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扶貧應該立足中國農村發展的大歷史,構建新時代扶貧的大格局,實現城鄉的統籌、均衡發展。
當下,扶貧進入到攻堅階段。十九大報告指出,“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p>
發展的道路上,不能讓一個人掉隊。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民眾的權利,也是執政黨的莊嚴承諾。循此目標,還有將近3年時間,可謂時間緊、任務急,箭在弦上,不得不夙興夜寐,以強烈的責任心與擔當,勠力奮進,給全國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時間越是緊迫,則越是有必要思慮周祥,謀定而后動。任何以時間為借口、以政績為鵠的、以數據為裝點的做法,都是對歷史、對人民、對時代的不負責任。
中國農村、農民的貧困由來已久,乃是一個歷史性難題。多年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解決農民吃飽肚子、穿暖身子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應該說,當下的中國農村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時代。特別是過去五年來,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中國的減貧也為國際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被視為“中國奇跡”。
但同時也應注意到,扶貧不僅僅是諸項工作中的一項,也不僅僅是一些簡單的數字,而是關系到中國經濟社會良性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避免階段性突擊、急功近利的做法,還要切實防范返貧現象的發生,要把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真正帶入現代化的發展軌道。
農村、農民為什么貧困?具體的原因可能十分復雜,自然資源稟賦不好、勞動者個體存在差異,以及突如其來的外力沖撞等等,均可能導致貧困。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當下絕大部分貧困地區的農村普遍處于蕭條、衰落的境地,這些破敗、封閉的農村,已經不足以支撐生于斯長于斯的農民的發展。
因此,有必要從鄉村建設的層面整體設計農村的振興,重構鄉土社會的生態系統,激發廣大農民的內生動力,并實現與城市、與現代工商業乃至與現代化的良性互動,使農村不再是死水一潭,而是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蓄水池與動力之源。
鄉村建設首要在人才,不僅要有外邊的人進入農村去扶貧,尤其要培養農村自己的人才,而人才培養的視野、路徑等也要更開放、更接地氣、更能從社會的永續發展來考量。這就要求,當下的教育要改變以往的“汲取”與“淘汰”模式,農家子弟不僅要走得出去,還要回得來;不僅要主動擁抱外部世界,也要重新打量身后的那片土地。
惟有形成一個良性的來去循環,則鄉村建設才會有所依憑,而非只是單向的逃離村莊?,F在看,很多貧困農村,基本上已經沒有40歲以下的“年輕人”,這樣的村莊,無論投入多少資金、設備,恐怕也很難形成一個有活力的自我建設、自我發展、自我壯大的小環境。
其次,還要接通鄉村與外部世界的細密管道,從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層面解決農村面臨的問題。鄉村不應該是孤立于這個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應該與城市通盤考量。僅僅就鄉村解決鄉村問題,顯然是不現實的,效果也不可能持久。在世界越來越一體化的情勢下,必須考慮重構城鄉關系,堅執于以往城鄉的“差等”,不僅不可能解決農村貧困,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城市化。
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已經注意到鄉村建設的問題,并身體力行,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均有過卓有成效的實踐。他們的理論與現實努力,對于今天的脫貧攻堅,同樣有著借鑒意義。
比如,晏陽初早期開展平民教育運動時,認為中國的大患是民眾的貧、愚、弱、私“四大病”,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對民眾首先是農民,先教識字,再實施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張在農村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六大整體建設”,從而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也談到,經濟建設要“從農業引發工業,更從工業推進農業;農業工業壘為推進,農業乃日進無疆?!边@一思想,與當代的“工業反哺農業”異曲同工。此外,梁漱溟也特別強調民眾教育的重要,他說,“此刻的中國,天然的要著重民眾教育,或說社會教育。”這個社會好些了嗎?一個重要的指標在于,鄉村教育是不是搞好了。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也曾長期矚目鄉村建設,其刊行于1948年的《鄉土重建》,寄托了他對中國農村深廣的思索,曾引發廣泛關注。他當初討論的諸如“回不了家的鄉村子弟”、“自治單位完整性的破壞”、“鄉村靠不上都會”、“傳統有機配合的脫栓”、“怎么會窮得沒有資本的?”、“資本從哪里來”、“提高農民生活程度的道路”、“鄉土還是我們復興的基地”……等話題,至今也毫不褪色。
而這些先賢殷殷著力的邏輯起點與歸宿,就是把鄉村作為一個活體,與城市、與時代整體考慮,使之成為“復興的基地”。應該說,這與當下中國正在全力推進的脫貧攻堅并不矛盾,從根本上講,當下的扶貧應該立足中國農村發展的大歷史,構建新時代扶貧的大格局,實現城鄉的統籌、均衡發展。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農民要脫貧,農村要發展,整個社會要進入小康,并真正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更需要有開闊的視野、開放的思維以及宏大的格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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