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中國現代化進入中后期之后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要從工農協調、城鄉融合、區域平衡的視角理解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提出來的。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基點，也是這一轉變的伴生物。正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前現代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傳統農業、農村和農民日益衰落，產生出所謂的三農問題，并因此提出了用于破解這一問題的鄉村振興戰略。然而，現代化又可分為若干階段。中國的現代化正處于中后期階段，這一歷史階段有其特有的屬性，并為鄉村振興提供著與以往鄉村發展所不同的歷史要求和條件。只有把握現代化的階段性特點，從工農協調、城鄉融合和區域平衡的角度，才能深入理解鄉村振興的地位與走向。
一、工農協調與鄉村振興
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其相應的生產基礎。馬克思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從產業形態看，傳統社會主要以農業為基礎，現代社會主要以工業為基礎。工業社會大大超越了自然的束縛，可以創造比農業更大的生產力。這也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正因為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工業化與現代化是同義語。當今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又被稱之為工業國家。
隨著工業的產生，農業日益衰落。但無論如何，農業作為一種產業，仍然是人類社會所必需的，甚至具有生死攸關的戰略地位。在現代化進程中，工業和農業的協調發展便成為重大問題。而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以分為不同階段。在不同階段，工業與農業的發展表現為不同的形態。
產業發展與其歷史條件相關。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沒有歷史的羈絆。在致力于現代化研究的學者摩爾看來：“美國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義或官僚主義的、龐大而又牢固的農業社會這樣一個問題。”況且，“美國社會也從未有過像歐洲和亞洲社會那么龐大的農民階級。”在美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工業與農業發展較為協調。迄今，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農業國家，是“世界農場”。
除美國等極少數移民國家外，世界上的古老國家都面臨著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協調工農業發展的問題，只是這些國家解決問題的條件、時段與方式有所不同。英國是最早通過機器工業推進現代化的國家。英國的現代化與農村發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在現代社會誕生之前的傳統社會內部就已生長出商品化的因素；二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消化了因圈地運動等造成的大量鄉村人口流出問題；三是大量的殖民地開拓，使得工業化產生的巨大產能能夠尋找到出路，同時從海外獲得農產品以彌補本國農業之不足。隨著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世界殖民體系崩潰，英國依靠海外彌補本國農業不足的弱點日益顯現。“二戰”后，英國開始重新發展農業和鄉村，推動工農業協調發展。
日本是亞洲后起的現代化國家。日本的工業化在亞洲領先一步，其崛起后依靠戰爭掠奪獲取資源并消化了因大量破產農民造成的社會矛盾。“二戰”戰敗后，日本依靠朝鮮戰爭迅速恢復經濟，并快速實現工業化。在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業與農村的衰敗日益突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提出振興鄉村戰略，在政府機關專門設立振興部門，通過多種方式振興鄉村，實現工農業協調共進。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看，工業與農業協調發展有以下特點：一是以工業為主導產業。沒有現代工業的發展，農業也只能停留在傳統形態。大量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長期處于經濟落后狀態，原因在于其工業不發達。二是工農業發展處于相對不均衡狀態。在工業化初中期，工業優先發展，農業相對滯后。到了工業化中后期，得益于工業形成的國家能力，農業發展有了更好的條件。三是發展農業，實現工農業協調發展成為國家戰略。產業的發展不可能自動實現均衡。特別是產業性質的差異決定了工業呈加速度發展，農業受自然條件制約，回報率低且風險大，資本不愿意投資。只有借助于國家的力量，采用有效的政策，為農業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才能實現工農業均衡發展，這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工業國家都給予農業以財政補貼的重要原因。
中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這一文明自信則因外國工業的崛起而受到摧毀。如馬克思所說：“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面對工業文明的強大挑戰，已進入下行通道的晚清帝國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伴隨帝國數千年的沉疴與惰性在新型工業文明的挑戰下暴露無遺。“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
面對外部挑戰，中國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在現代化進程之初，曾經產生了“以工立國”和“以農立國”的爭論。1949年后，隨著國家制度的改變，開啟了大規模現代化的進程，確立了“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基本方針。但是，在現代化初期，由于工業化程度低，實際上所實施的是以工業優先，以農業支持工業的戰略。在這一戰略下，工業化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主要是填補工業空白，還沒有形成巨大的國家能力。更重要的是，受體制的制約，農業發展遲滯了，以致到1978年還有90%的人口沉淀在農村，絕大多數農民還沒有擺脫貧困狀態。正是基于這一基本國情，農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并帶動了整個國家的改革。
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促使工農業發展相對均衡。但是，這種均衡是以工業發展相對滯后為代價的。隨著19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大量資本投向工業，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工業居于絕對主導地位。進入新世紀以后，工業產值遠遠超過農業產值，農村人口的數量第一次少于城市人口的數量。至2016年，我國的農業產值僅占全國的8.6%，非農業產值遠高于農業產值。農村人口總數已下降到全國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下，且大多數農村人口屬于農與非農兼業人口。中國的現代化由此進入現代化中后期。
當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中后期以后，工農業發展處于一個全新的格局之下。一方面，工業化形成了巨大的國家財政能力，可以為農業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速度非常快，“無工不富”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農業相對落后，而相對衰敗表現得極為突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沒有成為“世界農場”，甚至一部分農產品仍高度依賴世界市場，飯碗還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強大的農業與強大的工業同等重要。
面對這一狀況，本世紀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兩個趨向”重要思想。在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正是基于這一判斷，本世紀初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戰略。
相隔十多年，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這是“新農村建設”戰略的延續，同時也意味著越是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問題越是突出。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上升到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其中，工農業發展不平衡是主要內容之一。國家試圖通過“鄉村振興”推動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解決。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現代化程度較低，特別是農村人口體量較大。盡管改革開放以后數億農村人口離開土地，但還有數億農村人口堆積在日益縮小的土地上，這就決定了中國的鄉村振興會經歷一個更為艱難的過程并受到更多的制約。在鄉村振興中，產業振興是基礎。從世界發達國家看，農業現代化與減少農業人口、擴大經營規模是正相關關系。只有相當的土地經營規模，才便于推動農業現代化；只有農業現代化才能減少農業人口；只有減少農業人口，才能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然而，當下中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村存在億萬小農戶。如何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便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任務。
同時，中國的鄉村振興始終不能離開現代化這一基本背景，更不能脫離工業談農業。一是鄉村振興需要國家支持，國家的財政能力主要依靠工業發展予以提供。二是農業人口減少、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規模經營取決于工業的吸納能力。換言之，如果工業萎縮了，“世界工廠”衰敗了，鄉村振興的物質條件也會大大弱化，更不可能形成“世界農場”。因此，在現代化中后期，一方面要通過鄉村振興補農業發展的短板，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工業發展，只有在工農業協調共進中才能更好地促進鄉村振興。
二、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
伴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有了社會分工，便產生了城鄉差別。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
從現代化進程來看，現代性要求消除城鄉差別，而現代化過程卻產生了城鄉差別，這種差別的存在將會制約現代化的進程。如亨廷頓所說：“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鄉差距。這一差距確實是正經歷著迅速的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國家所具有的一個極為突出的政治特點，是這些國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礙民族融合的一個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話）。”
從世界范圍的現代化實踐進程看，在現代化初中期，城鄉差別問題特別突出，城鄉處于對立狀態。因此，馬克思指出：“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但是，隨著現代化進入中后期，努力縮小和消除城鄉差別成為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重要任務。這在于“城鄉區域就是社會最現代和最傳統部分的區別。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政治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找到填補這一差距的方式，通過政治手段重新創造被現代化摧毀了的那種社會統一性。”馬克思特別指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不能實現的”。如果城鄉差別不能消除，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就還沒有完成。從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看，城鄉差別已呈現出日益縮小，甚至基本消除的狀態。
不同國家的城鄉差別表現不一樣。在中國，很早就有了國家，并通過城市治理鄉村。城鄉差別表現為作為政治統治堡壘的城市與作為經濟基礎的鄉村之間的上下對立。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20世紀中葉所說：“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中為數極多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林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的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方、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至此，“中國仍然是個農民國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上。所以社會的主要劃分是城市和鄉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以上的人口，和10%到15%的流動上層階級人口之間的劃分。這種分野仍舊是今天中國政治舞臺的基礎，使國家統治權難以從少數人手里擴散給多數人。”
進入近代，隨著現代化的啟動，城鄉差別又表現為兩種產業之間的橫向分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為適應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以農業支持工業，逐步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結構從體制上限制了鄉村的發展，將鄉村人口牢牢地限制在鄉村，鄉村不能獲得與城市一樣的發展機會和資源。例如歷史上長期以來的農業稅費制度使得鄉村人口無論有無收入或者收入多少，都要上交稅費。國家要求義務教育、醫療保障等費用得通過搭國家稅費便車的方式由農民支付。特別是在19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大量資源向城市流入，城鄉收入和社會差距迅速擴大。進入新世紀，國家免除農業稅費，建設新農村，對農村給予了更多的支持，以促進城鄉一體化。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實行城鄉融合發展，這是中國進入現代化中后期的一項重要戰略。城鄉融合發展要求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縮小城鄉差別，特別是改變長期制約鄉村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和共同發展。
一是共享現代化成果。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化不僅僅是能夠生產出更多產品，更重要的是人們能夠通過資源、資產、勞動和產品獲得更多收入，其重要條件是建立市場化機制。
在發達國家，農業人口的收入呈多元化，其中的重要收入來自于資產。城鄉的要素和資產可以自由買賣。土地是農業人口最主要的資源和資產，不僅可以生產產品，而且具有投資價值。如英國南部地區的農地在近三十年內增值5倍，與城市的房產增值增速相等，這就意味著城鄉人口的資產性收入相距不大。
在中國，相當長時間內城鄉居民的收入主要是非資產性收入。1990年代后期，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開始實施商品房制度，伴隨城市化進程，城市住房迅速增值，城市人口的資產性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作為鄉村人口最大資產的土地和房屋因為不能自由買賣交易，難以自動增值。鄉村人口的收入主要依靠產品和勞務，其增值速度有限。如果從資產性收入的角度看，城鄉差別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迅速擴大。由此，這也導致鄉村人口進一步流向城市，鄉村振興面臨的困難更大。
因此，在現代化中后期，必須創造條件解決城鄉居民共享現代化成果這一問題。如迅速加快農地用途的嚴格管制制度建設，為土地流動創造必要條件，逐步放開鄉村住宅管制的同時，鄉村非農用地由市場加以配置。這些舉措的目的都是為了保障鄉村人口能夠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同時使得鄉村資源具有投資價值，進而引入現代農業和鄉村所需要的優質資源。
二是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城鄉差別的重要動因在于鄉村產業單一，特別是傳統農業發展潛力有限，農民的收入增加相對困難，由此導致鄉村優質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沒有優質人口，何談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不僅要改變傳統的農業產業結構，而且要改變單一的農業結構，實現鄉村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其中，通過鄉村的二三產業發展，將城市要素引入農村。如通過發展旅游業、鄉村民宿業、特色小鎮等，將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
三是均等的公共服務。在現代化初中期，收入成為人們選擇生產生活的主要因素，這正是大量鄉村人口背井離鄉、別妻離子而流入城市的重要原因。而在現代化中后期，隨著溫飽和小康生活的滿足，人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愈來愈高。近些年，大多數人流向城鎮的重要原因是為了獲得更為優質的教育醫療和社會救助。因此，以均等的公共服務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便成為重要任務。
從發達國家看，城鄉差距縮小和消除，甚至出現逆城市化傾向，重要原因是鄉村不僅能夠獲得與城市同樣的公共服務，而且能夠獲得比城市更好的自然和人文條件。在這一背景下，傳統的鄉村被重新定義，即鄉村不再是從事農業的人口居住的地方。如英國的鄉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其中僅有1%是農業人口，17%為非農業人口，甚至是高層次人口。即使是農業人口也因為可以獲得同樣的公共服務而被稱之為“鄉村中的市民”。
三、區域平衡與鄉村振興
社會總是在非均衡狀態下運轉的，而國家則由各個地域部分所構成。在現代化初中期，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之間、傳統鄉村與現代城鄉之間差距較大。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傳統意義上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日益縮小，其結構性矛盾則以另一方式表現出來，這就是區域差別。
現代化的發動機是城市。“城市的發展是衡量現代化的尺度。城市成為新型經濟活動、新興社會階級、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場所”。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一二三產業結構發生變化，現代服務業的地位愈益突出。各種要素向以大城市為主體的中心區域集聚，形成以一個核心城市為主干、若干中小城市為拱衛的城市群，這些城市群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支柱。然而，中心化的后果必然造成邊緣化，即一部分區域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邊緣地帶。由此，傳統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為區域差別所替代。這一問題即使在當今最為發達的國家也表現得十分突出，已成為國家治理中的突出問題。
2016年，英國大倫敦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5以上，是全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區域。其中，金融業和商業占據了主導地位。區域內的農地增值快，鄉村旅游條件好，公共服務方便，城市居民更愿意在鄉村居住。而在北部的蘇格蘭地區，農地價格只是大倫敦地區的一半甚至更少，鄉村的生活條件也比大倫敦地區差。這種地區差別導致蘇格蘭地區民眾產生離心力。英國忙于脫歐之際，還得面臨蘇格蘭要求脫英的壓力。美國近年來也面臨區域差別問題。由于大量傳統工業轉向海外，現代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世界工廠”為“世界銀行”所替代。而包括金融業在內的現代服務業只可能集聚在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傳統工業集聚的地區成為所謂的“鐵銹地帶”，就業不足，經濟社會發展衰敗。特朗普得以當選美國總統，與這一區域結構性失衡相關。
中國是一個規模超大且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國家。特別是在欠發達的西部地區，歷史底色和現代化起點與中東部地區差距較大，且多為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十分突出。隨著現代化進入中后期，中心化趨勢愈益突出，正在形成若干特大城市群，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等。這些城市群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2017年國民生產總值達10萬億以上，占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8，且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也正在形成若干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次級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化勢必造成中西部地區的進一步邊緣化，并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
在進入現代化中后期以來，鄉村振興需要有更為精確的區域性目標，必須分區域分類型施策。
第一，鄉村振興并不是每個村都振興。應該看到，農業人口減少與農業經營規模擴大是世界農村發展的基本趨勢。在這一趨勢下，即使是發達國家，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村鎮合并。如日本的村莊已減少至上千個。只有這樣，國家才有足夠的財政能力為鄉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我國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需要注意農業人口減少和建制合并的基本趨勢，加強對鄉村振興的區域規劃，在進行合理科學布局的同時，避免造成資源浪費。
第二，國家對于鄉村振興支持的重點是欠發達地區。在城市群地區，特別是特大城市群地區，依靠城市巨大的帶動力和輻射力，鄉村振興有較好的外部條件，一部分鄉村人口的收入甚至超過城市人口的收入，要獲得一個農村戶籍甚至比獲得一個城市戶籍更難。對于這部分地區，鄉村振興更主要的任務是推進城鄉要素互動融合發展。而對于欠發達地區，更多地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國家行為支持鄉村振興。如我國貧困人口主要集聚在西部區域，作為國家行為的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也在西部。
第三，在鄉村振興中注重發揮區域特色和優勢。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是長期歷史形成的。如西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自然條件惡劣，本身就不適宜人居住。這些地方的鄉村隨著人口的轉移，將會自然消失。國家更多的是提供必要的保障，讓這些地方的鄉村有尊嚴地消失。與此同時，還有許多西部地區有著良好的生態條件。當現代化進入中后期，人們對自然生態需求更大時，東部城市群的人口也會希望在生態條件更好的西部地區生活和居住。因此，西部地區的鄉村振興要十分注重修復、保護好生態資源，避免走東部地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一二三產業融合中，西部地區的鄉村振興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一三產業的融合。
作者簡介：徐勇，湖北文理學院政法學院、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2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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