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事關現代化全局的大戰略，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之策。2017年以來，經過5年多的積極努力，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開局良好，順利完成了第一階段和《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的目標任務，不僅奠定了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守住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等底線，而且鄉村振興各項工作全面展開。鄉村發展、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等重點任務扎實推進，取得了階段性的顯著成效，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打下了良好基礎。盡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18~ 2022年，全國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年均實際增長仍高達4.3%，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6.1%，比城鎮居民增速高2.0個百分點。到2022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到2.45，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水平（以全國農村居民為100）提升到75.1%，分別比2017年減少0.26和提升5.3個百分點。
這一成效的取得是與國家加大財政、金融等政策支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財政政策方面，中央提出建立健全鄉村振興財政投入保障制度，各級財政不斷加大資金投入，公共財政以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全國一般公共預算中農林水支出額由2017年的19089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22490億元，五年內增長了17.8%。從支出規模看，2022年農林水支出僅次于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衛生健康支出；從支出結構看，在2022年農林水支出中，農業農村占35.5%，水利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均分別占19.6%，林業和草原占8.0%，農村綜合改革占7.7%，普惠金融發展支出占3.6%，目標價格補貼占2.4%。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央明確把農業農村作為金融優先服務領域，要求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縣域新增貸款主要用于支持鄉村振興。各金融機構積極服務鄉村振興，不斷加大對“三農”領域的支持力度，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持續增長，由2017年三季度末的30.55萬億元增加到2022年末的49.25萬億元，增長了61.2%，其增速遠高于農林水支出的增速。
當前，中國已經進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新階段。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也是一個涉及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振興的巨大系統工程，其資金需求量巨大，但有效供給依舊相對不足。一方面，農業生產周期長，抗沖擊或風險能力差，投資回報率低，再加上農村投資項目單個規模小，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分散，由此限制了農村經濟活動的規模效益發揮，如果缺乏有效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激勵，在市場逐利性原則驅動下，社會資本通常難以大規模進入農業農村領域；另一方面，近年來盡管鄉村振興財政和金融投入快速增長，城市資本下鄉進程也在加快，但至今還沒有形成社會資本大規模廣泛進入的局面，農民參與的主動性也不夠。在中西部一些地區尤其是欠發達地區，鄉村振興資金投入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多元化的投入格局遠未形成。因此，要破解鄉村振興中資金有效供給不足的難題，關鍵是在繼續加大財政與金融支持的基礎上，著力增強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同效應，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引導和撬動作用，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大規模進入。尤其要加快推動城市資本下鄉，全力挖掘農民投資潛力，加快構建財政優先保障、金融重點傾斜、社會積極參與的鄉村振興多元化投入機制。
首先，要完善鄉村振興財政投入保障機制。鄉村振興促進法將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財政投入保障制度”納入法律文本，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優先保障用于鄉村振興的財政投入，確保投入力度不斷增強、總量持續增加、與鄉村振興目標任務相適應”。顯然，建立這一財政投入保障制度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責任，其核心是建立政府財政資金穩定增長機制，確保縣級以上政府財政農林水支出增長速度高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速，各地區土地出讓收益主要用于農業農村，做到取之于農、用之于農。然而，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從表1中可以看出，盡管2018~2020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中農林水支出增長速度快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速，一般公共預算農林水支出比重在逐步提升，但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國一般公共預算農林水支出增速一直低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速，達不到法律規定的“投入力度不斷增強”的要求。202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農林水支出絕大部分均為地方支出，中央本級支出僅占1.1%左右。因此，除了加大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中農林水支出力度，更重要的是確保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加大鄉村振興的財政投入，壓實各級地方政府的投入責任。在此基礎上，還要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明確政府的職責范圍和各級政府之間的分工，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合力作用，而不宜由政府包攬一切，也不宜把鄉村振興單純看成是政府的事情。要看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同樣需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各主體共同參與和貢獻力量。
其次，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長期以來，農村居民儲蓄存款資金通過銀行系統大量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既造成一些縣域資金大量外流，也加劇了農村貸款難問題。尤其在中西部一些欠發達縣域，至今仍存在存款大于貸款的“存貸差”現象。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重城輕鄉的傳統觀念和銀行商業化改革帶來的向中心城市收縮之外，縣域建設和產業發展滯后帶來的資金有效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視域下，要確保金融機構農村存款主要用于農業農村。有效破解農村貸款難問題，需要多管齊下，實行組合式政策，既要引導縣域金融機構將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當地，重點支持鄉村產業發展和鄉村建設，又要強化農戶信用體系建設，完善農戶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提高金融服務“三農”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許多縣域，目前已經不存在存款大于貸款的“存貸差”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貸款難的問題已經得到有效解決，大量金融資金主要投向了非農產業和新型主體，而小農戶的金融需求被忽視。這樣就需要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有機結合，通過財政補助、補償、貼息、獎補、再貸款再貼現、差別化存款準備金、差異化金融監管和考核評估等政策，推動金融機構增加鄉村振興相關領域貸款投放，并大力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對小農戶貸款給予特別關注。
再次，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無疑需要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單純依靠政府的財政資金只能是杯水車薪，必須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積極引導金融和社會資本投向農業農村，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大力發展現代鄉村產業，并采取購買服務、項目融資等方式，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提升鄉村治理水平和能力。一方面，要消除對城市資本下鄉的認識誤區，破除資本下鄉的各種障礙，積極引導城市各類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參與鄉村振興。要看到，資本是資金、人才、技術、品牌、營銷渠道等的綜合體，城市資本下鄉不只是帶來資金，還會帶來技術、人才、品牌、管理經驗和營銷渠道等。對于城市資本下鄉，既要在政策上給予相應的激勵和支持，又要加強對下鄉資本的全過程監管，嚴格土地用途管制，明確禁止和限制的領域，防止其侵害農民利益。特別是，要探索建立更加緊密的聯農帶農利益聯結機制，鼓勵工商資本與村集體、合作社和小農戶形成利益共同體，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鏈增值的收益。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國有企業發揮資金、技術、人才和品牌優勢，采取多種形式參與鄉村振興，全方位開展與農村集體經濟深度合作，鼓勵城市國有產業園區與農村集體產業園區對接，積極探索合作發展的新模式。
最后，鼓勵和動員農民積極參與。當前，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在做、農民在看”的現象，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遠沒有被調動起來。就全國而言，近年來農戶投資甚至呈現出下降的趨勢。2019~2021年，全國農村農戶投資下降了17%，其中2019年下降6.4%，2020年下降11.0%，2021年下降0.3%，而這三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13.0%，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了31.0%。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戶在農村投資需求不足。據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顯示，在回答問題的3824個農戶中，有69.3%的農戶表示沒有信貸需求。隨著土地流轉和社會化服務的推廣，以及農民家庭更多到城鎮購房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般農戶在農村的投資需求。農民是鄉村振興的最重要的主體。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全面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沒有農民的廣泛參與，就不可能真正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為此，要采取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勵農民在農村投資創業，并將刺激農戶投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金融評論》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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