作。這樣的話，就會是一種繁密的官僚政治進路。然而，帝國政府相反選擇了接近簡易做法的一端，它堅持使用準官員而非正式官員” 。
也正因此，黃先生認為韋伯對中華帝國“世襲主義（集權）的官僚制”的概括，以及孔飛力對“君主獨裁”和“官僚制”沖突的描述都不恰當。這些概括也“證偽了韋伯本人從前現代的國家化化到現代的、官僚化的、理性國家的直線理論體系。由于韋伯沒有考慮到本文中心議題的半正式治理。無論是他的理想模型，還是‘世襲主義（君主制）的官僚制’概念，最終都局限于政府的正式機構和功能上。這是從國家和社會非此即彼對立概念出發的思路。沿著這樣的思路，治理問題變成局限于與民間社會對立的政府正規機構”。正如他所說，“西方有關治理理論的分析一般都局限于正式官僚機構，把它們和民間社會建構成為一個對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但中國長期以來的地方治理實踐其實并不在于官方和民間的二元對立體制，而是在于其間的半正式、半官方的領域和治理方法”。
正是由于韋伯的視角局限于政府機構的正式治理，沒有關注到我國獨具特色的“半正式”治理，所以他認為中國政府組織性質是“世襲主義（集權）的官僚制”，也即集權的科層治理。而黃宗智通過晚清和民國時期基層的“半正式治理”實踐案例，說明傳統中華帝國不是韋伯和孔飛力所說的“集權的科層治理”，而是“集權的簡約治理”，即在“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權和官僚體系之下實行了非常簡約的基層治理”。
為了區別于科層制的“形式治理”，李懷印用“實體治理”表達了與簡約治理相同的內涵：“與正規化的行政體制對非正式因素和非標準做法不切實際地排斥有所不同，實體治理是指這樣一個領域：國家與社群共同參與，官方職能與地方制度安排交織在一起。”由此可見，李懷印的實體治理其實也是相對于對正規的科層治理而言的簡約治理，其基本特性是“國家與社會互動中的半正式和非正式治理”。
（二）簡約治理的內涵特征
雖然黃宗智和李懷印都認為誕生于傳統時期的簡約治理以一種“特別執著的特性”，持續存在于不同時期的現代中國，并在塑造“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們都沒有進一步回答簡約治理在當代中國以何種形式持續存在，并被何種力量所形塑。
隨著歷史的演變，簡約治理的權威基礎和社會基礎（小農經濟的社會性質）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首先是權威與組織基礎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新的治理主體，成為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領導者和參與者。黨委的政治統合制由于具有“統領各方、統籌全局”的功能，所以能打破“科層鐵律”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地應對因社會變遷所產生的新目標和新任務。其次是社會基礎的變化。傳統鄉紳自治和禮治秩序已經瓦解，但鄉村社會并沒有發展成與科層治理相匹配的同質性、程式化的工業社會，而是一個流動的、異質性和差異性的社會。與此同時，雖然鄉村的傳統色彩已不再濃郁，但當代鄉村仍是一個講究“情理”的社會。
由于簡約治理運作基礎的變化，簡約治理的具體內涵也相應變化。之所以沿用黃先生的“簡約治理”，是因為在“半正式或非正式”和“簡約”的本質特性上（這也是黃先生所說的“特別執著的特性”），簡約治理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質言之，相對于正式的科層治理，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的簡約治理，其本質特性都是無需完全依賴于科層制力量的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只是其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的具體方式、機制和特點因時代變遷發生了相應變化。傳統的簡約治理表現為“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行政”，現代簡約治理則表現為以編外人員、群眾路線、駐隊、包村制、工作組和“統分結合”為主的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換言之，《簡約治理》是在黃宗智先生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簡約治理在當代中國基層實踐中的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機制和運行基礎。
如表1所示，簡約治理“簡約高效”的內涵是相對于正式的科層治理而言。因為科層治理不僅需要依托龐大的正式組織機構、人力資源、技術和經費預算等支撐，而且具有高昂的制度運行成本。而簡約治理在人力上、財力上、組織上不需要完全依靠國家資源，它能夠動員社會，組織群眾，依靠大量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基層治理。比如，鄉鎮的包村制和工作組，則是鄉鎮黨委通過其政治統合制，對現有組織機構和人員進行重新排列組合，再結合黨組織的意識形態和人事激勵，能調動基層治理的主動性和活力。正如趙秀玲的評論所言，簡約治理之所以“簡約、高效”，是因為它在基層組織“權、責、利不對等”的治理困境下，能充分利用“有限資源”承擔“無限責任”，完成“千條線”的任務。正因如此，無論是在“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后“權責利不對等”的困境下，基層組織都能有效地完成自上而下的各類目標任務。
有學者從“治理現代化”的角度用“化繁為簡、簡而不少、簡而高效”重新界定了簡約治理的內涵，并依據治理作用的對象將簡約治理分為政府內部簡約治理和社會簡約治理兩類，政府內部的簡約治理表現為整體性治理，社會簡約治理則表現為協作共治。這使得“簡約治理”從“半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性擴展到“治理體系”的簡約和“治理能力”的高效之上，豐富了簡約治理的具體內涵。但從本質而言，簡約治理是相對于復雜的科層治理而言。如果只是將簡約治理理解為“簡約”或 “化繁為簡、簡而不少、簡而高效”，而脫離具體的運行場景和實踐機制，就會使得簡約治理的概念變得沒有邊界，無所不包。
事實上，黃宗智先生對“簡約治理”的討論一方面是相對于科層治理而言，另一方面是基于“第三領域”理論。他認為，正是存在國家與社會交匯處的“第三領域”，才會產生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形態。基層治理恰好處于國家與社會的“交匯處”。而這個“交匯處”也是費孝通先生理解傳統中國“雙軌政治”的關鍵點。費孝通先生在論述“雙軌政治”時認為，只有理解國家與社會的“結合點”，“才能了解中國的傳統體系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事實上，這個國家與社會的“交匯處”“結合點”不僅能了解傳統簡約治理的治理實踐，更能了解當代簡約治理的治理實踐。《簡約治理》則是基于國家與社會的“結合點”，對當代鄉村治理實踐經驗的理解，呈現了當代基層簡約治理的具體實踐機制。
四、科層制下鄉：簡約治理被擠壓
《簡約治理》的問題意識來自基層形式主義。近年來，日趨泛濫的基層形式主義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我們發現科層制越深入的基層，其“對標對表”式的科層治理越嚴重，形式主義也相應地越泛濫；而在科層制不發達的地區，其簡約治理越有效，形式主義越少。比如一些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由于沒有龐大的財力去支撐科層制的運行，仍然保持了簡約治理模式。按科層制組織自我生長的規律，一旦地方財力充足，科層制組織也會蔓延至經濟欠發達地區。
然而，對于一個快速變化的基層社會而言，“對標對表”的科層治理一旦成為基層治理尤其是鄉村社會治理主導模式，必然會導致形式主義泛濫。因為追求量化和確定性科層治理無法應對一個變遷又千差萬別的基層社會。而現有關于基層形式主義的分析主要從科層組織的內部視角出發，認為基層形式主義一方面源于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政績觀和官僚主義作風等，另一方面則源于科層組織的“信息不對稱 ”“不科學的考核體系”或有“跡”可尋的“簡單化”邏輯。但這類脫離組織運行基礎的解釋適用于任何科層制組織，正如科層制理論的研究表明，形式主義是科層制固有的“負功能”。西方公共管理學者也主要從“流程再造”和“組織再造”以解決這一組織頑疾。然而，正如我們在《簡約治理》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國基層所衍生的形式主義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科層組織內部的管理或服務問題，更是一個科層組織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科層治理與簡約治理的關系問題，具體表現為“上面千條線”與“下面一根針”的關系問題。
“上面千條線”是指在基層組織以上的政府組織按科層制的專業分工被劃分為不同職能部門，各種政策任務通過職能部門向下布置；“下面一根針”指作為政策執行終端的基層組織不再進行職能和部門細分，而是要充當“針”的功能，串聯上面的“千條線”。“一根針”和“千條線”的關系實質是基層組織如何發揮統籌綜合的功能來應對作為“千條線”的科層組織的分工與分割之特點。然而，在稅費改革和鄉鎮機構綜合性改革的背景下，科層制組織以強勁的姿態下鄉、進村。鄉鎮的“七站八所”的職能、人員和經費脫離鄉鎮政權這一“塊塊”的領導，進入縣級“條條”的垂直化管理之中，從而形成“上面千條線、下面千條線”的格局。如表2所示，在經濟發達地區，科層體系已經成為村莊和社區的支配性治理體系。
在經濟發達地區，村干部和社區干部基本實現了“職化業”：坐班制、工薪制、考核制和晉升制。村級組織也呈現層級化、專業化特點，村干部均有各自分管的專業職能，對應著上級職能部門，稱為“條線工作”，每條線都有內聘人員，以供村干部差遣。這些內聘人員由鄉鎮或村級組織招聘，少則十幾人，多則有100多人。此外，以“技術治理”為核心的現代技術也隨著科層制伸入至村莊和社區。
受地方公共財政約束，一些區域雖然無力將村社干部“完全科層化”，但大部分村社組織日趨按現代科層制的邏輯運行。比如，在中西部地區，鄉鎮每年年初按上級考核的內容和指標下達至村社組織，村社組織則圍繞這些考核內容和指標細則運行（見表3）。
這些量化的考核指標僅僅是“千條線”上的主要工作，并非日常性工作。但僅這些主要工作幾乎耗盡了村社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時間，他們無力進行“村民自治”。比如Y村在1-8月份接待和配合縣市鎮的各類考評、督查工作共185批次，平均每月23批次。這期間村民找干部辦理的事項約60項，平均每月不到1項；并且，這些事項大多有季節性，主要集中在農民工回鄉的年底和年初，事項類型主要是辦證、開具證明等，很少涉及村莊內部的治理事項。實施坐班制的村干部主要在辦公室“做作業”，即應付科層組織文牘化、檔案化、程序化的要求，制作相關材料和信息登記。正如一位受訪的村干部說，我們平時主要是對接來自“條線”的行政事務，如各類登記、開證明、蓋章、辦醫保社保等，上級也靠這些來考核我們；群眾工作只是組織廣場舞之類文體活動；對村（居民）并不熟悉。由于熟悉電腦文檔制作，大學生村官幾乎成為村級行政的專業“打字員”和“填表員”。他們用“宇宙的盡頭是表格”來形容自己的工作。
形式主義在基層泛濫主要源于“對標村表”的科層治理對簡約治理的擠壓，也即“上面千條線”對“下面一根針”的擠壓。首先是因為“千條線”的任務和標準（在實踐中體現為“對標對表”）下鄉、下村了，但人力資源和財政資源卻通過“專干化”和“項目化”留在縣級及以上科層組織之中，導致基層黨委沒有相應的政治統合能力，無法通過工作組和包村制進行有效治理的非正式運作。相應地，“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也變成了“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鄉鎮“這根針”沒有能力串聯起強勢的“千條線”，只能形式主義地應付。
其次，“對標對表”的科層治理不僅脫離基層社會，而且使基層喪失了應有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對標對表”的剛性化要求使得基層干部無法變通，也就難以應對一個流動的、變遷的和講究情理的基層社會。基層諸多工作最后只是停留于表格、資料和數字上，而不是對實際問題的處置。
也正因此，我們認為解決基層形式主義問題的關鍵是處理好“上面千條線”和“下面一根針”的關系，要給予基層應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間，從而使基層能發揮黨委的政治統合功能和相應的簡約治理能力，最終使基層組織這根“針”既能串聯“上面千條線”，又能扎根于鄉土社會之中。
五、結語：簡約治理與中國式現代化
《簡約治理》一文主要以鄉村治理實踐為例，在黃宗智先生的基礎上回答了簡約治理在現代中國基層治理的具體實踐機制、特征和運行基礎。事實上，簡約治理不僅廣泛存在于鄉村治理領域，而且也運行于城市基層治理領域中。比如城市服務中的“社區大媽”和志愿者，城市一線執法的協警、輔警等，雖是編制外人員但都承擔著基層一線最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常常以情法合一的方式，直面基層各類公共難題，其治理的靈活性、有效性和低成本優勢常為基層政府所青睞”。
如果說形式主義和基層治理自主性是簡約治理的現實關懷，那么基層治理現代化是簡約治理的理論關懷。“超越科層化的鄉村治理現代化”是這一理論關懷的表達。在當前的基層治理中，科層制是不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宿命”？我們能不能打破這個“鐵籠”？簡約治理會不會成為一種回不去的“傳統”？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治理現代化。中國基層治理的理論和實踐一直深受西方科層化、現代化等“先進”理論的影響，一些“具有價值意涵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一直未得到相應的學術分析與總結。正如張康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將西方公共管理理論視為真理的研究路徑，導致“中國行政學界基本上是在西方公共管理理論的話語支配下去思考問題”。這對“中國行政改革實踐的影響巨大”。因為“中國政府官員所獲得的行政學知識，基本上就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所提供的那些內容”。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則需要我們不僅向西方學習，更要向中國傳統和現實經驗學習。尤其是，我們需要打破“先進—落后、傳統—現代、西方—中國”這類線性式或二元對立的思維，需要在傳統與現代、西方與中國的交融中來理解鄉村治理現代化。鄉村社會作為中華文明的根基，塑造了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比如，家庭責任、“情理”、“關系”等不僅僅是鄉村社會的行動倫理和行事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行動倫理和行事規則。而政府對社會的治理是建立在中國社會基礎之上，它無法回避中國社會的行動倫理和行事規則。因此，如何從“社會基礎”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理解鄉村治理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也是我們未來所探索的目標。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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