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對城鄉關系問題和“三農”問題形成了新的認識和表述。如：不再提“新農村建設”，而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雖然繼續要求“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但也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不再提“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而強調“城鄉融合發展”。一系列新的概念體現了新判斷、新決策。
近日，城脈研究院就有關鄉村振興問題與《中國人的自覺：費孝通傳》的作者李昇明先生進行了訪談。
城脈研究院：您認為當前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李昇明：此次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從小看是解決鄉村農民的貧困問題。從大看，是中國為世界解決發展什么文明的大問題。中國所承載的東方文明，不僅需要為農村脫貧、鄉村致富積極探索，還要走出一條屬于東方文明的“中國道路”。在我看來，鄉村振興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社會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從鄉村管理者到村民，對于鄉村振興中的建設還有很多困惑，中央的方向明確，地方的辦法不多。
城脈研究院：您作為費孝通先生傳記的作者，在鄉村方面，您認為費先生留下了哪些寶貴的遺產？
李昇明：通過重走費孝通的道路，我深深感悟到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我們對待鄉村，應該像對待我們的身體一樣。費先生的《江村經濟》是一本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著作，他認為自己做的是村子五臟六腑的解剖，把村子看成是有機體。我們了解自己的身體嗎？答案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是一個醫生寫人的身體學問，那是一本讀不完的書，他知道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和“為什么”。所以，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好過硬的本領，是做不好“鄉村大夫”的，鄉村能檢驗出所有虛假的語言。費先生是士大夫，是有充分準備的，堅持為幾億鄉村農民尋找出路，為改革做出了貢獻，他的心和農民的心是相通的，尤其難得。
城脈研究院：第一代鄉建先賢開出了哪些“鄉建”處方？
李昇明：有的學者把晏陽初、梁漱溟、費孝通等人稱為第一代鄉建先賢，把土改運動以來的一段時期看作是第二代的鄉村建設，然后把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變化看作是第三代。這個劃分顯示了鄉村建設的延續性，但是在學術上可以多討論。
比如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費孝通發揮他第二次學術生命的一個最明顯階段。那么費孝通算不算第三代呢？可能不怎么好劃分。他同第一代的梁先生和晏先生有接觸，當時他在做鄉村調查。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改運動，他不能參與，主要是參與民族問題研究。在方法上，近代鄉建還是有不同流派的。晏陽初帶回來的，是西醫的方法。他把中國鄉村人的問題總結為四個字:“愚、貧、弱、私”，開了四個針對性的處方。梁漱溟是一個儒家，他是研究中國文化和文化比較的，他開出的處方是中醫的處方。所以在鄉村建設上有西醫的方法，中醫的方法。
比如，梁漱溟希望守住鄉村倫理，守住中國人的本。幾千年來，中國文化是講情義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已經非常成熟。先把這個東西保住，再把工業文明拿進來，我們可以做得比西方更好。因為西方的社會發展還不成熟，有的西方學者也承認。
1933年，來自美國的派克教授在燕京大學做了半年客座教授，他認為中國的農業文明是一個完成了的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完成了的文明，西方的工業文明不是完成了的文明。后來中國鄉村出現了人口膨脹和土地有限的矛盾，出現了工業文明的沖擊，鄉村開始衰落了。為了挽救鄉村，梁漱溟和晏陽初各有一套鄉村建設處方，基本上是中醫和西醫的關系。我們知道西醫是治標不治本的，中醫則是標本兼治。那么，費孝通到底算中醫還是西醫呢？實際上，他比較偏向于為鄉村提供知識。
同時，梁漱溟和費孝通倆個人有一個共同點，用兩個字來說，即注重“根和本”：以中國文化為根，以中國農民為本。某種意義上，費孝通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學教育，但他受父輩身上的中國文化影響非常深。費孝通在寫《鄉土中國》的時候，談到了孔子的“禮”，他認為這個“禮”是中國人主動去做的意思。舉一個例子說，“非禮勿視”，這個行為是一種主動的行為，如果自己對別人做錯什么了，就會進行自省，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這個“禮”，相當于一種自覺，與費孝通晚年提倡的文化自覺相通。
城脈研究院：中國近代有過多次鄉村建設方面的探索，您認為對于當前又有何借鑒意義？
李昇明：歷史證明，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從這一點出發，費先生認為村鎮是一體的，鄉村建設本身是一個村鎮結合的立體問題，農耕文明時期的重心在小村落，工業文明時期的重心在小城鎮，所以他看準趨勢，推動鄉村農民參與工業化，發揮了地方力量和農民力量的積極作用?，F在想解決鄉村問題，首先需要正本清源，我們面對鄉村要說真話，找到根本的事實與關系，才能找到解藥。中國正在經歷三千年未有的文化變遷，梁漱溟、晏陽初、費孝通等老先生們留下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需要我們站在這個基礎之上看得深、更要看得遠，中國對世界要有大的作為。
城脈研究院：您如何看待鄉村振興下的“城鄉”關系？
李昇明：我過去說過，中國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可能是撕裂、分開的城鄉關系。中國古代不存在什么城鄉對立的問題，鄉村有很多大宅院，說明原來的鄉村能沉淀社會財富，當時的城鄉是一體化的。那時的人即使在城鎮經商，也會把大家族的根基留在鄉村，回到家鄉、續延家風，最優秀的人成為了鄉賢，創立一個有競爭優勢的宗脈出來。過去的鄉紳、鄉賢不僅為自己的家庭服務，同時還為整個宗族服務，甚至為整個村子服務，為以后的子子孫孫留一條長遠的道路。
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鄉村未來應該怎么辦？我對這個問題的考慮是，城鄉的撕裂必須要重新彌補。第一，鄉村必須重建團體；第二，城鄉人員能互相流動，第三，要好好想想當年費孝通那篇《小城鎮大問題》的文章，發展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小城鎮，讓農民離土不離鄉，而且真正融入進來。
小城鎮是農村的文化中心，縣城不是農村的文化中心。如果人口一兩萬的小鎮能建設得很漂亮，經濟很有活力，也能吸引一部分年輕人回去。例如，過去的江南小鎮，那些“小橋流水人家”如詩如畫，是出過民國大師的地方。民國時期，蘇州市不過就30萬人，已經可以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了。
我們現在看西方幾十年前提出的一個理論——田園城市，其實回頭看看我們歷史上的江南小鎮，古蘇州不就是“田園城市”嗎？怎么我們還跟在西方人的背后介紹這個理論，幾百年前我們已經有田園城市了，“江南小鎮”就是“田園城市”。我個人以為，如果說英國人建的文明叫“質的文明”，那么美國人建的文明叫“量的文明”，而中國完全可以建立一種“美的文明”。
城脈研究院：當下，國家提倡“文化自信”，您認為中國鄉村文化該如何提振信心？
李昇明：現在的中國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叫“文化不自信”。從建筑上來看到這種不自信，比如原來的鄉村建筑講究“粉墻黛瓦”，每一個園林都是一幅山水畫，清朝中期以后隨著國力的下降，建筑、家具的形狀開始變得很張揚，而現在農村的建筑變成一排排整齊劃一的，已經沒有了傳統鄉村原來的那種依山傍水、錯落有致的美，而從心理學上講，這種“張揚”恰恰是一種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所以，到鄉村搞建設，如果我們沒有帶著美去，帶著文化自信去，可能到頭來會干出一些搞破壞的事情。
未來，我們無論是走向生態文明，或是后工業化時代，還是重新建設我們的家園，我們都不應該失去鄉村文明這個穩定的基礎，我們是人口大國，大國戰略要大氣，要穩健。如何為我們爭取一個未來社會生活的理想空間，都需要回顧歷史，思索我們為什么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鄉村振興還有很長的探索道路要走，但是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機遇上，在后工業時代做好城鄉一體的鏈接。如果把中國傳統文化請回來，回到其應有的地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新的文明，將來的大江南北的新老村鎮一定是世界游客最喜歡的地方。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脈研究院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