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國內很多主張“土地漲價歸公”的論者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通常都會引用約翰·穆勒、亨利·喬治和孫中山等人的論述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好讓他們的研究顯得很有歷史厚重感和權威性。
在研究土地問題的過程中，出于研究的需要，也是因為好奇，筆者曾把這些作者的書都找來認真閱讀了一遍。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確實，上述理論家或者政治家都曾明確主張過“漲價歸公”或者類似的觀點。
在1848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中，自由主義大師就曾抨擊地主的不勞而獲，認為這些人，
不動一下手指不花一分錢，但他們的收入在社會財富總額中所占的絕對額和相對額卻愈來愈大。他們不干活兒，不冒風驗，不節省，就是睡大覺，也可以變得愈來愈富。
from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
但緊接著他就趕快補充說，
不分青紅皂白，把每一項地產的地租增加額都充公是不公平的，因為對各種具體情況來說，尚沒有辦法把僅僅是由于一般社會環境造成的地租增加與土地所有者運用技術和進行投資的地租增加區別開來。
為此，其認為，惟一可行的是采取“對自然增加的地租課以特別稅”這種一般性措施。
具體來說，穆勒建議：
第一步應是估計全國所有土地的價值。應對所有土地的現時價值實行免稅。
第二步，過一段時間后，隨著人口和資本的增加，地租也必然會上漲，這時便可以粗略地估計出地租的增加額，然后對這種自然增長的地租課以特別稅。
最后，為了防止計算錯誤，應使稅額大大低于估計出的地租增加額，這樣可以確保土地所有者的投資和勤勞而增加的收入不受損害。
在那本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的名著《進步與貧困》一書中，亨利·喬治也確實明確表示，
土地價值不表示生產的報酬……它表示壟斷的交換價值。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占有土地者個人創造的，而是由社會發展創造的。因此，社會可以完全把它全部拿過來，而無論如何不會降低改良土地的刺激，或對財富生產有絲毫的影響。
然而，亨利·喬治緊接著就指出，
我提議的不是收購私有土地，也不是充公私有土地。前者是不公正的；后者是不必要的。……沒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
為此他在《進步與貧困》一書中用了整整半部書的篇幅來討論“如何把地租化作國家的稅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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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接受了亨利?喬治等人的理論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平均地權”理論。他認為，
地價高漲，是由于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后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
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
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呢？孫先生認為，
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依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
時下國內主張“漲價歸公”的一些學者，在討論土地增值問題時，除了強調“在工業社會，土地發展權不但與土地所有權分離，而且是由政府規劃管制產生”這一論點之外，通常會正面援引上述理論家的論述，并藉此提出，土地開發權屬于國家或者土地開發權已經被國有化，土地增值從本質上來源于社會發展，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成果，與土地權利人的努力關系甚微，因此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也不應當入市，土地征收領域的“征一只牛，補一只雞”的制度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改革。
對于這種情況，筆者懷疑，這些論者要么是不認真讀書，東抄一句，西抄一句，做學問不認真，要么是故意隱瞞一些關鍵性信息來欺騙大眾和政策制定者。
然而，從做學問的角度來看，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著實都不應該。
為此，筆者建議堅持“漲價歸公”的研究者們下次提及約翰·穆勒、亨利·喬治和孫中山先生的觀點時，把他們的觀點進行全面介紹。即，土地可以部分漲價歸公，但應當通過征收土地稅的方式來實行，而不是要繼續維護目前這種國家壟斷建設用地一級市場+低征高賣制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土地法與公共政策研究（微信公眾號）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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