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是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頭戲，也是當務之急。”全國政協委員、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杜鷹在第四屆中國糧食與食品安全戰略峰會上提出，“如果這個關系理不順，市場機制就無法發揮作用，農民的利益就得不到切實的保護，同時國家的糧食安全也就失去了根基。”
回首我國農村改革已經走過的38年歷程，期間僅糧食購銷體制的大改革就有四五次之多，這一輪的改革，將對我國重要農產品調控體系帶來哪些新變化？
曾經長期從事農村改革和發展政策理論研究、參與相關政策制定、擔任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杜鷹在會上發表了他的見解與建議。
農產品調控體系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杜鷹表示，我國在2004年之后形成的新時期農產品市場調控體系，主要作用是取消保護價，實行最低收購價，取消農業“四稅”，實行“四補貼”。該體系對支撐當時的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發揮過重要的支撐作用。
但另一方面，調控體系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國內外環境變化產生的矛盾也在不斷積累。從2008年開始，我國農產品成本開始加速上升，到了2010年，中國三種糧食價格全面高于國際市場的離岸價，2013年之后，已經全面高于配額內進口完稅價格。與此同時，國內外差價仍然逐年擴大、進口壓力持續增加，直至現在。
在這種情況下，現行的農產品價格調控體系陷入兩難境地：繼續提高政策性收儲價格勢必進一步加大進口壓力，但是如果不提高政策性收儲價格，又不能彌補農民的種糧成本，從而喪失農民種糧積極性。而市場主體也將由于政府性收儲價使順價銷售很難實現，失去收購積極性，導致農產品庫存擠壓，潛虧風險、財政壓力不斷加大。
為此，我國在2013年啟動了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研究，得出的基本認識是，國家賦予了糧食過多的保收入功能，以致收儲價格提得過快、收儲范圍擴展得太寬、收儲量越來越大，悖離了托底收儲的政策設計初衷。現有的制度設計不僅沒有形成有效保護，還影響了市場機制的發揮作用，調控體系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應制訂重點農產品價格改革體系
2014年，國家啟動了新疆棉花、東北和內蒙古大豆目標價格改革試點，同時取消了市場的國家零儲價，轉為企業收儲。2015年取消油菜籽的零儲政策，同時啟動了玉米價格改革。
今年以來，玉米價格的改革還在進一步深化。目前，國家正著手制訂稻谷、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的政策，這個政策的體系正在積極完善當中。總體來看，新疆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和東北、內蒙古地區的大豆目標價格改革總體進展順利，尤其是棉花取得了成功。
盡管農產品價格體系的改革在不斷深化，但是杜鷹認為，對于不同的農產品應采取有保有放的原則，有些產品完全由市場調節，有些重點產品被納入國家調節范疇，應啟動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改革。
杜鷹提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調控農產品市場體系的一個根本目標，但根基不是當期產量，而是安全能力，即國內生產能力、國際資源的掌控能力和儲備能力。因此，在保證口糧安全的情況下，樹立谷物基本供給理念顯得非常必要。如果根據這一理念來安排國內生產和組織進口的優先順序并且適當地提高對糧食市場價格波動的容忍度，保持價格在合理區間波動，就不會過多、過頻、過快地干預價格。
當前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與收儲矛盾體現最集中的是玉米，面對玉米“庫存嚴重、加工能力低、產業不景氣”的困局，東北率先將價格下降到一元一斤的環線，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除了玉米，稻谷和小麥也同樣面臨著類似問題，它們是最重要的口糧品種，替代性差，必須保證稻谷和小麥比其他產品有更高的國內自給率。
杜鷹認為，玉米零儲價格改革和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的改革，是當前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既要考慮恢復市場價的收購，又要平衡農民的收益，就必須要讓補貼政策和價格政策組合使用，不能僅僅依靠補貼政策。補貼只能彌補成本，只有價格政策才能穩定農民預期，保證每年的播種面積。
杜鷹建議，剝離稻谷、小麥價格的保收入功能，通過目標價格的改革，實現價補分離，用完善的收儲價格和補貼機制，通過補貼生產者的方式，直接補貼給農民，保證農民的收益。同時，恢復市場價格調節功能，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作用。只有回歸農產品價格體系“保供給”的設計初衷，才能讓調控體系更好地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上，得到可持續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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