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搶救農民的記憶？因為鄉村的落寞，因為鄉土的漸行漸遠。為什么重拾村落的歷史？不是要重返過去，而是要在歷史與現實的碰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實感。一次次對坐長談、一次次溝壑踏訪，使柴米油鹽中的生活舊事鮮活靈動，使熔鑄了生命體驗的塵封記憶難以割舍。信任是講述的基礎，真情是傾聽的前提。正是因為彼此的接納，那些平淡卻藏著希望的日子，才總能讓講者黯然神傷，讓聽者淚滿雙頰。就此而言，口述歷史雖是村民個人的生活史，但字里行間也同樣流動著采錄者的情感——一份按捺不住的社會責任，一份重新理解鄉土中國的能力與信心。
2017年12月6日，C太太的客廳和史家胡同博物館邀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的孫慶忠教授為我們帶來了題為“口述歷史的制作與村落文化的發掘”的主題講座。
文化失憶:鄉土中國的現實處境
今天我們探討的話題是“口述歷史的制作與村落文化的發掘”。我希望通過一個又一個村落里的故事，讓大家對鄉村有一個相對全面的了解，最重要的是，能讓我們在一個思考頻道上認識多樣化的中國鄉村。
我從1995年開始下鄉調查。22年間，我對東北、華北、西北、華南、東南的一些村落文化現象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把村莊作為一個系統進行深入研究，則得益于2014年對農業文化遺產地的調查。我也因此對鄉村產生了不一樣的理解，甚至可以說超越了以往任何階段對田野工作的認識，以及對鄉村處境的判斷。
最近幾年，我曾在內蒙古敖漢旗駐扎，做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這里的旱作農業系統于2012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擁有八千年的歷史。從距今8200-74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7200-6400年的趙寶溝文化，從距今6700-5000年的紅山文化到距今3200-2500年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這里的農耕文明從來沒有間斷過，這里的谷子也因此擁有了“八千粟”的美譽。在這片土地上，你可以從一萬年前的小河西文化游走至遼文化遺址。這樣的文化景觀在農耕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今天這里的鄉村生活是怎樣的？播撒的物種和使用的農具，與埋在地下的文物有什么樣的關聯？帶著對八千年文化的想象，2014-2015年，我帶著學生在這里做調研，跑了11個鄉鎮，走訪了很多農耕能人，也目睹了八千年文化的再度復活。
河北涉縣位于太行山東麓，隸屬于邯鄲。在這里，人們用石頭壘起了1.2萬畝旱作梯田。它由8萬余塊土地組成，高低落差近500米，石堰長度近萬里，曾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專家稱為“世界一大奇跡”“中國的第二長城”，2014年被評為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驢是梯田主要的運輸和生產工具，也是農民親密的伙伴。這個地方的驢懂人語，會耕田。層層梯田間最高相距2至3米，人摘花椒時可能會不小心踩空，但在旱作梯田近八百年的歷史中，還沒有驢從上面掉下去的記錄，驢到特殊的地方會轉彎、會退著走。每年冬至，毛驢還能吃一碗面；時至今日，村里依然保留著這樣的傳統。梯田邊上的小石屋——石庵子——沒有一根梁、一根柱，卻穩固不塌，令人驚奇。
陜北佳縣泥河溝村三面環山，東面是黃河，黃河對面就是山西省的臨縣。我們在這里進行田野工作的時間最長，我的兩撥學生先后在村里待了近60天。
從2014年6月到2017年3月，我們在內蒙古敖漢旗、河北涉縣和陜西佳縣共駐村118天，吃住在老百姓家，每天走街串戶，追問村里的故事。這幾年的鄉村經歷給了我與之前18年田野工作不同的感受。我曾經認為，一個人類學、民俗學研究者到鄉村去，記錄一方文化，發現并解釋一些社會問題就足夠了。但是，這4年的時間改變了我的田野工作方向，也影響了我對為學與求知的態度。我對鄉村產生了一份特別的情感，一份夾雜著傷痛的對鄉土中國的深度思考，一份試圖去撬動和改變的沖動。
2014年7月，我帶12名學生到泥河溝村進行調查。沒待上兩天，就有學生跟我說，這村子沒有什么特別的，最顯眼的就是村里的觀音廟、河神廟和龍王廟，如果只記錄這些廟及從老人們那里聽來的村莊大事，沒幾天就可以撤了。他們小看了村莊的文化特質，以為調查調查就可以寫村史、村志了，然而9天過去他們才發現，自己了解到的只是皮毛，任何一件事都經不起三問，尤其是回到學校開始動筆的時候，更是覺得該問的都還沒有問。因此，第二年我們在那里待了17天，臨走的時候同學們還說，“老師，我們的田野工作才剛剛開始！”就這樣，我們先后駐扎泥河溝56天，才基本完成了村莊口述史的搜集工作。
為什么我們要一次又一次趕赴這個普普通通的村落？怎樣發掘那些留在生活里、活在記憶中的村落文化？實際上，看似簡單的村落是農耕時代的物資見證，短有幾十年的傳承歷史，長則有幾百年。那里融入了一輩又一輩人的情感和記憶，怎能輕易看輕呢！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一個普通的村落？村落不僅有田、園、廬、墓等自然景觀，更有活在其間的帶有歷史和情感的文化記憶。在座的各位中有攝影師、建筑師，有服務鄉村的青年志愿者，我不知道村落如何走入你的視野，普普通通的地方會被你解讀出怎樣的新意？我們如何提煉那些融于日常的文化元素？
村落的歷史文化信息藏在棗園里、梯田里、米倉里，藏在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的農民的記憶里，其中記憶是最不容易被挖掘的。從表面上看，做口述史似乎很容易，好像拿一個錄音筆，聽受訪者講講，而后整理出文字，就是口述史了。其實，這充其量只是口述史的原料。后續如何制作？歷史文化信息如何呈現？這才是我們關注鄉土文化的人必須要學會做的一件事。
也許有人會問，口述史的目的是什么？在泥河溝村，我們前前后后搜集整理了50多萬字的口述資料。這些曾被視為陳芝麻、爛谷子的一段段記憶，好像都是可以塞進垃圾箱的廢物，我們卻要舊事重提。為死去的人留下記憶，讓他們的孫子、重孫子知道祖上經歷過什么，這當然是其中一個目的，但不是終極目的。我們整理口述歷史，把塵封的記憶從村民頭腦中挖掘出來，其意義和價值直指今天的鄉土重建。我們希望以搜集和整理口述史為契機復活鄉村。
鄉村怎么了？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到2016年年底，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為79298萬人，占總人口的57.35%。游走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農民工已達28171萬人。數字的背后是今天鄉村的狀態，是城市的繁華和鄉村的凋敝。我們可以說，這是鄉土社會血緣和地緣關系松動、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實寫照。當我們看著凱歌高奏的工業化成果，看著一座座喧嘩的城市，好像中國社會真的要和貧窮徹底告別了。然而，農民都上樓日子就好了嗎？鄉村能徹底消失嗎？
2011年到2013年，我和朱啟臻、熊春文兩位教授在河北、河南、山東等省做有關中國鄉村教育的調研。這一過程中對我沖擊最大的是鄉村學校撤并后孩子們住校生活的一幕幕?；蛟S他們享受到了所謂的優質教育資源，但卻與家庭、與村落徹底疏離：孩子從6歲起就開始住校，一直到高中畢業，我們難以想象他們的鄉村記憶還有多少，對鄉土的情感是否依稀尚存；寄宿學校即使設在鄉村，也多半形同軍營，孩子們對村里的遠山近水都無法親近，對養育他們的這塊土地幾乎是無感的。
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文化失憶與鄉村教育的使命》。在我看來，“失憶”就好像突然跌倒，醒來時媽媽不認識、太太不知曉，記憶全無，與昨天徹底斷條。忘卻了昨天，也就不知道今天該怎么過。如果一個村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把歷史忘卻了，我們將不知道明天該怎么走。
面對今日的鄉村，我們能做出一個聳人聽聞的判斷：我們已經身處集體失憶的邊緣。如果人口學家的判斷無誤，再過幾十年還會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那么留住鄉村的文化與記憶就是當務之急。
為鄉村注入活力的可能性在哪里？我對鄉村的判斷及專業的認知告訴我，有一種類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鄉村，這種力量就是那些生活在村落里的祖祖輩輩所攜帶的集體記憶。它就像魂靈一樣，一直與我們的鄉土中國相伴。面對“失憶”的病癥，對癥的方子就是喚回鄉村記憶，我把這項工作稱之為“招魂”。一旦魂回來了，鄉村的活力就被自然激發了。這是我的理念，我很想試一試，文弱書生的一己之力能否讓想法和理念回歸現實，這也是我從2014年開始帶學生駐村調研的主要動機。
集體記憶真的能發揮重新整合鄉土社會特殊功能嗎？不但能，而且能發揮巨大的超越我們想象的特殊功能。如果農民的身體跑了，但精神尚在，那么鄉村就不算破敗；一旦農民的魂被帶走了，鄉村就徹底破敗了。農民對家鄉心存認同，家鄉不是落后和貧窮的象征，不是要逃離的地方，就是“精神尚在”。通過記憶的搜尋，使農民獲得情感的歸屬和對家鄉文化的認同和自信，進而能夠利用本土的資源去尋找發展之路，這是我們社區行動和村落調研的一個基本起點，也是我們今天積極倡導的鄉村建設的內在訴求。
接下來的工作是落實。面對中國數以百萬計的村落，即便把我們這一屋子人都送到鄉村也是遠遠不夠的，就是幾輩人累死也做不完。因此，國家戰略才提出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币l揮農民自身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讓他們參與到這項活動中來，我們只起一個引領或者喚醒的作用。我們與農民們共同尋找村落的記憶，不讓他們成為鄉土文化的遺棄者和被遺棄者，而是自覺的守望者和傳承者，這樣中國的鄉村才更有希望，那些行將失落和已經失落的村落文化才能復歸。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帶著熱情，帶著自身的知識儲備，在我們的參與陪伴中，鄉村就能有所變化。
具體怎么做？我們從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使村莊的塵封往事得以呈現；通過口述史的方法，采寫那些生活在鄉村的父一輩、子一輩傳承的家庭往事和村落故事。這是一個慣常的路徑，也許它已經被使用過無數次，但是我堅信不同的人操作會有不同的味道，這樣，每個鄉村都會留下我們的操作手法，留下我們對鄉村的判斷。同時，鄉村也能呈現出“一村一格”的理想狀態，將它們獨特的文化形貌和內在景觀轉換成令人迷戀的風景，將“烏托邦式的鄉土”變成可觸可感的現實。
此事聽起來不難，做起來需要一定的功夫。如果你對村民說“老人家，給我們講講過去吧”，他會很茫然，不知道怎么給你講。但如果你把他家院子里的老鋤頭、木頭把子揀出來，說“這破木頭桿扔了吧”，他會告訴你“那可不行，這我爺爺用過的”，接著，里面的故事就可能會被一串串地講出來。我的學生把錄音筆一放，請老奶奶講往事，十分鐘她也講不出一句話。但指著墻上掛著的老照片問她：“這是你妹妹嗎？”老人回答說：“那是我奶奶！”這老照片的故事就走出來了。
從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是我們了解一個家庭、一段往事最重要的憑據。賈玥老師是參與泥河溝村服務的攝影志愿者。再過一百年，泥河溝的子孫可能會奉他為神，因為他以最好的圖片和影像形式，為他們留下了老祖宗豐美的瞬間。
走訪鄉村時，縣里文化人給我顯擺的最多的是古縣志。在河北阜平，我對政協的秘書長說，如果在這個時代你能為阜平的鄉村留下一本村落文化志，后世的子孫會像你們珍愛這些古縣志一樣，以你們今天的工作為榮。一年之后，我收到了他主持編寫的《風俗民情話阜平》，那一刻我特別高興。從這個例子中大家會發現，鄉村文化不是因為今天有太多的聲、光、電設備就變得好存留，最可依靠的力量還是對鄉村有情感的人，有行動力的人。
鄉村行動:農民口述的搜集與整理
瑣碎的故事和那些被喚回的記憶是如何在鄉村建設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的？且看我們的案例。
2014年駐村調查時，泥河溝村共213戶，806人，常年在村158人，60歲以上的111人。每每想到村落的老人和人口比例，我們不得不感慨鄉村的破敗，在寒冷的冬天，這種感覺尤為明顯。
泥河溝村是位于呂梁14個特困連片區的一個普通村落。全村有五保戶3戶、病災戶15戶、殘疾戶29戶。全村均為武姓，分為四個家族。我對村里的每一個家庭都比較了解。有一次，縣委書記去村里看我，他開玩笑說：“過去泥河溝的工作非常不好做，自從你們來了之后，村里老百姓都信你的。聽說你幾乎能叫上每一個村民的名字，今天我就考考教授?！贝謇锏睦先思移綍r都坐在或蹲在墻頭上，我就一個個介紹，縣委書記服了。他說：“搞你們這項研究的人真的挺可怕，村里的事哪兒都清楚?！蔽艺f：“做人類學研究，村里人的祖宗三代都要知道?！?/p>
這就是我們專業的看家本領。沒有這個本事下不了鄉，也做不了口述史，因為講述者向你談及的都是表象，只有當彼此間建立的信任機制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才能開啟心扉。我第三次去村子，武岳林老人才把家里的寶貝拿給我看，后來他告訴我：“教授，我以為你們來了，問問就走，可沒想到你們真的在這里做事，還有娃住在我們家，所以不交代都說不過去。”對此我一直很感慨。要想真正了解中國鄉村、走進農民的心靈世界，不和他們成為朋友、不成為他們家的孩子，是很難做到的。這也是做深度口述史的前提。
泥河溝村，這個陜北的村落，其潛存的獨特資源在于這里生長著的1100余株古棗樹。我跑過幾個棗鄉，想找到存留幾百年的棗樹尚且不易，可是這里樹齡最長的棗樹已經有1300多年歷史，每年棗花開放的時節它們依然枝繁葉茂，秋天依舊碩果累累。面對這樣的古棗園，你一定會對它近旁的村莊有很多神奇的構想：人工培植的棗樹在這兒存活了1300多年，那么和它相伴的人群是什么樣的，祖祖輩輩又和這片土地有著怎樣的關聯呢？
古棗園是一種文化創造，是當地村民在適應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出的人與棗林和諧共生的文化系統，是展示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天然基地。老百姓看好這片棗園，直到今天，村里還指望著這36畝棗園能打下多少棵棗，一年能收多少錢。遺憾的是，單憑這點靠天吃飯的收入，村民的生活是難以改善的。必須發揮農業的文化功能，棗園自身的稟賦才能被激活。
2015年夏天，鎮黨委任書記特地把縣里的主要領導帶到泥河溝，希望通過我的講解讓他們高度重視起遺產保護工作。一次，主管農業的縣長來村里走訪，他講了全縣80萬畝棗樹面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病蟲害和產量，希望我這位農業大學的教授能提供科研支持。他不知道我是門外漢，哪里懂病蟲害防治！我說：“我先講一個事情，咱們縣里的領導都應該去感謝老天爺，感謝老天爺給這塊土地造成的災難?！笨h長表情一下變了，以為這教授瘋了，怎么能這樣講話。我接著說：“如果不是因為天災，按照當地正常的收成，一年能產5億到6億斤棗。如果天隨人愿，棗卻賣不出去，老百姓會罵老天爺嗎？他們就得罵政府領導無能了。一個有智慧的領導，要在拓展農業價值方面下功夫，讓棗在絕收的情況下，老百姓也有收入?！比ツ甓?，村里一家人靠棗，全年收入還不到500塊。那棗2毛錢一斤都賣不出去，只好喂羊，羊吃了還上火。面臨這樣的情況，誰來拯救鄉村？怎么用好資源？
泥河溝村三面環山、面朝黃河，36畝的古棗園盛產黃河灘棗。這里曾經水流湍急，但由于上游水庫的修建，下游的水變得非常平穩。棗園前面的這個水溝是黃河的支流車會溝，每逢雨季多有災禍，村口的漫水橋經常被沖毀，前灘的良田也時常面臨被洪水推走的危險。為了應對這樣的災害，村民修建了黃河堤壩，如現在的丁字壩、順水壩、漫水橋。這些都是村子里潛藏的生態文化，它的知識體系非常豐富，只是我們挖掘得十分有限。
2014年，陜北這個無名小村落走入了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視野，同年11月，又在設計師團隊的協助下被納入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名錄。這些接踵而來的名號令這個曾經無聞的村落名聲鵲起。
文化遺產保護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化干預，它是從聯合國到中國農業部再到地方政府的一場自上而下的文化保護運動。作為一個天真的學者，我很希望能借助這樣一個機緣，給鄉村帶來生機和活力。正是立足于這樣的思考，2014年，我組織了以本科生為主體的研究團隊，要在這里進行村落實驗，一方面借此培養我的學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我多年對鄉村的理解轉換成行動。
2014年6月，我帶一個學生去村里踏查。在縣里，我們見到了棗樹研究專家高峰老師。他興奮地說：“教授，我終于看到有一個農業文化遺產專家來了。我過去聽過農業，也聽過文化，就是沒有聽過農業文化，這事怎么保護對我是個大難題。”他帶我們下村，對古棗園里的樹木如數家珍，對泥河溝村的情況也了如指掌。
在村里走訪時我想，棗樹是人工栽培的，那么和棗樹相伴的村落年頭不可能太短。按照我的理解，上百年的村落歷史文化積淀應該是很多的，我們拿的口袋回去時一定會裝滿資料。遺憾的是，除了縣志上的只言片語，這里沒有任何記載。一個能人的腦袋能頂幾十本書，于是我問村里有沒有文化能人，大家都說當過大隊長和小學校長的武國雄。當我滿心歡喜地去拜望時，看到的是卻正為他燒周年的兒子和老伴。那一刻我特別感觸：中國的村落不是簡簡單單的屋舍和田園，它是一種物資見證，是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過程中沉淀的記憶和情感體系。鄉村里一個老人家的離去，帶走的是幾十年的生活記憶，與他相伴的往事從此就沒有了。我越發感慨人類學家曾經做過的判斷——沒有哪個老人會等你采訪之后再趕赴黃泉。這是一項搶救性的工作，搶救記憶已經迫在眉睫了。
泥河溝村的“人市兒”
我們的田野工作從“人市兒”開始。這里是老百姓每天下地干活回來待的地兒，有一個戲樓，戲樓的后面是連片的棗園，前面是人市兒的核心。這是一個生起是非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平息是非的場所。有時村民就坐在這過道的墻頭上，大冬天大家也在這兒站著，聊聊張家長，說說李家短。據說這種傳統傳習久遠，源頭已無法考證。
我和學生第一次去的時候，不僅他們緊張，我這常下鄉的老把式也緊張，我們有一種登上舞臺被參觀的感覺。這兒是村里的主干道，你一路過，這些騎著、坐著、倚著墻頭上的老人們就會打量你，眼神如電。我們只能一直面帶微笑地走過。這個地方一開始很是陌生，后來人群里就有了我們，再后來我們就被拉回到他們家的窯洞里，坐在炕頭上分享故事，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從此之后，這樣的人和事變成最豐富、最豐滿的生活，開始和我們有了交集。
我們走進這些人的生活，問詢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在他們的家里，馬凳、軍刀等老物件都從舊倉庫里被翻出來，曾與這些器物相伴的人和事也一并從歷史中走來。這個看似沒有文字記載的、有些讓人瞧不起的鄉村，因為我和學生們一段又一段的采錄，突然變得那么有尊嚴，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
岳武林老人
武岳林老人出生于1944年農歷四月初一。我第三次坐在他們家炕頭上的時候，他給我展示了同治、咸豐年間的地契，以及民國初年的賬本，還有他媽媽1950年用毛筆寫的日記?？吹竭@些物件的那一刻，我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抱愧泥河溝！我曾經認為這樣一個存續了幾百年的村落連300字的記錄都沒有，然而實際上，村里的故事藏在村民的家里，藏在泥土里，藏在他們的記憶里。鄉村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文化太厚重，只是我們的眼光太淺、田野工作還不到位，才沒有發現，它的發掘需要我們用心、用情投入其中。
在鄉村，尤其是陜北，在公共場所，婦女通常在幕后，在家庭生活中才在前臺。在村里的人市兒上，你若請老太太講講，一般情況下她是不大張口的，特別是老伴兒在場的時候?？墒且坏谒铱活^上，8個老頭也頂不上她一張嘴，老太太的本事就體現出來了。
王春英老人生于1943年正月十四。家里煮玉米時她總會來招呼我，她說她一看到我就會想到她的三兒子武三衛。我這位“兄弟”是陜西師范大學畢業的，現在定邊公安局工作。老媽媽覺得這玉米我吃著了，就等于她兒子三衛吃了，這讓我感到特別溫暖。我去她家采錄老物件時和兩位老人家開玩笑說：“快把家里的寶貝拿出來！”老人就說：“可沒有寶貝。”我說：“我都看見了，那屋子里有一箱子就是寶貝?！睂嶋H上我是瞎說的，就是希望老人家開心逗樂。結果老爺子說這箱子是他老伴兒當年的嫁妝。再追問老媽媽，才知道那竟然也是她媽媽出嫁時外婆給的嫁妝。兩度嫁妝使這個“破箱子”變得如此厚重，因為它已經轉換成了人們情感的載體。
1977-1978年，村民在石匠帶領下自發修建了一座十一孔窯，當時用作學校。我很希望它能被改造成鄉村記憶館，把這些有溫度的物件放在里面，當泥河溝的后輩子孫從遠方回村的時候，能有機會看看老照片，撫摸一下上個世紀老奶奶的外婆送給女兒的妝奩。我相信，歷史就會在那個瞬間鮮活呈現。
制作歷史：村落口述史的價值
口述史是深度展現村落文化的必要路徑，而對于這樣一個沒有文字記載的村落來說，它是挖掘村落記憶的唯一路徑。在泥河溝，我們共采訪了100多位老年人和年輕人，最后成文成篇的口述史有40篇，其中7位講述者為佳縣棗業和申遺工作做出了貢獻，包括曾在那里掛職做副縣長的一位科技部研究員和一位科技日報的記者。當一個又一個采訪結束，我和學生共同討論，把每個人的故事總結出數個小標題；等120個子目展現出來的時候，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曾經縷析的村落文化元素盡在其中。
口述史是一種文本，一種方法，同時也是發掘鄉土文化最重要的路徑。它不僅是個人的表述，也帶有豐富社會性的集體表達。做口述史是有條件的——信任是講述的基礎，真情是傾聽的前提。如果不信任，講述只能流于表面；如果不投入感情，所聽信息不過是耳旁之風。我常常和學生講，準備好聲光電設備就能做口述嗎？你得用真情去和受訪者對接，當他看到你就有流淚的沖動，那種叫做真性情的東西才能夠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同時，僅僅走進被訪者的生活世界是遠遠不夠的，你要走進他的精神世界；不只記錄普通的生活，而是記錄生活背后的那份心靈感悟。千萬不要認為只有讀多年書的人才才有感悟，某位村民可能拙嘴笨腮，卻能告訴你生活最本真的部分。無論是“老婆和窯洞一樣也不能丟”的表述，還是“借毛驢娶媳婦兒”背后潛存的那一代人獨有的風景和心靈感悟，都足以讓我們感受到人性的溫暖與力量。
創造一種條件，支持一個人清晰的自我敘述，其價值不僅僅是給一個普通人以表述自我的權利，更是一個人最有可能將他生命中的欲望和他的現實利益整合在一起的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法。如果把它看成方法，那么它是方法，如果把它看成是目的，它就是一種行進的理念。作為采寫者，如果我們自身沒有足夠的能量，沒有對生活的感知能力，采訪必定是無效的。我的學生們下鄉之前要經過一年的訓練，要去了解父輩和祖輩的歷史，要會講自己的故事，要通過文獻閱讀明確自己的行動指向。如果采錄者腦袋里空空如也，如果你對受訪者生活的時代沒有任何知曉，即便是走入了現場，你也充其量是一個聽故事的快樂的小傻瓜，對方有沒有興致還得另當別論。因此，要想成為一個訓練有素的口述采訪者，必須讓自己的內心充盈，同時要做到與他者的心靈和情感交匯。
我們強調受訪者經歷的歷史事件，強調他所處時代的大背景，是因為沒有一個人會獨立于世，他必然要和他所處時代的重大事件連接在一起。我們的采訪表面上看是家庭史，是個人生活史，但從更深遠的意義來說，我們描繪的是一個社會譜系。當閱讀經過整理后的文本時，我們發現丁字壩、順水壩等地表建筑承載著村民們的共同生活，而修水利的事件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集體記憶。
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是在和別人關系的建立中、在和生活環境關系的建立中所形成的多層次交相疊織的特定空間。我們無法游離于我們的家庭和所生活的環境，就好像身處一個層層疊疊的母子盒，這個空間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空間外還有更大的空間。我們試圖通過口述史的方法構筑這種事實。
田野問訊的兩個目的是重建與聯系。重建是要盡量重現人們共同活過的日子，聯系則是要呈現小規模的生活與重大社會結構及社會發展過程之間的關系。王春英老人曾說，佳縣修沿黃公路時毀了她家18棵棗樹，新近修工業園區的輸水管道又毀了她家川地棗樹67棵。這位老人天天哭，因為“撫育棗樹就跟孩子一樣”，那些棗樹都和她的孩子同齡。從她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生活世界里看似個人的故事，都跟重大事件有著特殊的關聯。只有將社會群體的日常生活模式與重要的社會變遷聯系在一起，它們才能變得清晰而有意義。
2015年老順水壩拆除時，老人家哭了半天，用手撫摸他們曾經搬過的每一塊石頭。它們都和文革時期的一段激情歲月連在一起。當我們聽到一個姑娘14歲到濟南當保姆、18歲到工廠里打工的時候，當我們了解到一個年輕小伙子跑大貨車去新疆販棗的時候，他們個人的命運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我們看到的是鄉土中國的社會轉型。而我們對地方文化的記錄，呈現的是這個歷史背景下個人的生存形態。
我在閱讀和實踐中體會到，口述史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生活史；二是把生活史上升到生命史，這里集聚的情感體驗為一個群體所共享，具有超越個體和家庭之外的特別的意義；口述史還有一個更高的訴求，就是進入到心靈史的層面，那里潛存著人類心靈的密碼，是可以超越時代的好作品。
在搜集口述資料的過程中，要將個人生命中的情感性元素通過豐富的細節來彰顯，細節使平凡的故事聽起來真切而令人感動。王春英老人曾說，娃娃們小的時候，家里太窮。他們都不知道啥叫不好吃，做啥都搶著吃。有一次她在燒火煮稀飯，女兒和二兒子來回搶，互相推著就把鍋蓋撞開了。女娃子搶不著，不小心把手肘杵進了鍋里?！罢几袼s緊浮河去山西第八堡買燙傷膏，涂上三天就好了，也沒留下疤。”第八堡隸屬臨縣，從泥河溝出發順河而下要游十多里，而且當時的黃河可不像現在這樣平緩。當老人家用平靜的語調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的心里涌動的是一股股暖流，為這份清貧生活里的父女深情，為苦難日子里的相濡以沫。這就是平凡人能感動人心靈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股力量。
正是通過這樣的口述采訪，我們走進了真切的鄉村生活。在村民們的講述中，破舊的十一孔窯與鄉村學校的興衰連在一起，河神廟、龍王廟與他們的災害記憶一并而至。如今，碼頭已不見蹤影，艄公已走下船頭，但痛苦與歡樂并至的往事卻總是呼之即來。而那些貫穿村莊的水利工程、那座護佑棗林的攔河大壩、那條背扛返銷糧的陡峭山路，都留下過他們的汗水與淚水，承載了這個村落的集體記憶。一遍又一遍的采訪和一個又一個故事的追問，也將文革時期青年突擊隊、鐵姑娘隊、老愚公戰斗隊、紅色娘子軍隊等記憶喚醒，村中那段激情的歲月也因此得以重現。這是我們在幾年時間里為村民留下的寶貴記憶，為他們的兒孫定格的祖上往事。
我們的口述史最終以文本的形式呈現，它對于我們下一步的鄉村建設有怎樣的價值呢？我們采錄口述的初衷是為這個沒有文字記載的村莊記錄過往，讓它與全球農業文化遺產名實相副，可是，不曾預期的結果出現了。2014年7月，我和學生第一次駐村調查時，縣人大的強國生主任在曾經的小學校準備了一臺晚會，想讓我們也能聽一聽陜北的民歌。我的學生根據調研收集到的資料趕寫了一個有關沿黃公路的劇本，縣里請當地的歌手唱了二人臺，節目特別紅火。在這臺晚會上，我做了一個5分鐘的演講，說我們陜北這么一個不被人留意的小村子成為了全球農業文化遺產，是全世界31個遺產中的一個。講完這幾句話，村里沸騰了，村民都記住了這個名號。
第二天早晨四點多鐘我去上廁所，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我們門口。他說：“教授，你怎么才出來？”我說：“您有事嗎？”他說：“昨晚我回去又想起一個故事，我要講給你聽，我怕忘了。”我說：“老人家，七點還能記住不，等孩子們吃完飯就去您家聽故事?！崩项^子這才安心回家?？梢?，這樣的鄉村里，人們對自己家鄉文化的存留欲望該是多么強烈！盡管我們從老人腦子里挖掘故事是很難的，但是這幾年磨出來的文字足以讓這方水土養育的老百姓知道他們不是沒有過去、沒有歷史的一撥人。歷史如此豐滿，和那1300多年的棗樹一并走來，生活可以因此變得不再單調，鄉村可以因此變得不再寂寞，那個已經漏雨的戲樓現在變得如此漂亮，老百姓可以在那里載歌載舞。目睹這些變化，還有什么精神變革比這更令人欣慰呢。
泥河溝大講堂
2016年我們舉辦了泥河溝夏季大講堂，2017年舉辦了冬季大講堂。我和同行講，村里的老百姓和回村的年輕人主動搬著小板凳來聽我們的講座，他們都不敢相信。我問武開章的兒子聽懂了嗎？大講堂好不好？他說：“好著呢，我長這么大，從來沒有享受過這么好的生活！”鄉村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文化，我們僅僅做了點滴，卻讓相親們那么滿足！
2015年7月，我帶著學生們第二次下鄉。鑼鼓聲中，村民們用陜北秧歌把我們迎進村里，那一刻我的心情變得異常沉重。他們以自己的最高禮遇歡迎遠方的客人，這里既有對未來的期待，也有對現實生活的基本訴求。本想著就是記錄村落文化，沒想到有一種社會責任感把你壓在了這兒，因為太多人把你看作了希望的焦點。
這之后，我們和村民共同完成了3本書：《鄉村記憶——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影像集》《村史留痕——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口述史》《棗緣社會——陜西佳縣泥河溝村文化志》。通過這種參與式的行動，老百姓不再是旁觀者，他們成為了自身文化的講述者和守望者，曾經被遺忘的往事轉化成了把人、把情、把根留住的集體記憶，這種社區感的回歸正是村落凝聚和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
做過口述史之后，依然有太多令我感動的事情。2016年8月27日，我把王春英的口述文本發給了他的三兒子，請他幫我校對一下其中的方言。他在微信中說：“看到老媽的口述，真心激動！”后來我們又通了電話，他說：“老媽的口述讓我們全家人都很高興、很感動。二哥電話中哭了，我聽出來了！我們真的不了解我們的媽媽，她為我們做出了那么多。我們希望抽時間就回家，陪陪我們的老爸、老媽。”他是家中的三兒子，我們建立起了兄弟般的情感，時常相互問候。
口述史對家庭發揮了這樣的作用，那么村落里呢？曾經有過糾結的家庭因為講述者的回憶，把過去的情誼再次提及。村落里的糾糾葛葛有所化解，村子有了更多向上的力量。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時代里的行動者。我們到鄉村去，只是為了存留一個文本嗎？不，我們是為了讓子孫們也能知道他們的祖上經歷過什么。同時，僅僅是這樣依然不夠。在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時期，生活在鄉村里的老百姓，尤其是老人，對自己的生活缺乏基本的尊嚴和自信。怎樣通過我們的努力讓他們記憶中那些陳芝麻爛谷子轉換成為一劑良藥，安頓他們的心靈，這是田野工作中我始終在思考的問題。
泥河溝村民武忠興老人
這位80多歲的老人叫武忠興，一輩子單身。他是一位位鄉村能人，村里的很多水利工程是他帶領大家干的。他不用畫圖紙，但是由他帶領修建的堤壩大水也沖不垮，可以說是一位能工巧匠。去年1月9日，他穿著一件羽絨服，腳下踩著單布鞋，當我把夏天給他拍攝的照片拿給他看時，他的臉上劃過一絲微笑。他的耳朵背，要大聲講話才能聽到，我就趴在他的耳朵旁說，請他帶我們去看看村里的水利工程。老人溫和地點頭，并帶我們走到了“悶咕?！?。
此時的泥河溝有零下10℃左右，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里，連年輕人都覺得有些挺不住，但老人依然平靜地與我們同行。因為有村里走出去的大學生陪伴，這位老人全程都沒說幾句話，只是面帶微笑地看著大家。但為了聽清大家說話，他會不時地把羽絨服的帽子拉下來?？粗枪夤獾念^，我擔心他受涼，就一次次地為他戴上帽子，而后趴在他的耳旁說話。這個不斷重復的動作使靜默無語的老人向我們敞開了心扉。我想，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帽子拽下，開始只是為了聽到別人的聲音，但后來，他也在享受這一過程。在他的生命體驗里，很少有人如是這般地向他表達關切，尤其是在一個寒冷的冬日?；蛟S當我趴在他的耳邊跟他大聲說話的時候，那雙穿著片鞋的腳是冷的，但他的心里是暖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在不斷問我自己：走下鄉村，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外來者在村里人心目中的形象。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情感去溫暖這個已經冷卻了的鄉村？用什么樣的行動去溫暖那些孤獨老人的心？做口述史，我們表面上是在問詢他者，實際上是在問詢自己；表面上是在記錄別人，實際上是在叩問自己的心靈；也正是在這種日常生活中，見證著我們彼此的生命意義。
田野的余音可以給我們太多對鄉土社會、民間文化和現實人生的深度思考。我們目睹了我的父輩30后，同輩60后，和80后、90的成長。透過他們的生活，我感受著鄉村的命運，也想象著鄉村的未來。
我一直認為田野工作、制作口述歷史與發掘村落文化是對我們生命的再一次稱量。鄉村歸來，我們會對自己的生命產生更深的認識。我年輕的學生團隊、原本營造的建筑師和攝影師團隊，以及RCRA的志愿者團隊，我們共同做著的事情，是在建設鄉村世界，也是在建設著自己的心靈世界。我們走向民間，在平淡的日常中拓展著自我的心靈維度，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的精神成長。
問答與回應Q & A
提問1：非常感謝孫教授，我對您這個題目感興趣是因為我在陜北讀了三年的研究生，但是我真的沒想到陜北還有這樣的村落，我下過村，但走得沒有那么細。我學歷史，現在在北師大訪學，我感覺做鄉村口述史非常有意義。我的問題是，中國村落眾多，佳縣泥河溝是一個個例，不可能完全復制，比如現在西部人口大規模向東南沿海集聚，沿海一百公里之內產生了80%的GDP。在保護的農村過程中，有沒有更好、更具有普遍性的案例，能讓人們留在農村？這個問題真的令我困惑已久。
孫慶忠：泥河溝村如果僅僅是一個特例，我們在這里做的意義就不大了。實際上它不是特例，而只是陜北一個普通的村落，它面臨的貧困狀況是14個特困連片區里村落的共相，老年人居多，年輕人外流，如果我們去掉它農業文化遺產名號，它和千百萬個鄉村沒有本質的差別。對我而言，這個名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干預，但僅僅是一次機緣。我正是想通過這樣的案例說明，我們透過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村落，可以挖掘出鄉村的深層次內涵。
中國的村落表面上看形態不一，但是就其內在的精氣神來說是相通的。2016年底，我們已經有傳統村落4150多個，加上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村落和各省的歷史文化名村，簡直不計其數。即便是這些有名號的村落，也都處于尚待挖掘的狀態。2010年，中國村落由363萬個減少到271萬個，十年間，92萬個村落消失了，相當于每一天就有252個村落消失，最近這七年變化尤其快。就在我們在這里暢談鄉村的時候，一些村落已和我們永久告別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每一個村落，我們都該有如此這般的記錄，而不是把泥河溝村視為特例。
提問2：老師，我想請教您的口述歷史怎么保證真實性的？我也做過口述歷史，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比如村里的哪一個建筑是哪年拆的，村民自己口徑都不一致，有時候我們研究的是一個，村民闡述的是另一個，事實可能完全不一樣。
孫慶忠：您問的這個問題是特別專業的，這樣的問題還真不應該由我回答。從專業訓練的角度，我不是學史學的，也做不了地道的口述歷史。人類學關注的是受訪者為什么這么說，而不在于他講了什么。所以我更愿意把口述歷史看作歷史和當下的結合方式，是講述者現實訴求的一種路徑。
口述史作為史料，需要口述史家們以他們獨有的史識和可以相互參看的史料進行細致的考證，而對于鄉村口述史、對于農民的口述，在辨識率和準確率上，與史學史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提問3：謝謝孫教授。我的問題是，您是怎么把這些原始口述史素材整理出來的，或者說是用怎樣的邏輯組織起來的？有一些居民避而不談的東西，您會怎么處理？
孫慶忠：第一個問題，如果您要追問的話，可能還得專門再來聽我講一次，因為口述史的制作、修改與提煉是有一套工作經驗的。我和學生會把采錄的文本打在PPT上，一句一句地調整，力求保證當地人的語言表述風格，又能探究真實性問題。同時，我們也要與縣志、文史資料等相互參證，并拿我們在田野中聽到的信息去老人那里去辨別真實性。
另外，老百姓的講述絕大部分是缺乏邏輯脈絡的，這就需要采錄者前期做好鋪墊工作，之后就可以將搜集的口述資料按問題歸類，重新調整。如果有機會，我希望以我們整理出來的文本為底本，請老人們按此邏輯重新講述，而后以影像的方式存留，放在鄉村記憶館里；走進去，一按鍵盤就能聽到聲音、看到圖像，該有多美！
第二個問題，在我這里沒有避而不談的事。若有，是因為他還不夠信任你。什么該問，什么不該問，做口述史的人自己應該非常清楚。我一再講真情是做田野工作的基礎。去年4月我在貴州大學做過一次講座，叫“田野工作的信念與真情”，文字整理發表在今年《民俗研究》第5期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追問：如果有些口述的東西村民不希望發表，這種情況怎么辦？
孫慶忠：您說的這種情況我還沒有遇到。就泥河溝而言，無論老人還是年輕人，我們都建立了情感聯系。我們采錄口述的村民覺得自己能為這個村里留下點什么是件很幸福的事兒。
提問4：孫老師，您剛才有講到口述史喚起孩子們對他們的母親和他們一起生活的時光的這段共同的記憶。但是那些很小就離開家鄉去別的地方上學的孩子幾乎已經沒有共同的集體回憶了，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孫慶忠：您追問的實際上是村落文化的代際傳承問題。60后和70后對于鄉村的記憶是非常豐富的，但是他們的兒孫們已經開始離開鄉土了，所以我們如果不盡早把這一輩人的記憶存留下來，今天的鄉村也就無望了。所謂的迫在眉睫，指的是要搶救30后、40后、50后的記憶，60后、70后接替，然后才有下一代人的記憶。我們現在能做到的是盡我們所能讓孩子們回到家鄉，讓他們在看到那里的一草一木和一磚一瓦時，能夠知道那里存留著他們祖上的故事。也許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讓60后、70后獲得重建鄉村的熱情，讓80后、90后有精神上的歸屬，那么對孩子來說，即便是短暫地與家庭文化疏離，也有可能重新回歸。
追問：泥河溝現在傳承的程度如何？
孫慶忠：目前泥河溝的工作僅僅在筑基階段，地基打好了，1月份我們會在那里開一個圖書發布會?，F在村里有一些在國企工作的年輕人回來了，開始為村里做事，他們也在積極嘗試。
提問5：孫老師您好！我想問的是，中國還有這么多村落，您希望用什么樣的方式使這些村落都能得到激活？您在這個村落里下了這么長時間的功夫才把這一個村落做好，中國有這么多村落，什么樣的方式才能使大家都能得到保護？
孫慶忠：在您的追問之下，我感覺自己突然變得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您說的那種狀況讓我們有那樣的夢想，但是我卻沒有那個雄心。中國現在還有200萬個自然村，孫慶忠有再大的本事，就只能記錄幾個。但是有一種信念可以讓我們立業：面對轉型中的鄉村，我們不是要尋找某個固定的答案，而是在尋找諸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在保護鄉村的行列中，不是就我孫慶忠一個，今天坐在這里的人，帶上你們的團隊和熱情趕赴鄉村，被活化的鄉村就可能是十個，被影響的就可能是一百個。我不指望每一個村落都能復育，更不希望在目前的情況下離村的年輕人都回村創業，我只希望在他們為自己的生存而四處奔波忙碌的時候，我們這些人能夠替他們先存留一些文化記憶；有一天，當他們衣食無憂，故鄉仍在。當然，每一個村落都存留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它們至少能夠有尊嚴地離去。
2013年12月7日，錢理群先生到中國農業大學做演講，他講到最后時，我已激動得熱淚盈眶。他說：“就讓我們從現在做起來，從自身做起，去影響周遭，繼而影響社會，實現生命的悄悄的變革?！痹诖迩f行動的幾年間，我確實體會到我自己的生命在變化，我學生的生命在變化，我們在變化的過程中相互參照。我們沒指望去影響幾百萬個村落里的村民，我們只想從自身做起，慶幸的是，一旦起步了，我們發現原來我們身邊有那么多同道，曾經覺得遙不可及的藝術家、企業家，都成為了我的朋友，真可謂“德不孤，必有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文化人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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