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氣候變化是影響人類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從比較視野出發, 把氣候變化導致的農業穩態社會和游牧流動民族之間的長期互動、亞洲大陸氣候地理的多樣性等因素納入思考,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的國家政治形態、文化延續性、鄉土中國的低成本自治等的內在邏輯, 從而更充分地把握生態文明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意義。對于當下中國而言, 只有通過補短板、再平衡, 全面貫徹生態文明、鄉村振興等國家重大戰略, 加強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綜合協調能力和基層政府夯實鄉土基礎應對軟著陸的能力, 才能使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保持平穩。
中共“十九大”之后, 海內外都在討論關于生態文明與鄉村振興的一些新提法, 本文主要對兩者內涵及其相關性做出闡釋。
一、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農業文明演化的決定性影響
近年來的科學研究表明, 人類社會的變遷主要受到氣候冷暖變化的制約。
竺可楨是民國時期學業有成的科學家, 新中國就任中國科學院的院長, 他在半個世紀之前中國人普遍相信“人定勝天”的時候就提出過歷史沿革受氣候變化直接影響的論斷。他提出的朝代周期理論在當時還未得到充分論證, 但卻被近年來世界上對全球氣候暖化高度關注從而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所證明, 人們已經研究出了氣候變化的長周期。只要把氣候變化周期和人類發展變化周期結合起來就能發現, 今天的很多說法幾乎都可以作為“八卦”來看———比如說商朝的陷落是因為商紂王寵幸妲己的荒淫無道。那么, 歷史真實是什么?
人類在漫長的農業文明之中, 氣候只要變暖, 就會導致農耕文明向北擴張;相反, 氣候只要變冷, 就意味著游牧民族全面南下。人類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動, 帶來了人類社會的根本性變化。
農耕文明在亞洲是灌溉農業, 人們要聚落而居, 需要大量勞動力共同勞作, 因此多子多福, 安土重遷。這本來不是一個負面的概念, 而是一種生態、生活、生產三位一體的農耕文化存在的方式。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寬闊的草原上一定是移動的, 逐水草而居就不能常住。一旦北方變冷, 地面冰雪覆蓋的時候, 北方游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 搶掠農耕民族貯藏的糧食———同時還砍人, 把地留下來放牧牲口。不過, 由草原而來的游牧文化到山邊就不走了。中華民族的農耕社會為什么能夠長期存在?因為游牧民族南下擠壓農耕社會, 逐漸向南進入山區, 中原大族舉家南遷, 進山進溝, 躲開了殺戮災難。所以南方的大姓, 如廣東的陳姓源于陳縣, 福建林姓源于林縣, 都能在中原找到根。
客觀地看, 農業穩態社會和游牧流動民族之間是一個長期互動的過程。每當氣候暖化, 農業社會也會發生對游牧民族的驅逐。比如漢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之后, 匈奴部族事實上沿著亞歐大陸往西邊去, 把歐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斷地擠壓, 進而西歐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擠壓進入了意大利半島, 成為病入膏肓的羅馬帝國滅亡的“最后一根稻草”。演化出東西兩大文明早期互動的起因, 在于氣候變化造成南北兩大文明的互動從而導致世界發生了結構性改變。這些隨著氣候變遷研究而提出的人類歷史演變的新假說, 仍然需要大量研究來證明。
為什么說氣候冷暖變化與人類社會變遷的研究和生態文明相關?因為, 生態文明本身就是由氣候變化所形成的人類社會結構變化而引起的生態變遷。中國東部的農業如何由原生農業不斷拓展, 最后演變成了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次生農業?原因就是生態條件:人類最早是在亞洲大陸的兩端形成早期農業的生產方式。
在亞洲西端是兩河流域 (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約10000年前形成的原生農業, 伴隨氣候暖化而向歐洲拓展成為次生農業。因為西亞兩河流域面積狹窄, 所以形成的是以單一作物小麥為主的食物體系。今天這個世界上, 由于西方殖民化擴張, 造成整個北美、南美乃至于整個澳洲、大部分非洲, 都以小麥粉為主食, 其根源就在西亞兩河流域原生的小麥農業。
在東亞則是四河流域, 即江淮河漢, 也可以用“四河文明”的稻、黍、豆、桑四大作物來代表東方對人類農業文明的四大貢獻。這主要是因為東方四河流域面積寬廣, 又是沿著三級地理臺階而下, 且被五大氣候帶所覆蓋, 所以東方農業在距今12000年前的起源之初就是多樣化的。原生中國的農業品種占全球20-25%。但在向東北亞和東南亞拓展出去的次生農業地區, 則是稻米為主。
亞洲大陸之所以長期是多神崇拜, 多教融合, 可能與氣候復雜變化之下農業資源豐富, 家庭男耕女織種養兼業, 村社能工巧匠、十業并舉的多元化生存方式相關。例如, 重慶市北碚區有“巴渝農耕文化陳列館”, 這個陳列館創辦人家里有座小廟, 廟里面什么神都有。這個西南地區的情況, 與十多年前在河南看到的情況一致。這些現象說明本來具有多樣性的農耕社會的民間信仰就沒有西方一元論宗教所具有的那種極端排斥性。長江上游的巴渝山區如此, 長江下游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也如此。村內的公園也是什么神都有, 耶穌和穆罕默德在農民那里不對立, 都同樣可愛, 這就是與自然界多樣性協調一致的農耕文化中的多元崇拜。在亞洲東部儒家文化地區, 至今都是儒道釋不分家, 與各方面的神都和平共處。
農業社會的多元性, 決定了人們精神信仰的豐富多彩。伴隨近代西方殖民擴張, 單一神教強勢傳入中國, 內在地排斥民間多元信仰, 不斷引發“教案”, 恐怕也有東西文化差異的因素。從萬年農業的根上看, 人類文明大致分為兩大類:西方是一元論的, 信奉一個絕對真理;東方是多元論的。
我們所講的生態文明之多樣性內涵, 正來源于在早期人類告別蒙昧進入農業的生存方式初立之時, 東亞多元化的氣候地理環境派生了農業社會的多樣性。這與西方文明在根源上就不同。
二、世界農業的異質性在西方殖民化擴張期間發生突變
歐洲告別蒙昧之初本來是在次生農業地區, 相比西亞, 形成的是次生文明———本來是在西亞兩河流域周圍形成的小麥為主的農業帶, 隨著氣候逐漸暖化, 歐洲冰雪退去, 那里的次生農業文明逐漸形成。
此后, 羅馬海盜文化長期捋掠財富形成的奴隸制的政治國家滅亡后, 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千年黑暗。其間沒有完整意義的國家, 極易受到各種沖擊。一場疾病或者北方維京人南下, 都意味著滅頂之災。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大規模的人口減少, 因此把那段歷史定為封建主義。我們19世紀被西方列強打得暈頭轉向之際錯用了歐洲封建主義概念, 把自己輝煌的幾千年文明也說成是中世紀。其實歐洲因為中世紀以來形成的貿易逆差一直沒有緩過來, 所以在因互相戰爭而造成筋疲力盡之后去搶西亞北非, 接著往美洲去捋掠, 就把羅馬奴隸制移植于殖民地大陸。
概言之, 歐洲因長期的貿易和財政雙逆差導致貧困, 那就要走出去捋掠。這一跨越大洲的冒險所形成的是奴隸制三角貿易, 貴金屬白銀流入中國。
直到十八、十九世紀, 中國一直是第一經濟大國、貿易大國以及第一白銀儲備大國———占有全球白銀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殖民化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結構性變化, 即歐洲人到了美洲和澳洲, 把在歐洲形成的農業生產方式也帶了過去。歐洲氣候好、多雨, 基本上找不到灌溉農業的歷史遺跡, 大多是“漫坡種地”。這種方式到了美洲和澳洲, 使得那里的早期殖民者占據的農場幾乎找不到水渠灌溉模式。
所以, 亞洲的灌溉農業生產和聚落而居的村社制度, 在歐洲人復制的美洲和澳洲都不存在, 在歐洲人復制的非洲也不存在。當西方人占領了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非洲這些大陸的時候, 這些殖民地大陸主要采用了歐洲的生產模式, 開始了簡單的生產力擴張, 即土地規模經營。
這套經驗及其理論被我們照搬過來, 成為高校教科書。可中國出去得了嗎?我在世界上考察了幾十個國家, 開始去美國考察大農場, 沒找到原住民做農場主。后來到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 哪兒都找不到。為什么沒找到哪個殖民化國家的農場主是原住民?為什么全是外來殖民者當農場主?殖民政府不給原住民財產證書, 只讓外來殖民者去搶地盤, 然后把所謂合法的土地證書發給外來殖民者。殖民地的白人政權不會給印第安人發任何資產證明。因此美洲就演變成西方殖民者的大農場農業。這是靠大規模減少原住民人口而形成的規模化農業。
這種規模農業, 我稱之為“農業1.0”。什么叫“農業1.0”?請問:在殖民化之前農業可曾被作為產業?什么叫做第一產業?沒有殖民化, 哪有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歷史?
歐洲農業的異質性, 其實也產生于西方人的殖民化。
隨著殖民化的擴張, 歐洲向外大量遷移人口, 從而形成歐洲自身土地資源的相對寬松, 就從過去的所謂田園詩般小農村社, 轉變成小農場經濟。歐洲就形成了典型的殖民地宗主國的小農場經濟。因為沒有辦法與其派生的殖民地大農場競爭, 所以宗主國小農場經濟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綠色農業、市民農業、休閑養生旅游景觀等農業。農業“三產化”率先在歐洲實行, 就變成了一種國際經驗。又因為它是以市民作為農場主的一種農業, 也就是說農場不再由農民經營, 60%以上的農場變成了由市民經營。因此, 它的農產品消費者也會對外來農產品有強烈的排斥, 這是社會文化的保護, 而不是技術壁壘或是貿易壁壘。所以, 現在中國的農業生產盡管過剩了, 但凡向歐洲出口, 均遭拒絕, 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整個發展都是一種不人道的, 所以他們認為中國農業也沒有基本的道義, 就堅決不買我們的農產品。比如, 雞本來是飛的, 非把它弄在籠子里, 不講雞道;豬是聰明的動物, 非弄在狹窄的空間里面催肥, 不講豬道。這是歐洲的一種社會文化。一般而言, 萊茵模式比較講社會性。因此歐洲的綠色農業、綠色政黨, 變成了歐洲的一種社會趨勢。
這個由西方推進的殖民化過程, 實際上已經把世界農業分化為三大類:一是殖民地農業, 二是宗主國農業, 三是原住民農業。三種農業的形成過程不一樣, 各自的政策和理念、運作經驗也都是不可轉換的。中國農業發展過程中政策制定者不了解農業模式發展的文化內涵與歷史意蘊, 很多人去美國回來就說我們什么時候能像美國那樣實現農業現代化。真有本事你先把中國人口大規模減了?
東亞農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小農村社制, 這種制度完整保持下來的是日本和韓國。中央剛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時候, 很多官員到韓國去學習新村運動。其實學來學去, 學到的是我們傳統的小農村社制度。因此還是要回到自己的歷史文化傳承來, 多一點文化自信———那一套本來是從我們這兒傳過去的。中國的原生農業乃“江河淮漢”, 東北亞那兒叫做次生農業地區, 整個農業的演化過程晚于長江流域稻作農業。到后來, 政治、文化、社會教育等也對他們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此, 可以豐富我們對華夏文明數千年的積淀成就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論斷的理解。
三、東西方國家形態的政治文明之形成及其演化
當人們思考東亞“四河文明”和西亞“兩河文明”形成差異化的文化傳承時會發現, 在以農業形成社會生存方式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中, 只有中國的華夏文明一直延續著。相對而言, 古代埃及曾經是長期依存于多元化農耕社會而延續下來的, 但, 埃及作為國家形態延續了幾千年之后, 還是中斷了。
其實, 應該討論的是中華文明作為國家形態長期存續的原因到底在哪兒?
把與秦漢同時代的西羅馬地圖拿來比較, 可以看到那是沿著地中海形成的環狀帝國, 因為羅馬是一個以占有奴隸制勞動剩余為基礎而形成的商貿帝國。它的所謂自由城邦周圍地區都是奴隸地區。上層社會直接占有奴隸勞動貢獻的最大化農業剩余, 通過控制沿海的商貿城市來形成收益。所以, 羅馬的崛起在于打敗了與之爭奪地中海貿易航路控制權的埃及和迦太基。這兩個背后被廣袤沙漠包圍、人民根本無處逃生的國家逐漸失去了優勢。羅馬人首先征服埃及, 因為那是一個沿著尼羅河、靠綠洲農業生存的條狀國家, 沒有形成廣大地域縱深防御的條件。后來征服了半島型的迦太基 (現為突尼斯) , 這個國家也沒有防御縱深。羅馬人這才完全控制了地中海的商路, 達至鼎盛期。
羅馬人最難征服的是迦太基, 歷史上有名的“漢尼拔東征”, 其名將漢尼拔率領迦太基軍隊曾經跨海打進了西班牙, 再翻過阿爾卑斯山, 進入意大利半島, 就差不多要滅亡了羅馬。但最后還是羅馬打敗了迦太基, 屠城之后70萬人僅剩3萬!
羅馬帝國完成了對跨亞歐非大陸的環地中海周圍的完全控制, 建立了因控制地中海商貿航路而形成的環形帝國。此后, 羅馬因為再也沒有敵人, 內部明爭暗斗、驕奢淫逸而逐漸沒有戰斗力了;加上環形國家缺乏地域縱深, 沒有防御條件, 加之其周邊都是奴隸占據的地方, 奴隸不可能替羅馬人打仗, 于是最終被蠻族從羅馬核心區給滅亡了。從此, 歐洲長期沒有大一統國家, 進入成千上萬個小邦林立的“千年黑暗”的所謂封建制時期。
在東亞, 國家基本制度不同于歐洲:一方面是農業立國;另一方面秦漢帝國是餅狀的, 有用于防御的地域縱深。
現在我國提出重新認識小農經濟, 因為小農村社制將長期存在。歷史上的小農村社制度是和東部太平洋季風降水的不平衡從而迫使中國人建設水利系統高度相關的。中國地處多個復雜氣候帶, 要想形成農業的長期生產, 就一定要有水利。沒有灌溉便不叫做田———也就是一塊地上面有縱橫的渠道, 由干、支、斗、毛構成的渠系而產生社會結構的復雜性。于是, 村社的自治是以水利共享而形成聚落而居, 這與間作套種的農業管理又是高度相關的。幾千年來, 我們不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 我們還有以水立國的德治傳承。中國人都知大禹治水的故事, 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為部落首領, 之后便把國家政權傳給自己的兒子, 由此禪讓制轉變成了父子相傳的皇權體系。
農業社會延續到春秋戰國時期, 為什么北方諸侯都得修長城?因為那時氣候冷化, 長城是當年的信息傳輸系統, 所傳遞的主要是游牧部族騎兵南下的攻擊信息———烽火臺一路放煙火傳遞軍情, 這才來得及利用地域縱深的條件組織抵抗。有人說, 為什么中國古人那么蠢?勞民傷財修長城擋得住敵人嗎?這恐怕是不太了解古代社會。為什么秦要為全國郡縣修馳道?那是便于調兵協防郡縣政權。據此看, 世界上第一套對開雙車道的高速公路, 即馳道, 就是在秦朝建立起來的。接著, 為了對開就得“車同軌”, 得罪了一大批“大馬寬車”的舊貴族。為了從內地到邊關都認識官方文件, 就得“書同文”, 也就引起了全國知識分子的憤怒, 于是秦始皇殺了一批文人。為了貨暢其流就要“統一度量衡”, 那又得罪了商人……再加上大規模征集徭役修長城, 勢必得罪老百姓。社會各階層都被得罪了, 這是秦朝不僅“二世而亡”, 而且還至今被痛罵幾千年的重要原因。
但是, 接著秦亡而發生的卻是“漢承秦制”, 漢朝繼續完成這個大餅狀的、有戰略縱深的帝國。歷史上只要有大一統, 就能夠抗擊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 遇到氣候暖化時, 農耕社會還能不斷向北反撲。所以有當年漢武帝擊匈奴, 把匈奴壓到歐洲去了。而到唐代, 則先后滅了兩大突厥。南匈奴和北匈奴是在漢代被消滅的, 東西突厥是被唐代消滅的。突厥哪兒去了?突厥西進形成著名的“突厥走廊”, 其中的一支向西南經略, 攻入了君士坦丁堡, 導致繼承東羅馬的“拜占庭”走向滅亡。東羅馬及拜占庭不曾經也是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嗎?卻是被唐代打出去到了中亞、再轉向西亞的突厥部族中的一支軍隊所擊敗, 最后走向滅亡。
中國以國家形態存在的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不中斷, 取決于秦始皇當年構建的一個大餅狀的、有地域縱深的、能夠防御北方騎兵南下的廣大空間。因此, 對照環形國家羅馬的滅亡, 漢唐以來的中國統治階級無不試圖追回大一統, 形成一個地域縱深廣大的國家。如果沒有形成大國, 就會出現亂世, 亂到什么程度?西漢最強盛的時候人口達九千萬, 到東漢末年三國兩晉戰亂之后, 只剩下三百萬。
縱看歷史, 沒有一個廣大的地域縱深的國家, 就沒有不中斷的歷史文化傳承, 農耕民族人口眾多, 但分散的小農村社無法保護自己。亞洲大陸氣候地理的多樣性, 決定了中國的國家政治形態, 國家也是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傳承的載體。
我們認識到, 由氣候和地理所決定的生存文化內在的差異性, 在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現。據此可知, 中華文明數千年傳承說明一個新時代的轉型概念:堅持生態文明, 是中國五千年來歷史演變的客觀結果, 不是主觀選擇,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擁有多樣性的生存方式, 包括社會方式、經濟方式、文化方式。
進一步看, 戰國時期的長城主要是沿著四百毫米等降水線修的。為什么?因為四百毫米等降水線以南以東, 是典型的農耕區域, 往北往西, 就是半農半牧區, 再往北, 則屬干旱游牧帶。所以, 從氣候帶所決定的兩條線, 促使中國早期大一統國家的形成。
國家 (state) 是什么?首先要有一個足夠調控社會資源的權力, 其次就是對外作戰的軍隊。戰國時期, 六國都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壓, 而在周朝封建制之下, 諸侯有私家軍而沒有國軍。可是, 北方六國修筑長城必須調度人力和資源, 強大些的就自立霸主, 演變為封建諸侯, 因建立早期國家形態而自發地告別所謂封建制。
所謂封建制是什么?主要是分封, 帝王把自己的族人親友全部封出去做諸侯。中國自秦漢以來實現的主要是郡縣制, 也早就不“封建”了。當然也有個別朝代實行分封, 但是每次分封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所以在秦朝郡縣制以后差不多經過上千年的完善, 到宋代最終改為三權分立、科考取士, 形成以郡縣為基本政權框架的、中央集中管理的國家體制。
據此, 我們認為, 中國并沒有漫長的封建社會。只有夏商周約兩千年是部落聯盟過渡而成的封建制, 而到了周代晚期、秦漢大一統國家組建之后, 就已經告別封建進入統一, 成為了權力統一于中央的郡縣制國家。
四、鄉土中國低成本的村社自治成為國家政治的穩定基礎
就下層社會的鄉村治理而言, 與中央王權集中管理的上層制度有實質性差異。上層社會主要是通過郡縣來實現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與協調, 而郡縣以下的鄉村, 長期是低成本自治的自給自足社會。
上層社會是官治, 下層社會是自治, 才能構建低成本穩定的國家二元體制。
因為鄉村是一個自治社會, 它可以長期封閉性地自主存在。很多從古到今的案例告訴大家, 鄉土社會實現自治是一個國家最節約成本的治理方式。如果一定要把官員體系安排到鄉村基層, 要搞一個與正規城市同樣的治理, 那就得支付很高的制度成本。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沒有這樣的成功典范。很多國家都已因治理成本過高而引發社會動亂。有的人動輒要求在農村建立現代法治, 真對嗎?關鍵是誰來支付制度成本?且不說目前縣級財政三分之二嚴重虧損, 很多地方占地套取70%現金用于填補把舊貸轉為新貸的利息差額, 否則拿什么支付龐大的制度成本?
中共“十九大”報告不再強調村民直選, 而是強調由自治、法制、德治結合起來的有效治理。
治理與管理的最大差別在于: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執行體系;治理是多種群體通過多元互動才能達到的穩態結構。信息的充分表達, 才能構成良治。今天, 大多數人研究鄉村治理, 其實是以管理概念為核心, 最終落實到建議上無外乎是加強規范法制。具有強制性的法制難道是治理嗎?當然不是。治理是因地理、氣候等多樣性而導致社會結構的多樣性, 通過這一自然多樣性形成多元化群體基礎上的經濟文化活動, 形成結構化的良性互動關系。
“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20字方針就是針對此的。
中國下層社會長期存在良紳自治, 其中“文”與“治”一般是一體的, 維護文明的一定是良治。沒搞社會廣泛參與的良治能形成文明嗎?“十九大”提出的“20字方針”, 可以理解為“三生” (生產、生態、生活) +“文治” (文明、治理) 。這和我們開展的生態文明試驗及長期以來的鄉村建設實踐的內涵, 都是高度吻合的。據此, 怎么理解以生態文明內生多樣性來構建我們的“三生+文治”, 應該是我們每個人特別是我們搞“三農”研究的人應該關心的。
自古以來, 當我們形成國家的時候, 當秦漢從封建制演變成一個郡縣制國家的時候, 鄉村作為穩態社會的基礎結構, 與之共同形成了農業社會的二元治理, 上層社會叫官本位管理, 下層社會叫鄉村自治。
五、化危為機的投資拉動與三大差別再平衡
生態文明作為新世紀戰略轉型方向確立以后, 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為了主要矛盾。所謂不平衡、不充分, 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三大差別, 即沿海與內地的差別, 城鄉之間的差別和貧富之間的差別。
1985年, 筆者曾經沿黃河走過四個多月來實地調研考察。因為在1985年中國政策界的一部分人強調梯度發展理論, 那意味著“差別”擴大在某種意義上是人為的。在此之前, 中國內陸的發展其實是有特殊條件的, 比如重慶、貴州、四川、陜西等都是當年國家三線建設投資的重點地區, 大量的國家資本流向中西部。但在1985年走向另一個極端, 人為地確定要按照梯度理論推進不平衡———先發展沿海一條邊。
當時我的批判性還比較強, 中國這么大怎么可能只發展沿海一條邊?那時候提出的不同意見是, 中國應該是“π形”戰略, 除了沿海一條邊以外, 還有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我原本的想法是能夠把長江黃河都跑下來。當時我就組織了一個摩托車隊, 從青藏高原, 沿著黃河一路跑了八個省兩萬多華里。這樣做其實是想向人們說明我國地大物博, 不能只是單邊式的不平衡發展!
當然我們的努力沒奏效。中國沿著不平衡發展模式去追求短期的快速增長!如今看, 既無可厚非, 也沒有對錯。因為它已經成為過去了, 現在基本實現了區域再平衡和城鄉再平衡。這也是對中國堅持“四個自信”的經驗支撐。
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搞政策調研的時候, 特別強調農民在農村經濟的自主發展權。誠然, 那個時候中央政策也講要賦予農民自主發展權利。所以那個年代出現過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快于城市, 主要因為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速度快于城市, 短短十年農村工業化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
我們的教科書寫著資本原始積累充滿了血腥。請問20世紀80年代農村工業化的時候有血腥嗎?有人上訪嗎?沒有, 連告狀信都很少。為什么這里的資本積累靜悄悄, 因為農民得到自主發展權, 自己解決非農就業。短短十年中, 農民自主工業化解決了一億多農民就業, 帶來了農民收入增長, 也帶來了農民內需擴大拉動城市經濟增長。那個時候, 可以說不存在嚴重的城鄉差別。而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調整, 其實意味著農民失去了發展權利。
今天大家都談土地制度, 也有很多人研究土地制度, 請問有多少人研究過80年代土地制度為什么有利于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的高速增長?因為這兩種高增長, 所以在1998年中央文件總結20年農村改革經驗的時候指出, 農村改革是黨領導下的農民的三個偉大創造:一是家庭承包;二是鄉鎮企業;三是城鎮化。今天研究改革的人, 還有幾個人自覺把1998年的“三中全會”文件當做改革經驗歸納呢?很少。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西方制度轉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 難道真有按照這“四化”成功進入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么?作為當年的政策人員, 其實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在干什么。
這里只是說明, 我們確實有過內需拉動型增長, 有過城鄉平衡的發展。
城鄉之間的嚴重不平衡, 是90年代政策導向下所發生的問題。所以我才很無奈地強調, 這不是農業問題, 而是“三農”問題, 核心是農民問題, 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權利。這個建議與90年代的主流思想不一樣, 我就及時轉型去讀在職學位, 做學術研究和國際項目, 爭取發表文章, 為自己造點學術積累。
有過80年代提出到90年代實現的區域不平衡發展, 也有過80年代之前的區域平衡發展, 但這都不僅是客觀的, 也帶有主觀因素, 所以才有后面的艱難調整。
因此, “十九大”說不平衡和不充分發展是主要矛盾, 其針對性很強。
政策的發展隨著事物客觀矛盾性質的不斷演化而不斷做出調整, 這才符合唯物主義歷史觀。“十九大”報告的最新思想關系到中國能不能引領21世紀的發展導向, 進一步盡我們應盡的國際責任。
所以, 戰略調整、結構整頓, 應該是新時代的必然選擇。因為當今中國的問題除了大家常說的債務過高, 污染嚴重之外, 還實際上面臨著第二輪生產過剩問題。
第一輪的生產過剩已經過去了。對此提出政策建議者是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 他早在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就明確提出: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叫“雙重過剩 (生產和勞動力過剩) 條件下的惡性循環”。所以, 40萬國企倒閉, 四千萬國企職工下崗, 就是那一輪生產過剩所形成的代價。這個代價誰承擔了呢?城市產業工人和農村農民。
那一次危機應對, 主要是靠林毅夫以及馬洪、陸百甫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政策建議。中國主管經濟政策的官員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從1998年開始的強力調控, 中央直接用財政增發國債, 以國債來拉動投資, 以投資來穩定中國經濟增長。
對第一輪生產過剩的應對措施不僅有效, 而且還調整了區域發展不平衡。1999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總投資3.6萬億, 接著2001年起步的東北振興總投資2.4萬億。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3年繼任隨后推出中部崛起政策, 政府投資都是針對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重大調整。
不過, 1998年中國正在推進金融機構的商業化改革。這時候, 中、農、工、建四大行出現三分之一以上壞賬, 銀行沒錢怎么辦?中央直接增發國債支援基建投資。例如西部大開發投入的3.6萬億中, 三分之二是國債投資。
西方很多人對中國體制不滿意, 國內很多人也跟著唱和;可是, 如果沒有這種相對集中的能力, 我們無法度過那場危機。很多人都說, 東亞金融風暴危機直接影響中國, 中國怎么能夠幸免于難?其實本來不應該幸免, 因為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主要是外向型經濟發展、外需拉動型增長, 突然外需陡然下降, 立刻跌入危機。所謂中國經驗, 不外乎就是政府逆周期調控“直接出手做多”。類似的應對危機的做法, 20世紀3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用過, 而且采用后的效果非常顯著。在那一場世界性的大危機中, 歐洲所有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全垮了。羅斯福的宏觀調控, 直接用國債上內陸基本建設投資, 私人資本停掉, 私人銀行停掉, 就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預。當羅斯福這樣救了美國之后, 他給自己定義為“新國家主義”。
第一輪生產過剩危機, 我們化危為機就靠大規模的政府投資, 結果呢?中國形成了區域發展的再平衡趨勢。比如重慶的崛起———如果沒有國家大規模投資于山區的基本建設, 重慶經濟怎么可能起飛?現在重慶不僅是西部而且是全國GDP增長速度的領跑者, 依靠的還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投資。
另一方面, 自從2003年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全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來, 國家于2005年啟動了新農村建設, 至今已經投進去十幾萬億, 針對的主要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除了像重慶那種大庫區、大山區等地區不少貧困問題還沒解決外, 全國農村中百分之98%至99%的地方行政村實現了五通 (路、電、水、氣、寬帶) 。中小企業現在紛紛興起。如果說過去讓農民放棄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他可能很高興。那現在呢?勸他放棄農村戶口則很難。很多地區出現的新情況是大量城里戶口的人紛紛回村去要求返回農民身份, 獲得農村戶口。
中國在90年代末期遭遇第一輪生產過剩的時候, 采用國債投資拉動增長, 實現的是區域發展平衡戰略。也就是說, 對于生產過剩危機, 中國直接的調控手段是政府出手做多, 而不是放任市場做空。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羅斯福新政的中國版。
國家基本建設大規模投資帶來的后果, 是所有的實體性資產大幅增值。同理, 國家大規模向農村大量通路、電、水、氣、寬帶, 農村過去所有不計價的資源型資產隨之水漲船高, 全部計價升值。比如過去山上長了一棵好樹, 地里長了一田好油菜, 只是個別背包客跋山涉水來看, 有價格嗎?沒有。現在農村實現“五通”了, 城里消費者開車來消費美景, 于是景觀農業就值錢了!但過去鄉村是有巨大的潛在價值的資源, 而不是價值化的資產。如果城里人來農村喝山泉水, 鄉下水值錢了;吸山里的清新空氣, 山區空氣值錢了;上農家樂食宿消費, 農民住宅值錢了。現在中國投資基本建設造成真正大規模增值的是實體性資產 (physical property) 。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大規模投資以前, 農民的地產只有十萬億左右, 而現在100萬億都不止。資產大規模增值使得每一個擁有資產的人包括下層社會的農民, 手里的資源性資產都具有增值空間。
實體資產增值帶來另外一個機會, 即中央政府據此大規模增發貨幣:一方面是隨著國際貿易和國外投資的增加, 帶動對沖增發;另一方面, 隨著資產增值和增值過程中交易大量發生, 實際上也在拉動貨幣化, 而貨幣化產生的鑄幣稅收益歸了中央政府。因為中國是一個本幣不對外開放的國家, 除非外匯是生產投資, 否則不得直接進入來炒作中國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
這點值得注意:恰恰是因為不開放本幣、不開放資本市場, 從而造成了中國自己的金融資本崛起。中國金融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一, 世界大銀行排名中, 中、農、工、建全在前五位。
只要是中國人, 有誰相信中、農、工、建各大行會破產呢?絕大多數不相信。為什么?是因為占據世界最大規模銀行前五位的中、農、工、建四大行資本金的80%以上是國家給的, 四大行背后是國家信譽, 因此能承擔長期負債。國家金融資本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 但有一條, 它是穩定的。如果它破產, 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
1998年當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 我國中、農、工、建四大行全都是1/3以上壞賬, 按說大大超過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這在任何西方國家都必須破產, 但在中國沒破產, 中央一條政策, 把所有不良資產全部劃出來組建四大資產公司去處置, 使得銀行債務歸零, 財政部下屬的中央匯金重新注資滿足巴塞爾協定的要求, 然后把它推進股票市場去融資, 這就是中國應對危機的辦法。
總之, 當中國加入全球化的時候, 怎么才能讓這個最大發展中國家立于不敗之地?關鍵在于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綜合協調能力和基層政府夯實鄉土基礎應對軟著陸的能力。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補短板, 再平衡, 從工業供給側改革、農業供給側改革, 進一步過渡到全面貫徹生態文明、鄉村振興這些國家重大戰略。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要精神體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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