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食品安全問題課題組”研究員邢東田主持會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藍、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兼主任廖曉義和衡榮生態農場董事長賀建增分別對于生態農業、生態扶貧與鄉村建設發表主題演講。
刑東田：著力打通生態產品銷售環節
邢東田作為會議的主持人首先發言，他介紹了發布會的背景與目的。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農業調研成果”的基礎上，他表示，我國生態產品仍“叫好不叫座”，銷售不暢現象令生態農業生產者步履維艱。
事實上，并不是生態產品沒人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消費者特別是大中城市的消費者，對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如何打通銷售環節，讓城里人買到放心的農產品，又能令貧困農民增收，這就是生態扶貧所需要實施的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食品安全課題組在總結這些年社區支持農業與扶貧工作的經驗基礎上，提出一個思路：動員引導廣大城市消費者特別是黨政機關國企事業單位職工，以購買生態產品的方式，支持參與國家脫貧攻堅工程，扶貧與生態雙贏，最終實現生態農業的良性循環。
課題組認為，生態扶貧，是在中央脫貧攻堅戰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背景下，將生態與扶貧有機結合，提出的一個戰略性思路。通過全國性的生態扶貧，不僅可以提高廣大貧困地區生產者的收入，幫助他們脫貧，而且對于重建城鄉互信，改善生態環境，保障食品安全等諸多方面，對于中國生態運動從小眾走向全社會，都有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
李藍：建議國家加大“生態扶貧”的政策扶持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李藍就他本次政協會議的提案為背景進行闡述。他首先梳理了中國扶貧的不同歷史階段與采取不同方式。他表示：“中國的扶貧是一個在中央統一領導、統一指揮下全社會動員、全民參與的系統工程，世紀工程。在全民參與的扶貧工作實踐中，社會各界開始反思這樣一些問題：是輸血性的扶貧還是造血性的扶貧？是工業化、高污染的扶貧還是生態保護性的綠色扶貧？”
而從如今的發展階段來看，為了避免重復發達地區邊發展邊污染、高速發展嚴重污染的發展模式，貴州、云南和廣西等省區先后提出了生態扶貧的新思路，把“生態保護+產業發展”作為扶貧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在這種扶貧觀念的指引下，大力發展林下經濟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發展特色產業，促進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的良性互動,開發與保護并重，在保護生態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生態。從而改變了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環境，使貧困地區在保住青山綠水的同時，還實現了產業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可以說，“生態扶貧”觀念已初見成效。
而面對如此巨大的發展契機，我國的生態扶貧目前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西部地區具有青山綠水的天然優勢，這些地區欠發達的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化的剪刀叉、又沒有了重工業，進而商品流通不暢。那么非常適合綠水青山的生態扶貧模式，這種模式是否也適用于西北干旱地區？還有，在生活條件艱苦、生存環境惡劣的西北地區如何實現生態扶貧？三，目前生態扶貧雖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機能，但由于產品流通渠道不暢通，社會信任度低，規模效應低而導致價格高，生態扶貧這個新生兒還是不能茁壯成長。因此，打通生態產品與市場之間的流通環節就顯得尤其重要。
面對這些問題，李藍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一、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總結貴州等地的生態扶貧經驗，將其提煉成國家政策，正式向全國推廣。
二、以精準扶貧思路為指導，在全國精心布點選點，關注少數民族地區和西北干旱地區，給予一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培育一批“生態扶貧”試點區和示范區，取得經驗，向全社會推廣。
三、為生態扶貧地區的生態產品提供有國家信譽保證的“生態產品認證書”，為生態產品順利走向城鎮和市場貼標簽，開綠燈。
四，制訂優惠政策，打通生態產品與市場的流通環節。只要物暢其用，貨暢其流，再加上生態產品的品牌優勢和規模效應，就會大幅度降低生態產品的價格，并在價格上形成比較優勢，最終全面占領市場。
蔣高明：以高效生態農業為突破口促進精準扶貧
長期從事生態與植物學研究，讓蔣高明對于生態農業問題形成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觀點。
他表示，目前我國“三農”問題出現的新動向，制約著農業可持續發展。其一是農村兩級分化嚴重；其二是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突出；第三是由于農村優質勞動力嚴重不足，使得農業采取非常粗放的辦法經營，大量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使用，造成嚴重的鄉村環境污染，也污染了食物鏈，城鄉居民健康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國家付出了高昂的治理成本。
“根據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查，針對中國經濟下滑，農民工可能大量返鄉等現實問題，特提出用高效生態農業破解農村貧困、消除鄉村環境污染、帶動農民和農二代大學生就業等系統解決方案。”
他從研究中得來，高效生態農業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優勢，尤其適合中國國情。“第一，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業應當以生態農業為主。第二，釋放城市人群的購買力，幫助政府扶貧，促進城鄉和諧。第三，高效生態農業模式可獲得更多的食物數量。第四，促進鄉村生態環境保護，恢復生態系統健康。第五，避免農產品滯銷與餐桌浪費，節約寶貴的自然資源。”
最后他對于中國農業發展的問題，有針對性的提出了五條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解決農民就業與脫貧。圍繞著種植、養殖、加工與銷售等等環節，增加生態就業機會。
第二、將人類吃的糧食與動物飼料糧分開，分類生產口糧與飼料糧。提高優質健康無農殘糧食與食品附加值，釋放城市人群的購買力，全民動員解決“吃得飽、吃得好”問題。
第三，保護城市消費人群的知情權，將有機和綠色認證收機構收回國有。當前有機認證和綠色認證為公司行為，有些甚至是私營企業，他們為了生存就放低標準，其權威性大大折扣，城市人群不相信，購買潛力被壓制，優質農產品的銷路亟待從認證瓶頸上打開。
第四，經費使用要與精準扶貧和高效生態農業結合，發揮國家指揮棒導向作用。當前國家的農業政策是以保數量為主的，在高端的優質農產品產業的補貼很少，完全放任市場，客觀鼓勵了農業環境污染。
第五，建立大型高效生態農業試驗示范區。按照先試先行的原則，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建議以縣為單位，建立大型高效生態農業示范區。
廖曉義：生態扶貧的基礎是鄉村建設
廖曉義是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她長期從事環保事業。在她看來，首先鄉村社會是傳承歷史的載體，是基于多種作物的多元文化的社會載體，是基于祠堂、中堂、學堂的是一種自然的、自治的，自洽的共同體。
第二，鄉村是化解現代化痼疾的機體。鄉村治理就是要建立村民小組層面的自治組織和共治的機制，由此建立政社合一，禮法合治的共同體。
第三，鄉村是創造生態文明的載體。生態文明不是從鋼筋水泥里長出來而是從鄉村社會生出來的。
她呼吁：“從政府到社會都應該認識到，鄉村建設需要專業社工服務。”作為實踐者之一，廖曉義的團隊摸索了一套比較行之有效的社工培育和服務方式，希望能夠向更多的地方推廣。
賀建增：有機農業生產、生態鄉村建設、人文社會三位一體
賀建增曾長期從事IT行業，2004年， 33歲的賀建增做出了一個讓人驚訝卻又深思熟慮已久的決定，離開從事十多年之久的高薪IT業，投身有機農業，換句話說，去當農民，去種地。如今他的衡榮生態農場不斷開疆拓土，從2005年的90多畝地，達到了萬余畝，面積上成百倍地增長，參與的地區也遠達原平、朔州、五臺、太谷等地。
十二年的精耕細作，讓他越來越生科的體會到：“農業不同于一般的行業，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決定了農業領域有許多不符合常規商業規律的情況。做農業是農民的事，種糧種菜養豬羊雞的活兒就該農民干，錢該農民賺，企業和資本要想涉足農業，只能去做農民做不了的環節，與農民形成合作共生關系，既幫助了農民，又成就了自己；否則，首先是對農民的剝削和掠奪，對企業自己也是死路一條。農民做農業，要以村莊為單位進行有效組織，實施充分尊重個體權益的集體經濟模式，才有出路。”
他還表示，如今我們基本可以得到證實，農業的“美國模式”是完全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它只適合人少地多的國家。以中國的資源，如果農業繼續發展“美國模式”，走完全市場化的道路，將會產生近10億人吃不上飯的局面。
衡榮通過十幾年的探索、實踐、研究，總結出了有機農業生產、生態鄉村建設、人文社會回歸三位一體、同步實施的鄉村社會可持續發展模式，也是產業扶貧的理想模式。
有機農業生產是利用村域范圍內全部的農業資源，包括但不限于耕地、草地、林地、果園、荒地、河灘溝谷以及農戶庭院等，實施糧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水果、中藥材、動物養殖、食用菌等因地制宜的綜合有機農業生產，實現植物、動物、微生物為一體的完整的有機生態產業循環。在生產實踐中，充分發掘與傳承傳統的農耕方法與技術，并且集成應用現代微生物技術、生物技術、育種技術、耕作方法等進行系統融合，實現了有機農業不減產。同時建設（或改造）一系列有機農產品加工企業，對區域內生產的有機農產品進行加工包裝，以適應市場的需求。
生態鄉村建設內容是就地改善農民居住條件、生活環境，改善鄉村面貌，充分集成現有的低碳建筑技術、材料和傳統鄉村建筑風格相融合的模式，進行垃圾分類，污水源分離后的無害化處理、資源化利用，實現鄉村有效的物質循環和低碳能源管理。重建鄉村衛生所（鄉村醫院）、學校、圖書室、廟宇、戲樓等。讓人在鄉村住著舒服，活得有質量、有品位、有尊嚴。
人文社會是指所有人都能得到關愛的社會關系的總和。重建村民綜合性合作組織，充分發揮鄉規民約在鄉村發展中的作用，相互幫助，和諧鄰里關系；進行教育培訓，提升農民認知、素質；做實衛生醫療服務和內置金融。傳承鄉村文化，恢復鄉村教育，實施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相融合的教育模式。使鄉村重新煥發活力，成為社會發展的健康的基本單元，實現鄉村可持續生存和發展。
有機農業的生產組織體系由下而上分為:有機家庭農場、有機合作社、有機合作聯社、龍頭企業，分工負責，共同推動有機農業有序協調發展。
“推動基于有機農業的鄉村社會可持續發展模式意義重大：一是，徹底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二是，持續保障糧食安全；第三，完全杜絕農業污染；第四，保護生物地理安全，即生物鏈安全；第五，產業扶貧，保護鄉村，傳承人類文明。”賀建增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康》雜志社（記者 劉源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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