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2015)年會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高層研討會于11月28-29日在四川內江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會上演講稱，中國的征地制度是“半拉子工程”，政府直接沖進市場，負面的代價越來越大。而且我們把城市修的非常大，工業區非常遼闊，債務非常大，都跟這個體制有關系。
周其仁回顧了中國農村產權改革的歷程。在周其仁眼中，小崗村的創新模式不是寫文件的同志先把它寫進文件的，而是“這么走不行，那么走不行，才碰出來的”。“把土地包給農民，把種地的權利落實到戶，可以打糧食可以增產。念的東西很難生根。底下碰出來的東西，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到了1977年鄧小平主政的時候，一步一步拐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說不可以包產到戶，到1979年4月份就開始松動了，落后地區、貧困地區可以開一個口子，這個口子越開越大，通過文件把產權改革覆蓋整個全中國。
周其仁認為，90年代以前的農村改革都是“餓的不行逼出來的改革”，吃飯問題解決了為什么還要改？所以，90年代以后，農村改革基本上就停了。“現在來看，包產到戶以后的農村制度里，框架是建立起來了，基本的經濟制度已經成形了，但是有兩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第一，這套適應生產力的制度長期不變的愿景沒有完全落實。“農村家庭人口變了以后，要不要調地，這是包產到戶以后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調地，長久不變就變成空了，不調，很多農民覺得不公平，我們家孩子多，娶了媳婦，他們家老人走了，女兒嫁出去了，地到底動不動？”
第二，我們的土地流轉更加滯后，轉讓更加滯后。“鄧小平南巡以后，工業化、城市化高歌猛進，農村的勞動力活了，可以走了，人往高處走。兩億多人出去了，現在問題是，人走了，其他的資源沒有相應的動起來，就走不遠，就走不長。人在城里住地下室，家里房子空著，地空著，兩頭資源都沒有好好利用。”
那么農民家里有房有地，這個房子和地能不能轉讓呢？難點就在當前的征地制度。在周其仁看來，中國的征地制度是“半拉子工程”，最早進入市場的土地，大部分是農村土地。“立法的時候，憲法寫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沒有說只有國有土地可以流轉。但是部門立法的時候，只有國有土地流轉有暫行規定，農村土地的流轉只有七個省份，有省的地方規定，沒有全國統一的法律保護，最后變成只有國有地可以管，政府一手征地，一手賣。”
周其仁如此評價中國的征地制度，“這樣不是沒有作用，城市這么漂亮基礎就是征地，但是它累計的矛盾，政府直接沖進市場，負面的代價越來越大。而且我們把城市修的非常大，工業區非常遼闊，債務非常大，都跟這個體制有關系。可是這個巨大的既得利益你要碰，很難碰得動。”
周其仁表示，要想讓市場起作用，就要把確權放到前面去，確權完了以后再看流轉權。他以中國古人的契約為例，“先得有一個契，這個就是房產證、土地證。城里人都有房產證，農村這么多房為什么沒有證？這個證是權威，是保護你的財產權利邊界，按照你的意志市場價格信號配置，先有契，后面再有約，這就是市場經濟。”
談到征地制度的改革，周其仁認為很難，一下子把它完全改過來也做不到。漸進改是可能的，是做得到的。但是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努力。除了財政有力量幫助農民，更重要的是市場本身的力量。“要利用市場的力量，動員農民承擔風險，因為房子可以抵押，找到本錢從事下一個活動。這些機會要在我們現在的法律、政策的框架下，一步一步齊備起來，以此讓我們農村建設向前推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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