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東省在疫情期間強拆農民房子，致使村民無家可歸、無房可住的事件引起關注。
其實，山東合村并居沒必要拆農民房子，而強拆農民房子“逼民上樓”更是要不得。
事實上，近十余年來，幾乎各省都在推動合村并居、農民集中居住，其中不乏山東強拆民房“逼民上樓”的事件。地方政府為何熱衷推動農民集中上樓甚至“逼民上樓”呢？
1、農民上樓與增減掛鉤
在農業地區，政府財政資源極為有限，政府推動農民集中上樓的核心動力來自于行政和經濟雙重壓力。
農民集中上樓之后，政府將原來的村莊拆遷復墾為耕地，可以通過“增減掛鉤政策”兌換為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進而上市交易獲得財政收入。一般情況下，通過增減掛鉤政策調換出來的建設用地指標，只能在省內流動、交易。
為推動脫貧攻堅工作和區域發展平衡，國務院2018年制定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整的政策，允許“三區三州”及其他深度貧困縣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使用。在具體實踐中，通常是東西協作扶貧省份之間進行指標交易。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意在通過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實現保護耕地、節約資源的目標。
“逼民上樓”要不得
四川瀘州敘永縣水尾鎮西溪村旅游扶貧示范項目（來源敘永縣宣傳部）
從政策目標看，農民集中上樓既可以節約用地，又能緩解城市建設用地緊缺，還能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是件好事。
2、皆大歡喜和極度不適
筆者的朋友是山東濟寧汶上縣某鎮村民，他所在村莊2007年下半年就和隔壁村集中居住到一個新社區里。新社區距離舊村很近，不影響農民耕種田地。每家每戶都是2層小洋樓，村里的公共設施如路燈、廣場也一應俱全，村民居住環境大為提升，這種集中居住方式大受農民歡迎。該村因生活環境優越，男孩子找媳婦都比別村更容易，而本村的一些姑娘甚至不愿意嫁到外村，這充分說明農民對優質生活環境的渴盼和珍惜。
“逼民上樓”要不得
這個社區能建成農民滿意的新社區，主要得益于原村莊地下發現了煤炭，有可預見的利益保障，負責煤炭開采的企業愿意在新社區建設中投入資源，尊重農民的生活方式。
現實中，絕大多數村莊地下沒有資源可供發掘。政府在推動農民集中居住時，為了騰出更多建設用地指標，往往建設高層樓房。農民從寬敞的農家小院搬進局促的單元房，不但改變了原有生活方式，而且因為居住地和農田之間距離變遠，提升了生活成本、增加了耕作難度。
有村民說，搬進樓房之后，動一動都要錢，做飯從燒火變成用天然氣，每次上廁所都要花費五分錢沖水。更為不便的是，上樓之后的農民仍然是農民，樓房雖然是現代化的，但耕作農具搬上樓不方便，家庭養殖也沒地方展開。
據山東聊城某村返鄉大學生調研，相當一部分村民慶幸自家沒有搬到鎮上集中居住。第一，搬進鎮上集中居住點需要花費10多萬元補差價、裝修，平白多出了支出；第二，無論是搬到鎮上還是到縣城居住，農民耕種田地、參與村莊公共事務（例如紅白喜事）都不得不回村，來回奔波實在辛苦；第三，上樓的農戶因農田機械無地方放置只能變賣，農耕季節再依賴市場服務，不但生產成本增加，且農忙時常一具難求。
最讓農民無法接受的是，因居住空間限制，收獲的農作物無論貴賤都得及時銷售，農民的市場地位更加弱勢。原本是為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集中居住，結果增加了農民生產生活的成本和難度。
推土機開進村里
3、集中居住政策執行中的分歧
農民集中上樓政策與合村并居政策往往相伴而生。
合村并居并不是簡單地減少行政村和工作人員數量，而是通過集中居住空間和人口，提升政府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質量。
近些年，筆者在河南、江蘇、湖北、陜西、甘肅等地農村調研發現，有的村莊因道路、飲水、學校等公共品供給缺位，不少村民自發搬到鎮上或縣城居住，村莊逐漸成了荒蕪的空心村，這些村莊村民歡迎政府前來拆舊房、復墾耕地。
2019年筆者在甘肅慶城縣、陜西韓城市調研發現，有的行政村在十多年前就作出新村規劃，以舊宅基地退出換新宅基地，引導村民集中居住到中心村地帶。經過十余年發展，新村建設井然有序，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大為改善。而無人居住的舊村舊房逐漸荒廢，村民希望政府幫其拆除舊房、復墾耕地，他們認為政府出錢幫他們復墾耕地，已經是在做好事了，不需要政府給他們補貼。這種及早規劃、因勢利導的合村并居和農民集中上樓，是一種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工作，何須強拆民房“逼民上樓”以至于導致沖突呢？
拆遷現場
目前看，集中居住的矛盾，主要源于兩方面：
首先是一些地方官員懶政惰政，無視老百姓生活需求的緊迫性。甚至有的地方官員把這項工作定義為“事件性治理”，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消防員”“滅火員”，充分說明這項工作長期的被動狀態。
其次，管理者和村民利益的不一致、不協調。在農民集中上樓的政策執行上，地方政府的利益主要是政績考評和經濟收入。工作進度、穩定程度、任務完成情況，以及在此過程中的正面典型案例，構成政績考評的核心內容，也成為官員晉升的重要考察內容。財政資源直接構成了這項工作的經濟收入內容。而喬遷新居的農民除了關注居住環境的改善，還有便利性、居住成本和適應度等極具個性化的綜合因素。
4、政策支持的誘惑
根據相關政策，一畝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可以獲得25萬元的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區一個普通自然村，村域面積約為100畝，如果整村搬遷便可獲得2500萬元的政策支持。雖然這筆錢不可能全部撥付給縣鄉鎮政府作為財政資金，但相應比例的獎勵資金也是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逼民上樓”要不得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需要以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并通過相關部門驗收為前提，這通常需要連片或整村復墾，那些拒不搬遷的農戶最終成為影響政策目標實現的障礙。為了盡早實現政績和經濟利益，有些地方政府就會采取強拆農民房子的粗暴手段，甚至使用威逼利誘的策略，最終出現“運動式”拆遷，無房可住的農民只得在舊村廢墟中搭窩棚度日。這種現象一旦在網絡上流傳，會快速引發輿論關注，使得工作更被動。
5、如何把好事辦好？
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關于農民和農業的政策規定都應該慎重穩妥。一些學者和官員在農村未來發展中，積極主張推動農民進城、農業規模經營，以實現農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而合村并居、農民集中上樓則能夠有力推動農民離開農村和農地。
事實上，這一主張忽略了中國城市人口容量、就業容量和市場容量等基本前提。當前有2億往返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他們作為農村的“尖子”尚難以在城市立足，相當一部分人在喪失了勞動力優勢、被市場淘汰后，不得不返回鄉村務農以保障基本生活。
今天，農業之于農民的最大功能是就業和生存保障，而需要這份保障的農民大多是農民中更為弱勢的群體——老弱、婦女和兒童。以家庭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成為當前農民家庭的經濟生產模式，這不但實現了家庭勞動力的優化配置，而且通過父子兩代人的努力，漸進地實現有序城市化、市民化。留村農民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離不開農地和農業，所有的農業農村政策都應該以此為前提，合村并居、集中居住政策也不例外。
既然合村并居、集中居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公共品供給水平和政府服務質量，是一件于民有利的好事，那么，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中就應當首先把好事辦好，其次才能追求自身利益。
江蘇宿遷市泗陽縣松張口村新農民房（來源公眾號“獸樓處”）
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具體工作中，充分考慮農民需求、農民利益和農民意愿，以有效的激勵措施，引導農民集中居住，而非粗暴的“逼民上樓”。
顯然，有的地方官員在集中上樓的政策執行中，考慮政府利益、自身政績多了一些，考慮農民利益、社會需求少了一些，結果好事辦成了壞事。及時作出政策調整，積極回應社會關切，才是題中應有之意。
作者系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工科局 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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