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鄉村振興戰略, 是今后一個時期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遵循。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 不僅需要國家的制度、政策和資源的供給, 更需要鄉村社會自身主動承接和積極配合。這一戰略是否能夠“落地”“生根發芽”并“結出碩果”, 關鍵在于鄉村社會自身有沒有與之相對接的社會基礎。
然而, 當今中國鄉村正在經歷著一場急劇的社會變革, 個體化是這場變革一項最深刻的內容。個體化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變革, 而是現代化的一個后果。在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之中, 也出現了個體化變革。閻云翔在其著作《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中談到, “去傳統化、脫嵌、通過書寫自己的人生來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 以及無法抗拒的更加獨立和個人主義的壓力, 所有這些西歐個體化特征也同樣發生在中國的個體身上”。改革開放以后,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以及城鄉之間人口的自由流動, 原來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藩籬逐漸被拆除, 一個個農民從高度集中的、整齊劃一的、無所不包的總體性社會中脫嵌出來, 并且越來越多的個人從家庭、家族、村落、集體和階級等結構中解脫出來, 由集體的“社員”變成高度離散的自由“村民”。
一開始, 這些個體化的農民為自身的“解放”而歡欣鼓舞, 因為他們從高度集中的總體性社會體制中脫身出來, 允許他們跨越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鴻溝而自由流動, 成為一個自由之身。隨后, 他們才發現, 伴隨著這種自由的還有不可預知的風險和個人難以抵御的各種侵害, 需要自由之身獨自去面對或承受。相對于過去, 這些個體農民無疑地擁有了更多的自由或自主性, 但吊詭的是, 這些自由、自主性又具有一定的自反性, 也就是說這些日益自主、自由的個體, 不得不去獨自面對各種社會風險, 對所面臨的問題 (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 承擔全部責任, 發展出一個自反性的自我。身處個體化變革中的中國農民, 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個體。
“為自己而活”, 主張的是個體的權利和利益, 同時, 他也因此而逐漸失去“集體性”, 對村社公共事務不再熱心、關心, 公共參與日漸衰減, 以致公共事務陷入了“越是集體的越少有人關注”的自利經濟學陷阱之中。對于他們而言, 個體或家庭的利益遠遠超過了公共利益。
鄉村社會個體化的一個直接后果, 便是鄉村“公共人”的急劇衰落。所謂“公共人”, 簡單地來說就是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公共精神是一個共同體或社會的靈魂。一個社會的公共精神越發達、越充分, 這個社會的環境和氛圍就越好, 每個社會成員所享有的社會資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然而, 隨著鄉村社會日益個體化, 各種舊的公共生活日漸式微, 與之相應的倫理道德、集體意識也不斷流失, 而新的公共精神卻沒有及時建立起來, 于是衍生出大量閻云翔所稱的“無公德的個體”———他們只強調個人的權利, 卻無視應有的義務與責任。這些無公德的個體, 不會關注公共的利益, 更不會投身公共事務治理和公益事業建設之中;這些個體, 極難形成有效的合作, 他們只想著搭便車、坐享其成, 遑論通過彼此合作去生產鄉村必要的公共物品。在這種情勢下, 沒有公共精神支撐的個體化鄉村, 其公共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不可能再依靠鄉村合作, 而只能依賴政府主導和市場運作。
很顯然, 缺乏鄉村合作和自我生產, 單靠行政和市場機制去供給公共物品, 無論是其生產成本還是運行成本都將成倍地增加, 生產和供給公共物品的績效常常不盡人意。雖然近些年國家逐年加大對農村公共事業的投入, 但是, 農村公共事業并未同步得到顯著改善。譬如, 原本可以由鄉村人民合作修建的村莊道路, 一旦改由國家投資興建的時候, 不但修路的企業要從中牟利, 即便當地受益的農民首先考慮的是占用他家的土地要求更多的補償, 甚至漫天要價, 根本不會考慮這項公共事業給自己帶來的長遠福利, 且不論它會增進整個鄉村的公共福祉, 好像它是與己無關的事那樣。
事實上, 這些“為自己而活”的個體, 往往也只能“靠自己而活”。一旦鄉村社會傳統的互惠合作機制被消解, 社會聯結和社會團結被破壞, 而新的社會安全網絡、社會保障制度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這些被市場浪潮所裹挾、被社會風險所包圍的“為自己而活”的個體農民, 就不得不獨自去面對不可控的市場變化和難以預測的社會風險。
很顯然, 這樣的鄉村社會是不可能承接鄉村振興戰略的。個體化鄉村, 不可能實現鄉村振興。為此,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著力社會建設。
二
如果說鄉村振興是一座美好大廈, 那么社會建設就是支撐它的基礎。當前, 鄉村社會建設的關鍵, 是把原子化的個體農民重新聯結起來, 讓他們再次嵌入社會。
聯結農民可以有多種方式, 有經濟合作的方式, 有政治組織的方式, 有社會建設的方式。
當前, 農村最主要的經濟合作方式, 就是農民組成各種專業合作社。合作社原本作為一種經濟合作組織, 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中間環節、獲得規模經濟等優勢, 分散的農民藉此可以有效地與市場連接起來, 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市場的風險。這種經濟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利益的紐帶, 它的成敗往往也源于利益的糾葛紛爭。然而在現實中, 大量的農民合作社要么是農村“富人/能人的俱樂部”, 普通的農民常常被排斥在外;要么是農村基層干部套取國家政策優惠、鄉村精英投機牟利的工具, 以致“偽合作社”爭奪國家有限的資源擠壓真合作社的發展;要么是下鄉資本逐利的“羊皮”包裝, 最終深受其害的依然是弱小、分散的個體化小農。除了合作社, 還有“企業+農戶”和“種植大戶+農戶”等經濟合作方式, 這些經濟合作方式由于雙方地位的嚴重不對等而難以避免“企業剝奪農戶”“大戶吃小農”的現象。顯而易見, 經濟合作對于聯結農民的作用十分有限, 在一些農村地區甚至會起著相反的作用, 加劇了農村精英與普通農民之間的疏離乃至對立。
對于當下鄉村而言, 政治組織的方式主要包括體制性組織的再造和非體制性組織的重構。對于體制性組織而言, 關鍵是加強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的建設,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 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然而, 目前在部分農村, 還存在著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問題。許多村級黨組織沒有凝聚力、戰斗力, 難以發揮引領作用。一些優秀的年輕農民往往被人為地排斥在黨組織之外, 許多村的黨員大多是年老體弱的農民, 甚至其中一些黨員還靠政府扶貧救濟!部分村的黨組織長期被某個家族甚至某一家庭、某一人所把持, 在組織內往往是極少數人說了算。針對這一情況, 就必須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 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其一, 大力推行村際黨建模式。根據地域相近、統籌協調原則, 實行多村共建一個基層黨總支部, 由黨總支部負責多村協調發展。對于黨建工作開展相對滯后 (尤其是長期不發展新黨員、黨員結構不優化) 的村莊, 可以由總支部協調, 實行黨員干部跨村交流任職, 促進村級黨建工作開展;其二, 實行村內分支部建設。譬如, 對于在村的社會組織、經濟合作社、企業建立分支部, 對于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黨員單獨建立分支部。在這些分支部的基礎上建立村級黨支部。這樣做, 可以破解村級組織難以發展新黨員的問題。鼓勵各分支部之間開展黨建競賽活動, 比一比各自在村莊經濟社會發展上的貢獻, 充分釋放農村黨員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活力和能動性、創新性, 開創農村基層黨建工作的新局面;其三, 要將農村精英中的先進分子及時吸納到黨組織中來, 將名望高、德行好的“村醫”“村教”等“新鄉賢”推選到村“兩委”組織中。
同時, 要恢復重建農村各種群團組織。群團組織, 既是黨直接領導的組織, 也是群眾自己的組織。然而, 改革開放以后, 在許多農村, 一方面是群團組織“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趨向嚴重, 逐漸偏離了群團組織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是農村群團組織基層基礎薄弱、吸引力凝聚力減弱, 一些地方基層群團組織形同虛設, 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 甚至銷聲匿跡, 毫無作為。因此, 農村群團組織建設要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 扎根基層, 切實解決好代表誰、聯系誰、服務誰的問題, 增強群團組織的吸引力影響力。把鄉村先進分子吸納到黨和群團組織中來, 把各種鄉村社會組織吸引到黨和群團組織周圍。
除了注重體制性組織的建設, 也應積極培育、發展各種社會性組織和草根組織。譬如, 大力扶持農村老年協會、婦女組織、廣場舞隊、地方戲團體、各種志愿者隊伍、以及扶貧助殘等各種公益社會組織等, 發揮其自我組織、自我治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功能。同時, 積極引導和規范各種血緣性、地緣性、業緣性組織, 發揮它們的社會團結、互惠合作的正功能。與此同時, 還須積極拓展農民、鄉村精英和鄉村社會組織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有效渠道, 建立和健全鄉村基層民主參與機制。通過民主參與、民主治理, 促進鄉村社會建設。
三
梁淑溟先生曾經說過, 中國的鄉村建設, “政治問題實為總關鍵。撂開政治問題, 而談建設, 求進步 (經濟建設, 國防建設, 乃至任何建設) , 無非瞎撞。……而不知政治問題系于整個社會構造問題, 撂開整個社會構造問題去想辦法, 完全是無根的, 不但不能應急, 恐怕更耽誤事”。“整個社會構造問題是一根本問題, 既深且遠, 仿佛非危迫眉睫的中國所能談”。
我個人贊同梁先生的觀點。當下中國鄉村振興的根本問題, 乃是鄉村社會構造問題。很顯然, 鄉村振興中的“鄉村”, 不是一個行政的概念, 也不是一個 (物理) 空間的概念, 更不是一個產業的概念, 而是一個社會的概念。把鄉村簡單地視為一個行政的概念, 就會認為通過政府的推動、行政的干預、行政資源的配置就能實現鄉村振興;把鄉村簡單地視為一個物理空間的概念, 就會認為采取某種“先進的”模式去改造或者某種“美學價值”去新建一個“美麗的新農村”, 這樣的鄉村只是被人改造或型塑的切沒有靈魂的“物件”而已, 它主要展示給鄉村之外的人去觀賞, 而忽視了在地人民的需求和期待;把鄉村簡單地視為一個產業的概念, 而不去著力進行社會建設,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極有可能淪為一場地方政府推動的經濟發展行為, 從而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往昔的農村建設和農村發展有太多類似的經驗教訓。總之, 如果不能將鄉村視為一個社會的概念, 并從社會構造著手, 將鄉村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進行建設, 即便在經濟上用盡全力, 也將事倍功半, 甚至徒勞無功。
在這個意義上而言, 農村“社區”建設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工程。農村社區既是農村社會服務管理的基本單元, 更是鄉村社會的重要組成單位。每一個農村社區就是一個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 便是一個小微的鄉村社會。我們所說的“社區”, 不僅是一個基層治理的單元, 而是滕尼斯意義上的“共同體”, 就像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他的專著《共同體》中所闡述的那樣, “首先, [這個]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 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它就象是一個家 (roof) , 在它的下面, 可以遮風避雨;它又象是一個壁爐, 在嚴寒的日子里, 靠近它, 可以暖和我們的手”。“其次, 在共同體中, 我們能夠互相依靠對方。如果我們跌倒了, 其他人會幫助我們重新站立起來”。這樣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才是農村社區可欲建設的!
我國一些地方目前也在大力進行農村社區建設, 然而, 其中不少地方政府所積極推行的農村社區建設卻偏離了它的本質含義, 淪為新一輪“造村”運動, 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農村土地資源。實則以農村社區建設之名, 而行土地開發之實。在這個過程中, 粗暴地把農民“趕上樓”。這樣的農村社區建設, 不但不能建設一個緊密的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 相反地卻致命地摧毀了既有的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這樣的農村社區建設, 仍然延續著從鄉村抽取資源、服務于城鎮、服務于工業的發展邏輯, 以犧牲鄉村人民利益、加快鄉村衰敗為代價。無疑地, 它背離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目的。農村社區建設, 必須與其所在的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相一致, 脫離了所在地鄉村人民的生產生活需求的農村社區建設, 必然遭致鄉村人民的反感、抵觸乃至抗議。
當然, 農村社區建設也不是簡單地“換行政村的牌子”, 而是著力于農民社會生活共同體意識的營造。一定的認同和歸屬感是共同體的特征, 也是其賴以存在的基礎。增強社區認同感和社區共同行動力, 使農民能夠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在自己社區里, 讓農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把社區建設成為農民幸福生活的家園。
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基礎, 是加強鄉村社會自身的建設, 真正發揮鄉村人民的主體性作用, 切實激發鄉村社會的活力和行動力。如果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僅僅依靠政府單方面推動, 只會消解鄉村社會的活力, 削弱其行動力;如果放任市場經濟力量全面滲透鄉村社會, 則只會加速鄉村社會的瓦解。在大力進行鄉村社會建設的同時, 必須給鄉村社會“賦權增能”, 不但要讓鄉村社會充滿活力, 還要讓鄉村社會有行動力, 恢復和提升鄉村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給和自我生產能力, 培育和改善鄉村社會自我治理能力, 最終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
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鄉村振興, 既要塑形也要鑄魂。社會建設的根本, 在于“鑄魂”。這個“魂”, 便是公共性。沒有公共性的社會, 是“空心”的社會;沒有公共性的社會, 是不能生產“鄉愁”的社會;沒有公共性的社會, 更是沒有人情味的社會。
我們注意到, 改革開放以來與鄉村個體化相攜而行、交感疊加的, 是鄉村社會的“空心化”。這里的“空心化”不單是指農村人口的“空心化”, 更主要的是指農村社會結構本身的“空心化”以及農村社會“靈魂”的丟失。所謂農村人口的“空心化”, 乃由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所致。第一代農民工往往以兼業、近距離打工為主, 并且大多是夫妻一人外出務工、一人留守在家, 其生活重心依然在農村。一旦上了一定年紀, 他們基本上都返鄉繼續從事農業。然而,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較, 如今的第二代農民工和“農二代”則以外出務工為主業, 甚至成為一種固定的職業, 他們基本上是夫妻一起乃至舉家常年在外務工, 其中不少人不再返鄉, 而是選擇留在城市、異鄉, 成為“新市民”。即便不得不回鄉, 也要在自己家鄉的縣城、城鎮購置新房, 不再從事農業。這些新一代農民工和“農二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價值理念是城市化取向的, 他們拼命地逃離農村, 從而造成大量鄉村幾近廢棄、土地荒蕪, 并直接導致鄉村社會日益“空心化”乃至衰敗。而更為令人憂慮的是, 許多“農二代”已從內心深處瞧不起那個曾經養育自己的鄉村家園了, 對他們而言“鄉村”乃是落后的代名詞, 城市儼然是他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夢”。他們甚至不惜賤賣土地, 吸光父母的積蓄也想著在城里安家落戶。在此, 當然不能簡單地指責、批評這些“農二代”, 其背后必然蘊含著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
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農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了, 農村的基礎設施也有了很大改善, 農村各項社會事業有了巨大發展, 但是農村的精神文明并未得到同步發展。隨著鄉村社會日益個體化, 鄉村人際關系日漸疏離、鄉村公共輿論愈發弱化、倫理道德逐漸式微、公共精神不斷衰落。在許多農村, 賭博之風依然盛行, “黃”“毒”也大肆侵入原本淳樸的鄉村;在不少農村, 地痞流氓、黑惡勢力危害鄉里;在部分農村, 地下宗教、邪教盛行, 鄉村失去其“本真性”。喪失“本真性”、沒有“靈魂”的鄉村, 即便建設得再好, 也不是我們希冀振興的鄉村。我們所要建設和振興的鄉村, 是一個守望相助、互惠合作、溫情脈脈的鄉村———一個溫暖、溫情、溫馨的家園!因此, 在大力進行鄉村社會建設的過程中, 尤其要注重鄉村“鑄魂”工程建設。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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