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創新實現反貧困, 對我國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實現鄉村振興和全球包容性增長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現有反貧困研究從貧困的性質、成因和治理做了充分探索, 但較少關注創新對反貧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回顧現有貧困概念、反貧困研究進展以及創新研究趨勢, 結合我國“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轉型, 提出“反貧困創新” (Anti-Poverty Innovation, API) , 即以反貧困為核心目標而開展的一系列創新活動和制度安排, 包括科技創新、教育革新、普惠金融、制度創新、社會創業和跨邊界協同。討論反貧困創新的研究源起、概念內涵以及六個主要構成維度, 為推進反貧困研究和創新理論研究的對話與融合發展作出貢獻, 為中國推進反貧困事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支撐和政策啟示。
一、引言
天下民生疾苦無外乎貧困, 擺脫貧困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歷來追求的發展目標。[1]截至2015年底,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MDGs) 到期時, 全球反貧困事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02億人下降到了7.02億人, 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從12.8%下降到9.6%, 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占比首次下降到10%以下 (1) 。然而, 由于全球經濟放緩以及剩余貧困的深度與廣度的不斷增加, 反貧困仍是當今人類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終結貧困依然是聯合國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 (2) 。
我國的反貧困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2016年報告, 中國為全球反貧困事業作出了最大貢獻, 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2]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有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數量下降到2017年底的不到3 000萬, 過去5年 (2012—2017年) 累計減貧6 853萬人, 消除絕對貧困人口2/3以上, 年均減少1 300萬以上, 貧困發生率從1981年的88.32%下降到了2017年的3.1% (1) 。2013—2015年, 在湘西、云貴等地考察時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概念, 并明確提出“六個精準”的要求, 繼而將精準扶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扶貧的重要戰略。[3]2017年5月26日, 在中國扶貧國際論壇召開期間, 中國政府正式推出了中外減貧案例數據庫及在線案例分享平臺 (2) 。該平臺由中國政府和世界銀行、聯合國糧農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聯合主辦, 與世界40多家智庫和研究機構建立了伙伴關系, 旨在通過信息技術提升國際減貧經驗交流水平, 分享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的減貧創新模式和方案, 是實現全球減貧經驗分享、助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重要跨邊界協同創新平臺。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4]。其中, 城鄉發展不平衡是這一矛盾的主要體現之一 (3) , 城鄉發展不平衡的一個代表性現象就是農村貧困發生率高, 脫貧致富的資源不平衡、機會不均等。針對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變化和脫貧攻堅的新任務,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2018年1月2號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實現鄉村振興, 擺脫貧困是前提” (4) 。2018年3月8日, 在“兩會”期間專門針對鄉村振興提出了“五個振興”實現反貧困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論斷, 亦即“鄉村產業振興, 鄉村人才振興, 鄉村文化振興, 鄉村生態振興, 鄉村組織振興” (5) 。然而, 中國目前的反貧困仍然存在“貧困人口多、分布地區廣、貧困程度深”三大挑戰, 經濟發展的減貧邊際效應越來越小, “大水漫灌”的反貧困模式不可持續[5], 精準扶貧的實現亟須反貧困方面的理論創新[6]和治理模式創新[7]。
創新是驅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8], 通過創新實現反貧困, 是對創新研究面臨的理論挑戰的有效回應, 對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9]、實現我國的鄉村振興和全球包容性增長[10], 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現有反貧困研究和政策從制度、文化、教育、組織等角度做了充分的探索與實踐, 卻較少關注創新對反貧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回顧現有貧困概念、反貧困研究進展以及創新研究趨勢, 結合我國“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轉型, 本文提出“反貧困創新” (Anti-Poverty Innovation, API) , 即以反貧困為核心目標而開展的一系列創新活動和制度安排。反貧困創新是深入貫徹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推動科技、教育、金融和社會改革相結合的重要舉措;是切實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脫貧攻堅任務, 推進精準扶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鄉村創新系統[11]和解決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關鍵所在;更是促進國際合作、建設負責任大國[12]和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二、反貧困創新的研究源起
貧困具有不同的定義, 國內外對貧困的認識整體上經歷了從單維貧困到多維貧困、從客觀貧困到主觀貧困[13]、從收入貧困[14]到能力[15]和權利貧困[16]的演變過程。具有較多共識的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貧困不僅僅是經濟上收入低下的表現, 更是一種權利缺乏或者其他條件不足的表征[13,16], 體現了社會參與能力、收入創造能力與機會獲取能力的缺失[2]。目前國際通用的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貧困的定義, 其中絕對貧困 (或極端貧困) 是指家庭收入低于聯合國定義的國際貧困標準, 難以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貧困狀況。這一貧困線在1991年是人均消費約等于每天1.25美元, 在2015年由世界銀行更新為每天1.90美元。與之相對應的是相對貧困, 是指相對其他社會成員而言的經濟收入地位, 用以衡量一個社會收入不均的程度。[2]
貧困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使得貧困的衡量應該從多維視角切入, 是客觀收入指標和主觀能力指標的綜合。[17-21]例如Alkire&Santos構建了一個以健康、教育、生活標準為主的三維度、十指標的多維貧困指標 (MPI) 。[17]Mc Gregor&Pouw進一步構建了一個由物質幸福、主觀幸福和關系幸福構成的貧困人群幸福 (well-being) 提升的三維模型。[22]Acharya&Romer認為在應用多維貧困指標時應該進一步考慮到階層劃分、人口分布和測量偏誤等因素。[18]國際著名學術雜志《Nature》在2014年也專門刊文, 指出應該擯棄單一的GDP貧困衡量標準, 而采用包括收入、住房、工作、社會保障、公民權利以及精神健康在內的多維貧困和幸福衡量指標。[14]基于此, 本研究對貧困的內涵做了討論 (如表1所示) 。本文認為貧困是一個多維的整合性概念, 其內涵既要包含生存型資本不足導致的福利貧困, 也應包含發展型資本不足導致的能力/權利貧困。因此, 反貧困和反貧困創新需要從福利增長和能力提升兩個方面著手。
與貧困相對應的反貧困 (anti-poverty) 最早由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首次作為學術概念提出[23], 與脫貧 (poverty alleviation) 和減貧 (poverty reduction) 意思相近。貧困的成因復雜而多面, 因此針對不同的成因和機理也具有不同的反貧困方案。現有的反貧困研究呈現了以主流經濟學為核心, 社會學、公共政策、政治學、人類學相輔相成的多學科、多層次的立體局面, 集中在貧困的性質、成因和治理三個主要研究領域。[20]阿瑪蒂亞·森的經典著作《貧困與饑荒》[13]和《以自由看待發展》[16]———前者首次使用權利方法來闡釋貧困與饑荒的產生與治理, 后者則進一步系統闡釋了能力貧困的概念———將貧困的概念從收入貧困擴大到權利貧困、可行能力貧困;將貧困的成因和機理從經濟因素擴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領域, 認為只有當人們擁有更多行動的自由、發展機會和更多的選擇, 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13,16,24];在收入變量基礎上引入“能力發展”的反貧困分析框架, 超越經濟學的一般分析視角, 將反貧困的著眼點擴展到人與社會的自由發展觀,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25]。阿馬蒂亞·森的“能力貧困”等理論影響了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和政治學科在內的一大批學者, 其理論的廣泛應用對聯合國的人類發展理念和我國的扶貧開發產生了重大影響。[24]此后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可行能力理論”“賦能理論”“人的發展理論”等內嵌于區域和國家發展的反貧困理論。[26-27]Carr、Haushofer&Fehr等學者則從心理學角度提出了個體、社群和組織層面影響貧困人口的心理學機制, 包括社會參與、注意力分配、決策行為偏好等。[28-29]Prahalad&Hammond, Kolk et al.則從戰略管理等角度提出了金字塔底層 (Bottom of the Pyramid, BOP) 戰略, 認為占世界人口2/3的低收入人群和貧困人口蘊含著巨大的商業潛力, 企業家將其作為目標市場進行商業探索開發, 能夠在獲取經濟效益的同時達到緩解甚至消除貧困的社會效果。[30-31]
表1 貧困的概念解析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現有文獻歸納整理。
針對中國的反貧困實踐和理論探索, 張峭和徐磊、黃承偉和劉欣概述了“十二五”期間我國反貧困研究的進展, 從經濟、個體、制度、文化、組織與區域系統各角度進行了分析。[32-33]林雪霏基于中國反貧困場域, 從經濟溢出、社會公平、政策實踐等視角回顧了主流經濟學、公共政策領域的反貧困邏輯, 提出了“國家治理”的反貧困視角。[20]張秀艷和潘云、周華強等從科技扶貧的角度總結了中國科技扶貧模式的創新實踐。[34-35]靳繼東和潘洪陽從公民身份的視角探討了貧困治理的制度機理, 認為政府通過賦予貧困者利益表達與實現的權利手段, 能夠使其獲得其他社會成員能夠獲得的生存、發展機會和資源。[36]黃承偉和劉欣對現有的貧困概念、貧困分類、貧困測量方法以及我國相應的反貧困政策進行梳理, 認為我國目前采取的反貧困政策主要基于多維貧困理論, 未來需要更加關注農村地區的貧困問題。[33]王曉旭則對2000—2015年反貧困的知識圖譜進行了計量分析, 發現貧困與反貧困研究逐年遞增, 但存在重理論、輕實踐, 重宏觀設計、輕微觀落地等問題。[25]王亞華和蘇毅清從農村治理體系方面切入, 探討了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民發展的問題。[37]邢小強等從包容性創新和面向低收入群體市場的創新研究等角度探討了低收入群體參與者角色, 為企業在低收入群體市場的創新提供了參考。[38-39]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面臨的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等議題, 陳勁等、范軼琳等認為鄉村創新系統的建設和完善是促進鄉村振興、實現反貧困和包容性創新的重要載體和系統范式。[11,40]最新研究則較多關注中國“精準扶貧”模式下的貧困人口識別、農民增收、大數據應用、普惠金融以及反貧困政策的可持續性等問題。[7,41-42]
回顧反貧困研究的發展過程, 可以看到現有的反貧困研究文獻積累豐富[34], 多學科學者參與, 但仍然以經濟學為主[25], 較多從公共政策的視角切入[43], 對創新在反貧困中的角色和重要性關注不足, 較少涉及創新驅動戰略, 尤其是科技創新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的巨大和潛在價值[11]。創新理論強調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是一個開放演變的系統, 對理解反貧困作為一個動態的綜合的過程提供了整體分析框架和系統視角。創新研究聚焦的企業家精神、技術擴散、知識管理等主題對在微觀層面促進反貧困和人的能力發展具有重要價值。[44]
創新研究的挑戰和發展趨勢, 也日益凸顯了反貧困研究與創新研究對話和融合發展的重要性。由于創新是一個開放和挑戰未知的探索過程, 可能存在著污染環境、危害社會安全、影響人體健康和加劇貧富分化等負面效應, Martin等知名創新研究學者明確提出創新研究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就是如何推動創新從“經濟目標”到“社會經濟目標”、從“創造財富”到“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贏者通吃”到“普惠創新”的轉型。[45]亞洲開發銀行和歐盟分別在2007年和2010年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概念, 強調經濟增長的巨大益處要能夠惠及普通民眾、實現機會平等、公平參與和區域可持續發展[46], 既包括價值創造, 也包括知識成果的擴散和應用。近年來則陸續興起了社會創新[47]、責任式創新[48-49]、樸素式創新[50]、和平創新[51-52]、整合式創新[53]等新的創新范式, 也越來越強調創新的社會責任。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如何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創新理論與反貧困的偉大事業相結合, 促進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 成為創新研究的新使命。
三、反貧困創新的概念與內涵
針對貧困的概念與反貧困研究進展, 順應創新研究的趨勢, 本文正式提出“反貧困創新”這一理論視角, 旨在推動創新研究與反貧困研究的對話, 有效回應創新研究面臨的新挑戰, 促進創新理論和創新思想在反貧困實踐中的深度應用。實踐方面, 此舉將進一步推動落實新發展理念, 促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 通過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賦能貧困人口和“金字塔”底層人群的生產與發展[9,11,54], 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實現可持續的反貧困,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文認為, 反貧困創新是以反貧困為核心目標而開展的一系列創新活動和制度安排, 包括科技創新、教育革新、普惠金融、制度創新、社會創業和跨邊界協同六個主要構成維度, 不僅包括單純的技術創新和過程創新, 也包括相應的政策、制度和文化等。其創新應用既關注欠發達地區短期內貧困人口收入和福利的增加, 也致力于促進貧困人口和社群的能力建設與全面可持續發展。
反貧困創新的內涵包括反貧困創新的目的、面向對象、參與主體、參與層次和績效衡量五個方面 (如表2) 。
反貧困創新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目標是實現反貧困, 最終實現人的能力提升與價值實現, 推動鄉村振興, 促進人類和平與全球可持續發展。反貧困創新的主要面向對象是欠發達地區, 尤其是極度貧困地區和國家的人口和社群, 也包括城鎮地區的相對貧困人口以及發展中國家大量存在的農民工群體。[55]根據阿瑪蒂亞·森的能力貧困和后來發展的認知貧困理論, 反貧困創新的面向對象也包括能力貧困和認知貧困的群體, 比如權利缺失、機會缺失以及由于各種因素導致的認知貧困人群。[26]
表2 反貧困創新的內涵解析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研究歸納整理。
反貧困創新需要各個層面的多主體全面廣泛參與。從參與角色來分, 反貧困創新的主體包括創新要素的提供者、擴散者、沖突解決者以及成果惠及者。從不同要素的創新參與主體來看, 一般認為反貧困的主體是政府和政府間組織[36,56],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44,56], 但是無論是反貧困還是創新, 都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等的廣泛參與[53,57], 也需要借助軍民融合等方式實現 (1) 。反貧困所涉及的基礎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和公共扶貧政策執行、扶貧工程規劃建設主體, 是各級政府乃至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政府間組織。教育和技術培訓等的參與主體是大學和地方教育培訓機構。同時, 健康醫療、科技傳播等要素和過程越來越受到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的重點支持。另一方面, 在面向低收入人群市場的技術推廣、普惠金融創新和產品創新等探索性與營利性相結合的領域, 需要企業家、農民和小微創業者的全員參與。[58]
從創新層次劃分, 反貧困創新的主體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層次, 包括企業家、農民、自由職業者、志愿者、科教文衛工作者、婦女、青少年等;組織和促進創新資源流動的企業與組織層次, 包括小微企業、大中型創新企業、對口支援以及投資的國內與跨國企業、社會創業企業等;連接組織間資源互動和協同的社群層次, 包括村委會居委會等地方自治組織、區域互助組織、網絡社區、金融網絡、供應鏈網絡、行業協會、國際志愿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制定和執行扶貧政策的決策層次, 如國內的各級政府、聯合國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法庭等國際組織。多主體的參與和多層次的協同是實現反貧困創新的基礎, 這一協同通過相互關聯的復雜社會網絡實現, 推動面向貧困人口和社群的資源集聚、知識流動和擴散應用。
反貧困創新的衡量和評估標準主要集中在反貧困和包容性增長的成效上, 既要包括諸如以收入、居住和生活條件改善等為代表的福利增長[59], 也要包括以認知能力、社會參與能力為代表的能力提升[19]。前者可以視為貧困人口和社群的存量資本增長, 后者可以視為貧困人口和社群的增量資本提高。需要注意的是, 反貧困創新的績效不僅要看個體層面的福利和能力增長, 也要關注社群層面的福利和發展能力提升, 才能保證反貧困成效的可持續性。
總之, 反貧困創新將“作為復雜過程的創新”這一系統觀引入反貧困的實踐過程中, 既是對現有多學科反貧困探索的繼承和發展, 也與現有的責任式創新、社會創新和包容性創新相呼應, 并更為直接和聚焦于反貧困這一至關重要的主題上。反貧困創新賦能貧困人口和社群, 提高貧困人口收入和福利, 促進貧困人口和社群的能力發展, 從而更有效地加速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 推動反貧困的偉大事業,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和包容性增長。
四、反貧困創新的主要構成維度
圖1 反貧困創新的主要構成維度
反貧困創新是一個包含多個要素和復雜機制、多維績效的動態過程, 本文提供一個反貧困創新的初步系統框架, 并簡要闡述反貧困創新的六個主要維度 (如圖1) 。有別于傳統的反貧困研究與政策, 反貧困創新關注的重點不是技術、教育、金融等要素的簡單投入, 而是將技術、教育、金融等投入要素與制度創新、社會創業以及跨邊界協同的過程手段相結合, 促進技術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在“金字塔”底層群體中自由流動的有機過程。只有這樣, 才能徹底從傳統的“大水漫灌”式和“輸血”式扶貧, 向精準有效的“造血”式和“賦能”式扶貧轉型, 加速貧困人口能力增長和社群生態提升。
(一) 科技創新:技術創新與知識擴散驅動“造血”式扶貧
科技創新是發展的第一驅動力, 不但是指科技創新在獲取新技術、取得新突破方面的價值, 也包含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應用以及知識擴散對區域和國家經濟發展、貧困人口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60], 尤其是共性科技的擴散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價值[61]。已有研究表明, 技術創新及其知識擴散對充分利用創新的正外部性[61], 通過“涓滴效應”[33]、“科技下鄉”[35]等擴散模式惠及低收入人群和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價值。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作為共性技術, 不但帶來了電子商務、快遞物流等行業的創新發展, 也能夠有效突破地理區域對技術擴散的限制, 對促進農村電子商務發展, 建設鄉村創新生態系統, 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以及普及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的效果日益顯著。[11,43,6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的逐利性以及技術轉移的市場化機制可能存在向富人群體和市場機制完善的發達地區擴散的趨勢[54], 對反貧困可能存在擠出效應。這就需要以政府和政府間組織為代表的公共部門參與者發揮創新政策的激勵作用, 彌補市場失靈帶來的“馬太效應”和創新資源分布不均、創新成果無法惠及貧困人口等問題。[45]技術創新成果向貧困地區的轉移和消化, 需要借助可獲取的金融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提升才能有效完成, 這一過程必須依靠教育、金融等要素創新以及管理模式變革和跨邊界協同。[11]未來也需要進一步引入和應用包括區塊鏈、人工智能、農業機器人、智慧物流等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 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創新成果擴散應用的步伐, 提高科技創新對貧困地區發展的貢獻率。
(二) 教育革新: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權利扶貧
教育是促進知識傳播、提升人力資本、解決能力貧困與主觀貧困以及促進貧困地區自我發展的最有效途徑之一[26,63], 教育扶貧在精準扶貧中也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和持續性作用。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不均衡分布是提高貧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挑戰, 這一方面要求公共部門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和財政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對科技和知識的傳播、幫扶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5]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 催生了“慕課”等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和開源的教育培訓社區, 對提高教育資源的跨區域流動、降低教育資源的接觸門檻以及邊際成本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 也需要推動教育政策改革和大學教育改革, 促進農村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通過教育獲得階層流動和人力資本提升的更多機會與權利;通過教育模式創新和社區創業的方式, 促進高等學校和發達地區硬件和軟件資源對貧困地區的師生群體共享, 也是促進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途徑。[64-65]
(三) 普惠金融:賦能社區互助與生產發展
金融排斥效應帶來的貧困地區生產性金融資本匱乏和獲得性困難是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重要阻礙因素, 通過金融科技和商業模式創新解決貧困人口的生產性資本可得性難題以及風險分擔問題, 是賦能貧困社群互助和生產發展的重要途徑。[66]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國際普惠金融創新模式[67]和螞蟻金服、宜信小額信貸、民間小微銀行等國內普惠金融和新興互聯網服務創新[68], 對解決農村信貸困難、降低生產性資本獲得門檻、提高農村資本流動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制度改革, 將普惠金融和新興互聯網金融納入到國家金融體系范圍內。金融科技的應用與金融產品創新、金融風險防范機制等一道, 保障普惠金融等金融創新對反貧困的正向促進作用, 實現從富人金融向普惠型金融的轉型。[68]
(四) 制度創新:大數據時代的社會治理優化資源配置
減貧治理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環節, 以管理模式變革為代表的鄉村治理創新是實現減貧治理的重要手段。制度、規范和文化的缺失是造成制度性貧困的主要原因[23], 政府主導下的反貧困治理模式也在實際運行中面臨貧困數據失真、信息黑箱、扶貧政策與扶貧需求不匹配、扶貧政策跟蹤和檢查滯后等難題[7]。同時, 深度貧困地區生存環境惡劣, 致貧原因復雜, 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口大, 是“脫貧攻堅的堅中之堅” (1) 。借助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等新興技術推動管理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 能夠有效提升貧困識別和動態治理, 緩解制度性貧困, 促進科技、教育和金融資源從城市和發達國家/地區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流動, 優化跨區域的貧困資源配置效率與效力。[68]此外, 通過PPP模式和社會治理的創新, 激勵私人部門和國際組織參與反貧困的積極性[11], 對反貧困也有著巨大的社會經濟價值。
(五) 社會創業:社群組織與社會創業帶動“金字塔”底層自我發展
反貧困事業離不開貧困社群和貧困人口的廣泛、創造性參與[5,38,69], 更離不開致力于服務貧困地區發展的社會創業[65]和面向“金字塔”底層人群的社會創新與創業[70]。基于社群的小微企業和新型農村合作社等社會創業模式, 可以通過解決生產性資本缺失以及盤活社區資源等方式促進貧困人口互助發展[69], 從而實現產業興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帶動可持續的產業發展、就業創造和收入增長, 而農村“淘寶”電商網絡以及農民工返鄉創業等方式也能夠加速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產業資本的流動, 實現小生產聯系大市場, 為創新政策在農村地區的落地與杠桿效應的發揮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70]
(六) 跨邊界協同:全球化與互聯網時代反貧困創新的必由之路
在互聯網和全球化時代, 貧困作為全球性問題, 決定了反貧困需要全球性的跨邊界協同。跨邊界協同包括兩個維度, 一是社群—網絡協同, 二是區域—國際協作。廣泛的區域和國際合作是反貧困創新與一般的技術創新最大的差異。非洲、東亞與東南亞、拉美等地區和國家很難依靠自身有限的資源、技術和資金實現反貧困。貧困的廣泛性和脫貧的復雜性決定了反貧困需要跨越組織邊界和地理邊界的廣泛協同, 這也是利用經濟全球化的合作優勢來應對伴隨的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拉大這一挑戰的有效途徑。[2]廣大農村貧困地區處于勞動力效率低、人員分散、土地分散的狀態, 加上信息化、城鎮化和服務業現代化程度低, 農村貧困地區長期存在著諸如市場信息不對稱、生產流程長、生產性要素流動率低等難題。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秉承“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理念的雙邊與多邊合作機制, 通過區域和國際公共部門與政府間組織的協作, 能夠打破區域間信息與政策的不對稱, 促進教育、科技、金融等要素資源向貧困國家和貧困地區流動, 帶動貧困國家、地區和人口的創新創業。同時借助“互聯網+”模式, 以線上線下相結合 (O2O) 的社群—網絡協同模式, 通過在貧困地區構建基于“互聯網+”戰略的創新生態系統, 加速對反貧困要素資源的消化吸收與財富循環再生, 是全球化與互聯網時代反貧困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必由之路。
五、結論與研究展望
本文在回顧了現有貧困概念、反貧困研究進展以及創新研究趨勢的基礎上, 結合我國“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轉型, 提出“反貧困創新”這一綜合性的理論視角, 展望未來, 可以從理論研究、應用模式以及實踐啟示三個方面完善和推進。
首先, 在理論研究方面, 反貧困創新作為一個多學科、多主體和多要素參與的場域和系統框架, 一方面將會極大地促進反貧困事業和創新研究的發展, 另一方面也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 為后續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研究潛力和多元化的研究方向。其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完善反貧困創新的理論基礎 (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公共政策乃至心理學等) 。諸如可以將發展經濟學對制度與產業發展的分析與創新經濟學對創新創業的討論相結合, 引入與反貧困心理學的對話[29], 進一步推進反貧困的宏觀與微觀機制研究, 為中國乃至全球的反貧困事業提供更為有效的理論啟示與頂層設計的優化建議。
其次, 在應用模式方面, 推進反貧困創新的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融合發展對優化精準扶貧政策、解決反貧困面臨的一系列政策實踐挑戰具有重要價值。例如, 需要進一步關注反貧困創新、扶貧績效的可持續性和可擴展性[71], 以及面向反貧困的創新政策的制定與優化。解決諸如科技和金融創新的擠出效應[66]、由政府主導的反貧困政策存在的“脫貧錦標賽”[72]、瞄準偏差[41]以及對人居環境帶來的潛在威脅等新生挑戰[73]。重點研究鄉村創新系統與城市創新系統、企業創新系統與國家創新系統之間的聯動, 貧困人口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11]。農村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創新創業是一個以往被忽視的巨大市場[62], 農村人口外出流動也與家庭貧困互相影響、動態演進[74], 如何認識農村地區低收入群體和移民貧困人口[75]的創新創業與基于大城市和科技優勢的創新創業的差異, 是有效推進農村地區社會創業的關鍵[76]。由于反貧困創新涉及廣泛的跨組織和邊界協同, 需要未來的研究關注如何降低跨邊界協同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文化障礙, 尤其是跨國企業和國際政府間與非政府間組織在反貧困創新過程中如何處理文化、政策和制度邏輯沖突的問題。[77]此外, 人工智能、區塊鏈、工業機器人、基因科技、遠程醫療等新技術和“互聯網+”、智慧物流、智慧農場、生態農業等新商業模式在促進產業升級的同時, 以低成本、負責任的方式大規模應用于貧困地區和社群的生產與生活中, 也是一個新興的反貧困創新研究內容。[78]
最后, 反貧困創新具有重要的實踐啟示, 其興起既是對創新研究面臨挑戰的回應, 也提供了新的反貧困思維框架和路徑。反貧困創新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激勵和自下而上的廣泛參與, 對精準扶貧、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世界和平與全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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