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永甫新著《讓土地流轉起來》序言
拿到蔣永甫教授的新著，眼睛一亮，其《讓土地流轉起來》的書名一下子吸引了我。吸引我的并只是其書名，而是我所在團隊近幾年為深度認識中國進行了深度農村調查并引發的一些思考。
做學問有基本的規范，一是重邏輯，二是要重事實。中國是一個農本根基的國家，在歷史上創造了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農業文明是如何創造出來的，與中國農村社會制度有無關聯，卻是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土地和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主要要素。自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農村社會制度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是由以家戶為單位的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伴隨這一基本制度的形成，中國農村出現了兩大特征，一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二是土地的自由流動，并出現了相應的勞動力市場（華北許多地方稱之為“人市”）和土地市場。這兩大特征突破了以往“井田制”將人和土地固化的束縛，使得生產要素能夠流動起來。土地與能夠活動的人不同，是固定的，但土地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卻是不固定的。因此，歷史上經常說“田無常主”、“千年的田八百主”。
土地要素自由流動的一般趨勢是向想種地、會種地、能種地的人手上集中。由此出現了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土地的所有者并不一定直接耕種土地。而無論是雇工經營或者租佃經營，其基本特征是讓土地發揮出最大效益。因此，在中國，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很少有拋荒，更沒有外國才有的休耕的說法。這是中國能夠創造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密碼之一。
而在傳統時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的勞動力和土地是不能自由流動的，其特征是人牢牢地附著于固定的土地上，土地身份固化，不能自由流動。在實行村社制的俄國，農民不能自由流動到其他村社和地方。盡管土地會定期重分，但只是村社內為避免社會分化的重新調整，并不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土地效益；相反，村社成員共有和定期重分導致土地效益低下。在實行部落制的國家，人和土地都牢牢限制在部落內部，不能跨部落的自由流動。就是作為近代自由主義起源地的西歐封建莊園，農民是對封建莊園主具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農奴，土地身份化、世襲化、固定化。只是由于“圈地運動”對無主地的占有才產生土地的自由流動。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勢必影響其效益的發揮。有勞動能力的人不能在更廣闊的空間里發揮其作用，土地不能自由流向想種地、會種地、能種地的人手中。這也是傳統農業社會，其他國家未能創造與中國同樣的農業文明的重要原因。
當然，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中使用的，并會產生多重性的后果。勞動力和土地的自由流動能夠發揮其最大的經濟效益，但土地的家戶私有和自由流動也會導致社會分化，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缺乏必要的社會保護和救濟，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很容易貧困化，甚至陷于破產。這也是傳統中國盡管創造了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同時又發生了世界上最為頻繁和規模最大的農民反抗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其他國家的農業經濟效益不高，但有一定程度的基層社會保護和約束，農民反抗相對較少，烈度也較低。
19世紀以來，中國步入到一個新的世界格局之中。一方面，中國引以為傲的農業文明在源起于西方的工業文明面前相形見絀，顯示其文明的翻轉，文明的先進性翻轉為落后性；另一方面，傳統中國的周期性變遷步入下行軌道，其王朝初期，人地矛盾緩和，隨之，人地矛盾日益緊張，土地有限性及其造成的社會矛盾格外突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世紀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日益嚴重，有識之士紛紛探討中國農村的出路，也是中國的出路。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理論進行的探討。1943年，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步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正是根據這一判斷和思路，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以后，推動了農業集體化，實行集體所有制。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重大變革。執政者試圖通過集體和國家的力量保障每個社會成員都能獲得大致同等的生活來源，滿足了千百年來農民對獲得穩定生活的期望。
但是，以人民公社為組織載體的集體經濟，也限制了農業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一是勞動力只能在固定的土地上勞動，不能充分發揮其從事其他產業或者在其他地方進行勞動以獲得更多報酬的作用。二是土地嚴格限制在各個農村集體組織內部，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盡管土地的產出增加了，但主要是勞動力不斷堆積的結果，土地的產出為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和人口所消費，人口的增長超出了土地產出增長。由此出現的新的人地失衡，即過多的人口堆積在有限的土地上。這也是從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國尚未從根本解決吃飯問題，80%的人口仍然不得不從事農業生產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改革只能從農村開始的重要原因。
1978年開啟的以家庭承包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最主要的成果是農民獲得生產經營自主權，農村勞動力獲得了解放。農民只要按承包合同完成了相應的任務后，便可以自由流動到其他地方，從事其他職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效能得到極大釋放。這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及至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礎。
農村改革在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將土地承包給農民。農民根據其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資格獲得承包土地。這一制度安排是建立在農民都從事農業，并能夠通過平均承包的土地獲得穩定的生活來源的基礎上，是對原有集體經濟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大量人口從土地上轉移出來，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也開始顯現出來。這就是承包地具有身份性，只有本集體組織成員才能獲得土地。由此就產生兩對矛盾：一是相當一部分人口已不再從事農業，甚至完全離開農村集體，但其原來承包的土地仍然在其名下；二是一部分愿種地、會種地、能種地的人卻因為身份所限，無法獲得更多的土地。身份固化的承包地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動，也限制了規模經營。在市場經濟時代，沒有規模，就沒有效益；沒有效益，就沒有投入；沒有更多的先進生產要素的投入，農業發展就會受到制約。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土地流轉成為當下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選擇，是歷史邏輯的自然選擇，也是未來時代的呼喚。《讓土地流轉起來》一書正是對時代呼喚的回應！因此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價值。
當然，當下的土地流轉與傳統時代家戶私有基礎上，以土地自由買賣為特征的土地自由流動有著完全不同的制度底色。當下的土地流轉的土地仍然為集體所有，為原有承包家庭所承包，同樣一塊地具有三種權利，即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且三項權利處于分置狀態。這一制度安排，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可以理解，它希望實現公平與效益、社會與個人、勞動與資本的最佳平衡。但最美好的制度安排往往是最難以實現的，所面臨的問題也最復雜。土地流轉的設想是將土地流轉到愿種地、會種地、能種地的人手中。但要從集體和承包戶手中獲得土地，本身就是一件難事，由于中間環節過多，產生的交易費用過高，又限制了土地的流轉，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流轉的土地是別有所圖。因此，讓土地流轉起來不是“一流了之”，其中還有大量問題需要探討。本書的副標題“集體產權制度下的農地流轉機制主體創新研究”便可顯示出作者探討土地流轉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良苦用心，并有許多真知灼見。
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近鄰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土地流動進行了探討。其中又包括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以土地私有基礎上的土地流轉，再是越南以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土地流轉。這兩類土地流轉相對簡單，沒有中國這樣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和三權分置，但是土地流轉中一些趨向、經驗和教訓都值得借鑒。
除了理論研究以外，本書還注意實地調查。土地流轉是在實際生活中發生的。而實際生活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曲折性遠遠超過理論研究的想象。本書深入實際生活，對土地流轉的實際過程進行了調查。這對于我們了解土地流轉的實際過程、面臨的問題，及其在此基礎探索其對策大有裨益。
當然，如果作者能夠將研究視野拉得更長，從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長時段里尋找其規律和特性，可以為讀者提供更豐富的信息。這不是作者的局限，而是整個社會科學缺乏“歷史維度”和歷史學界缺乏“現實關懷”的生態造成的。隨著這一生態的改變，作者會以更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奉獻給學術界。
作者正處于年富力強的歲月，相信隨著時光的流轉，作者的學術智慧將猶如流轉的土地一樣，產生更大的價值！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研究網 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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