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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長權: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上半程與下半程

[ 作者:焦長權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2-06-14 錄入:易永喆 ]

導論

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關鍵特征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巨大鴻溝,當前中國城鎮化率已接近65%,對于中國這一巨型的農業國家而言,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鄉土中國正在向城鄉中國轉型。但是,中國城鎮化目前尚面臨一個顯著悖論,即大規模的農民工跨區域流動所形成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鴻溝。由于這一悖論的存在,中國城鎮化仍然只初步走完了上半程,即農民在就業和收入上掙脫鄉土的過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城鎮化將經歷下半程,即農民工重新在家鄉的城鄉社會空間體系中重新分層級沉淀下來,重構一個城鄉之間的新社會空間和新社會形態的過程。


一、掙脫鄉土:中國城鎮化的上半程


中國自1949年到1980年,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表現為低度城鎮化,造成這種低度城鎮化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化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剛性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以及人口總量的快速增長。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80年至20世紀末的城鎮化初期階段和21世紀初的高速發展階段。在前一階段,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村剩余勞動力被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是鄉鎮企業就業和農民外出務工,前期以鄉鎮企業為主,1990年代以后外出務工的作用才日益顯現,這也是這一時期中國城鎮化的主要動力。在鄉鎮企業大規模發展的時期,與“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相一致,中國采取了重點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路徑,城鎮化慢于工業化,依舊帶有“低度城鎮化”的特征。

進入21世紀,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速。首先來自政策的推動,調整后的城鎮化戰略,極大的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速度。其次,中國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迅速改善,城鎮承載能力顯著提升。最后,加入WTO以后,中國外向型經濟模式快速建立,東部沿海地區很快成為“世界工廠”,為大規模流動人口提供了海量就業機會。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推動下,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經歷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鎮化進程。2000年,中國城鎮化率僅36.1%,到2020年已達到了63.89%。20年時間中農村人口凈減少2.98億人,城鎮人口凈增加4.46億人。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比重從50%下降到了23.6%,合計共減少1.83億人 。二十年時間中,中國由一個人口主要居住和生活在農村的國家轉變成了人口主要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國家,全社會主要就業渠道由農業轉變成了二三產業。顯然,世紀之交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鄉土中國,而當下則已經轉變成了城鄉中國,中國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劇烈的城鎮化進程。


二、“半城市化”:大規模流動人口與中國城鎮化的悖論


過去二十年,中國城鎮化雖然飛速推進,經歷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似的歷史進程,但同時也具有一些自身特征。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一個最獨特的特點是城鄉之間大規模流動人口的存在。

七普數據顯示當前中國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了四分之一,中國形成了世界歷史上最為壯觀的城鄉人口流動浪潮。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不僅在城鎮化過程中的流動人口規模巨大(比美國全國總人口還要多),更獨特的是這一規模巨大的流動人口長期“漂泊于城鄉之間,形成“候鳥式”流動狀態,而未在城市徹底扎根下來。中國之所以形成這種獨特的城鎮化模式,其中的一個核心機制就是地方政府以“經營土地”為核心的”經營城市”行為,這一機制與城市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流動人口等因素都密切相關。

“經營城市”既大力改善了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極大提高了城市承載能力;同時又以低土地、低稅費成本吸引了國內外產業投資,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了海量就業機會。正是通過“經營城市”,地方政府將土地、金融、財政、招商引資、農民工就業等諸多要素聯通起來,比較精巧而有秩序的推動了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但是,這種模式本身也帶來了嚴重的弊病,最核心的是由高房價等因素造成了流動人口在城市落地扎根的困難。

結果,在過去二十年中國高速城鎮化進程中,就出現了一幅矛盾的圖景。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業園區日新月異,一派繁榮景象,甚至出現了明顯超越現階段實際需要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大規模農民工長期“漂泊”于城鄉之間,無法徹底完成城鎮化。城市的繁榮與農民工的長期“漂泊”,都是這種城鎮化模式“一體兩面”的結果。在宏觀統計上,這幅矛盾圖景集中表現為兩個不同步:一是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的不同步;二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同步。

因此,總體而言,中國城鎮化可以說仍然只基本走完了上半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會轉移到流動人口的落地扎根上來,進而完成城鄉關系的徹底重構,這可以稱為中國城鎮化的下半程。


三、回歸鄉土:城鎮化的下半程


當前阻礙農民工在東部城市地帶扎根的首要因素,仍然是住有所居問題。“經營城市”模式在大力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促進工業園區開發和建設的同時,也必然導致城市住房價格高企。不僅如此,東部城市地帶高昂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日常生活成本,也是阻礙農民工扎根的重要因素。除前述經濟性因素外,農民工之所以更傾向于選擇家鄉的中小城市(鎮)落地扎根,還與社會文化性因素密切有關。一方面,中國人具有很強的鄉土或家鄉情結,這是鄉土中國最深沉的社會底蘊之一。另一方面,農民工在家鄉的社會關系網絡,具有很強的完整性,他一旦遠離家鄉,在東部沿海地帶徹底扎根,就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這一重要的社會網絡。

當然,現在的家鄉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小規模的村落社區,而是在城鎮化進程中橫跨于城鄉的新社會空間。由于交通、通信等各種基礎設施的改善,市場網絡的鋪展,人們的經濟活動、社會關系等都從相對封閉和自成一體的村莊社區中解放出來,傳統村莊也被高度整合到了更大范圍的市場和社會網絡之中。這一更大的新社會空間,最典型的就是城鄉縣域社會,即以縣城為中心,以小城鎮/集鎮為節點,以村莊社區為基礎的層級分明而又高度整合的新經濟社會空間。農民工的真正城鎮化和市民化,很大程度上會通過返回家鄉實現,他們會在家鄉的城鄉空間體系中重新分層級扎根下來,尤其是縣域范圍內的縣城和小城鎮,是農民工返回家鄉后的主要空間載體。

但是,當前來看,農民工逐步回歸鄉土,在家鄉“分層沉淀”還只是一個趨勢和勢能,尚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和困難。首先,農民工市民化的一個關鍵,就是能夠和城市居民一樣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其中最典型的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其次,當前中西部地區縣域社會能夠提供的非農就業機會嚴重不足,這對農民工真正扎根落地形成了更為根本性的障礙。在一些中西部縣城甚至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去工業化冶現象,在縣域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持續走低,并顯著低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縣域第三產業則呈現“虛假繁榮”景象。

以縣域為基礎的新社會空間和新社會形態的重塑,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行動單元。當前,由于農村中青年群體大規模外出務工,老齡人口留守在家種地,因此中西部地區普遍形成了一種“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形態。在農民工通過“分級沉淀”的方式逐步實現就近就地城鎮化的過程中,這種“半工半耕”的家庭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總之,大規模農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是中國城鎮化下半程最關鍵的任務之一。


四、結論


實現農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是中國城鎮化下半程的關鍵任務之一。農民工會在家鄉的城鄉間體系中分層級重新扎根沉淀下來,在這個過程中,返鄉農民工作為主體力量,將對以縣域為核心的城鄉空間體系和社會形態完成重塑,一個新的社會空間和社會形態將被塑造出來。但是,由于縣域非農就業空間有限,農民工家庭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跨區域的“半工半耕”家庭形態仍然會長期存在,這也反映了中國城鎮化下半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中國城鎮化進程比較明顯地表現出了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可以稱為城鎮化的上半程和下半程。在城鎮化的上半程,中國實現了空間和產業的城鎮化,中國農民掙脫了土地和農業的束縛,加入到了城鎮和工業的洪流之中,但這也形成了極大規模的長期“漂泊”于城鄉之間的流動人口。大規模流動人口的重新落地扎根,是城鎮化下半程的核心,他們將在家鄉的不同城鄉空間體系中沉淀下來。中國城鎮化的上半程是掙脫鄉土的過程,而回歸鄉土則是下半程的主題。從掙脫鄉土到回歸鄉土,是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的一次巨變。

從中國城鎮化的下半程的路徑和形態來看,中國的鄉村振興,不能機械和靜態地來理解,要把鄉村振興戰略放在城鎮化下半程的歷史進程中,放在城鄉關系劇烈調整的動態格局中來把握。因此,鄉村振興就不是簡單的村莊振興,而是以城鄉融合為軸線的縣域振興,以縣城為核心紐帶的全面發展。站在中國城鎮化的上半程和下半程交會的歷史瞭望臺上,我們相信中國能夠統籌好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動態辨證關系,為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探索出一條獨特的中國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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