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璐:小農“小”在哪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小農道德觀及其方法論意義

摘要: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將“小塊土地”視為理解法國小農的出發點，以“耕種的小塊土地→交往的狹小空間→利益的極小重疊”為基本思路，指出小農之“小”不僅在于其耕種的土地面積之“小”，更在于其生活世界、交往空間的窄小，眼光視野、社會關系的狹小，以及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弱小，并由此闡釋了小農道德觀必然表現出的落后、保守、迷信和偏見。馬克思對小農及其道德觀的分析，既是唯物史觀方法論的經典運用，又是這一方法論的鮮活呈現，為理解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發展中的農民道德觀提供了理論和方法資源。

關鍵詞: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小農; 小塊土地; 農民道德

關于不同歷史時期農民及其價值觀、道德觀問題，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給予了大量的關注和探討。西方學術界關于農民究竟是“理性小農”還是非理性主義者的論爭，從19世紀末的“經濟人”論斷，到“新古典學派”的“便士資本家”論和戰后舒爾茨、波普金等人的“理性的小農”論，及至俄國新民粹主義的“經濟浪漫主義者”和斯科特的“道德經濟”論，可謂聚訟已久。[1]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對農民及其背后的社會機制問題進行了討論，進一步拓展了關于農民研究的問題域，并指向更具實踐性的前沿問題。[2]而在國內，自20世紀初開始，李大釗、毛澤東等的農民運動、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和費孝通、陶行知等學者的相關研究，都對作為鄉村社會主體的農民進行了道德觀念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改造。[3]改革開放以來，關于轉型期農民道德觀的理論探討、實證研究以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農民主體性問題的闡釋日漸豐富，作為哲學倫理學前沿問題的鄉村倫理和農民道德亦引發了更多的學術關注。

如何看待轉型期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及其變化？進而言之，在從“鄉土中國”向“新鄉土中國”的轉變中，從傳統“小農”到現代“新農民”的轉變何以可能？對于上述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觀的闡釋，至今仍有助于我們對農民道德觀的理解。其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下簡稱《霧月十八日》）是相關文獻中的代表作。《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評述1851年12月2日的路易·波拿巴政變并總結法國1848年革命經驗的經典文本。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對法國小農的生產方式、階級特征、思想意識及其發揮的作用進行了闡釋，盡管篇幅不長，卻成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民問題的經典闡釋。這些論述也為我們正確理解農民道德觀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資源。

一、“小塊土地”是小農道德觀的經濟基礎

眾所周知，馬克思撰寫《霧月十八日》的目的，是評述路易·波拿巴政變的原因、過程和結局，尤其是要證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而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馬克思明確指出：“12月20日和21日大選之謎，要從法國農民的狀況中找到解答。”[5]那么，馬克思是如何從法國農民的狀況中解答這一問題的呢？關于這一問題的論述集中在文本的第七部分，馬克思以“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6]這一論斷，開啟了對法國農民狀況的分析。在整個論述的過程中，他一直使用“小農”這一表述。

何謂“小農”？恩格斯曾經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指出，小農是“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讓他養家糊口的限度”[7]。這里，恩格斯非常明確地將“小塊土地”作為小農的基本屬性。盡管馬克思并沒有在《霧月十八日》對小農給出明確的定義，但他對小農的性質、特征、心理等問題的分析，同樣也是首先基于“小塊土地”這一所有制特征的。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第七部分關于法國農民的論述中，“小塊土地”一詞共出現了28次。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小塊土地”概念的頻繁使用，闡明了小塊土地決定小農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小農的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小農的道德觀。

我們不妨先來看《霧月十八日》中的一段經典表述：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于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8]

在這段表述中，馬克思完整地論述了他看待小農的基本思路，即“耕種的小塊土地→交往的狹小空間→利益的極小重疊”。換言之，“小塊土地”決定了小農的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經濟地位、利益關系、階級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小農“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是作為小農的生產方式而存在的，這種生產方式既包括了其表現出的沒有分工和應用科學落后的生產力水平，也包括了作為當時社會生產關系核心的所有制基礎。正是這種生產方式，使小農處于相互隔離，難以擴大交換和交往半徑，始終囿于狹窄的自給自足狀態。由此，他們盡管在空間上存在一定的相鄰，卻無法形成真正的利益重疊，無法產生彼此的聯系和認同。

由此出發，馬克思分析了“小塊土地”上“小農”觀念的形成。他指出：“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9]馬克思所說的這種“美好”，意指19世紀初期的“拿破侖所有制形式”，它“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帶來了農民的解放和致富，也為拿破侖成為皇帝提供了物質條件。也正是因為對這種“美好”的留戀，法國農民看不到他們現在的貧困和沒落，“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侖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困化的法律了”。[10]換言之，小塊土地是“拿破侖觀念”得以形成的物質制度基礎，也是小農道德觀的經濟基礎。正是基于這種“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交往方式和利益關系，法國小農形成了根植于小農生產方式的道德意識。

那么，小塊土地如何形成甚至固化農民的道德意識？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仍然是基于小塊土地的根本屬性、特征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作用。一方面，小塊土地的分散性，導致“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同資產階級的利益、同資本相協調，而是同它們相對立了”[11]，由此，農民與其他社會階級的關系被改變。在拿破侖時期，小塊土地是對城市自由競爭和大工業的補充，是資產階級反抗封建統治的“自然堡壘”，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則是推翻土地貴族的重要力量。然而，正是這種小塊土地的分散性，“只經過兩代就產生了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12]舊時的封建領主變成了城市高利貸者，小塊土地肩負著資本加之于它的抵押債務，成為資本家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的來源。另一方面，小塊土地的均質化，“造成全國范圍內各種關系和個人的均質的水平”，“也就使得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均質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均質的作用”。[13]由此，它成為官僚立足的基礎，帶來國家權力全面、直接的干涉，也導致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賦稅的增加，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正是在這種分散化、均質化的小塊土地及其帶來的農民貧困化過程中，農民無法應用任何科學，無法獲得多樣化的發展和才能，更無法形成豐富的社會關系。從這一意義上說，小農之“小”，不僅在于其耕種的土地面積之“小”，更在于其生活世界、交往空間的窄小，在于其眼光視野、社會關系的狹小，在于其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弱小。

二、小農道德觀的特征與批判

在論述了小塊土地對法國農民“小農”觀念的影響后，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根植于小農生產方式的道德觀必然表現出的主要特征。馬克思采用對比的敘述形式，既闡述了與社會發展和進步相契合的農民道德意識應當體現出的革命、開化、理智，又批判了當時條件下農民道德意識中的落后、保守、迷信和偏見。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并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不是農民的現代的塞文，而是農民的現代的旺代。[14]

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清晰地表達了代表進步與革命的農民應有的思想意識，即擺脫小塊土地、推翻舊制度，并認為此種意識基礎上的農民道德觀是開化的、理智的，一如發生在“塞文”的“卡米扎爾”起義所體現的反封建性質，代表著社會發展的進步方向。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立的，正是被馬克思批判的當時法國小農的道德觀，如同發生在“旺代”的暴動那樣具有反革命性質。具體而言，馬克思把這種道德觀的特征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并在分析中使用了諸如“保守”“愚蠢”“迷信”“偏見”等明顯帶有道德批判的語詞。

其一，對舊生產方式的頑固堅守。

土地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最重要的資本，是一種具有最大緩沖性和抗擊力的自然資源，因而也被全世界農民賦予一種特殊的情感和神秘的價值。幾乎所有研究農民的學者，無論其立場、方法和觀點的差異，在這一問題上都有著高度的共識。法國學者孟德拉斯曾經提出，“所有的農業文明都賦予土地一種崇高的價值”[15]。費孝通也曾指出：“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16]對于生長于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而言，戀土情結似乎是一種天然的情感和價值指向，這種情感和價值甚至并不因其后個人職業的轉變而發生變化。

如果說對土地的依戀是傳統農民的共同特征，那么，這一時期法國農民對小塊土地及其所代表的舊生產方式有著更加強烈的眷念，甚至表現為一種迷信式的堅守。究其原因，拿破侖的小塊土地政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改善農民生存條件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加上大革命結束后日益艱難的處境，法國農民更加企求通過小塊土地保障自己的安定生活。在他們看來，以小塊土地為根基的舊生產方式才能夠保障自己的現實利益，盡管這一判斷如同馬克思所說是一種“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17]的“迷信”，但是，法國農民正是基于這種“迷信”而選擇了堅守和鞏固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體現出對舊制度“愚蠢地固守”。由是觀之，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既強調以小塊土地為根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構成了小農道德觀的基礎；又論述了這種根植于小塊土地的小農道德觀如何成為鞏固和維護小塊土地乃至整個舊制度的強大力量。

其二，對自身主體性的認識缺失。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描述了法國小農沒有分工、缺乏聯系的生產和生活狀態，并指出，這種松散、隔絕的狀態使他們無法形成共同關系和政治組織。處于這種生產和社會交往形式下的法國農民無法認識到自身的主體性，他們的生產活動只是一種機械的重復，缺乏創造性，并且，他們不是主動選擇而只是被動接受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18]。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將選票投給了自認為代表他們的波拿巴，期待“回到拿破侖”并以“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由此，波拿巴也因獲得小農這一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階級的支持而復辟帝制。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霧月十八日》一書中，馬克思提出了“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一經典論斷，體現了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主體的重要作用。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9]馬克思對法國小農的大量論述，正是要闡釋他們囿于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小塊土地生產方式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特征和思想意識，并由此說明，在這種經濟條件與歷史條件的局限下，小農無法形成對自身主體性的清晰認識，不僅無法成為創造自己歷史的主體，甚至會成為歷史倒退與反動的推進力量。

其三，對傳統的迷信和偏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20]在《霧月十八日》的開篇，馬克思便論及歷史傳統及其對人們的觀念和行為產生的影響。“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自己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21]馬克思認為，正是這種包括了觀念、語言在內的傳統的“幽靈”阻礙了革命的進程。因此，“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22]。

進一步而言，這種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造成的迷信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拿破侖及其小塊土地所有制的迷信。他們認為自己的小塊土地來自拿破侖的恩賜，幻想通過另外“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重新回到得到美好的一切，卻無視衰老的小塊土地已經成為自己被奴役和貧困的制度根源。二是對作為政府工具的教士統治的迷信。法國農民在獲得小塊土地的時候看到了宗教的作用并自然地接受和相信教士的統治。但是，當教士“成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時，他們卻基于對傳統的迷信，未能轉變到反宗教的立場上。三是對軍隊的迷信。正是由于軍隊把小農造就成“保護新得的財產免受外敵侵犯”[23]的英雄，軍隊也成為小農心目中的“光榮”。于是在軍隊發生根本的性質變化，“不再是農民青年的精華，而是農民流氓無產階級的敗類”[24]之時，法國農民卻未能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已經成為與自己對立的力量。正是對上述種種傳統的迷信，最終導致法國小農用自己的投票“把第二個波拿巴推上西奈山”[25]。

還應看到，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清晰地呈現了小農道德觀的特征并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但是，正如前文所引，馬克思通過對比的敘述形式，既分析和批判了當時條件下法國小農的道德意識，但又明確表明，農民必將通過與工人階級的聯盟成為推翻舊制度的重要力量，也必將通過不斷革命化的方式走向開化、理智。因此，馬克思對小農道德觀的分析，既體現了其批判的立場，又表現出其發展的眼光。

三、理解農民道德觀的方法論及其資源意義

恩格斯曾將《霧月十八日》視為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分析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天才的著作”和“光輝范例”。他在1885年的第三版序言中指出：

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于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于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26]

在《霧月十八日》一書中，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了波拿巴政變這一“像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整個政治界”的重大事件。馬克思在1869年的第二版序言中，通過對同時期評判性著作的分析，批判了兩種方法論的錯誤，并清晰地呈現了自己評析這一歷史事件的方法論。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的《政變》。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主要發動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一個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某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物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里關于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角所作的歷史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7]

在馬克思看來，維克多·雨果將整個事件歸因于波拿巴的“無恥”“流氓”“惡棍”等個人因素，然而，這種咒罵式的道德譴責與批判越多，他就越是過分強調了個人暴行的作用，從而夸張了個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陷入了個人決定歷史走向的唯心史觀立場。蒲魯東的客觀主義態度看似比雨果高明，卻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作用及其所代表的具體的、現實的利益群體及其相互關系，從而站到了為事變進行辯護的立場上，最終還是陷入了對歷史事件的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則回到造成這一看似復雜甚至離奇事件的“局勢和條件”中尋找答案，以唯物史觀的科學方法闡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根源。這一方法不僅使整個《霧月十八日》一書成為運用唯物史觀方法論的經典之作，也為正確理解農民道德觀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論指導。

前文述及，馬克思將法國農民的狀況作為解答“大選之謎”的關鍵，又將法國農民的狀況聚焦于“小塊土地”，認為“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法國小農的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小農的道德觀。這一思路邏輯，正是基于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道德觀之核心要義：道德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是由主要體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因此，必須從經濟關系特別是從利益關系的變動中，尋找道德呈現出的發展變化及其內在規律。因此，小農道德觀念中的保守、偏見、迷信，不是小農的先天缺陷，而是根植于他所面對的“小塊土地”，根植于“小塊土地”基礎上窄小的生活世界、狹小的社會關系和弱小的社會地位。也正是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不僅認為以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大生產取代小農生產生活方式具有道德進步性，而且認為這種道德的進步當且僅當通過打破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才能得以實現。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在《霧月十八日》一書中，馬克思對小農及其道德觀的分析，既是唯物史觀方法論的經典運用，又是這一方法論的鮮活呈現。

進一步而言，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對小塊土地和小農道德觀念之間關系的分析，既強調經濟基礎對道德的決定性作用，也表明道德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的反作用。在馬克思看來，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交往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利益關系，必然產生法國小農道德意識中的落后、保守、迷信和偏見。也正是這種落后的小農道德意識導致了法國農民對小土地所有制的盲目迷信。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拿破侖觀念’都是不發達的、朝氣蓬勃的小塊土地所產生的觀念；對于已經衰老的小塊土地說來，這些觀念是荒謬的，只是它垂死掙扎時的幻覺，只是變成了空話的詞句，只是變成了幽靈的魂魄”[28]。這里，馬克思清晰地表明了對經濟基礎與道德之間關系的全面理解：在強調經濟關系對道德決定作用的同時，指出道德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反作用——或以其先進性推進發展而成為動力性因素，或以其落后性阻礙發展而成為制約性因素。具體而言，小塊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曾經是保證法國農民解放和致富的條件，它既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政治組織的形成，也形成了農民對“拿破侖觀念”的固守和迷信。這些觀念主宰下的法國農民固守著這種“走向衰老”的小塊土地制度，其道德觀念必然日漸落后于法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不僅成為歷史發展的桎梏，甚至成為歷史倒退的推動力量。

馬克思在運用唯物史觀闡釋波拿巴事件的過程中，也體現了對雨果和蒲魯東的方法論批判。一方面，馬克思認為，雨果對波拿巴的咒罵與譴責適得其反地把一個小人物變成了巨人，從而使其對事件的評析最終陷入歷史唯心主義。而馬克思把對這一事件的分析從波拿巴轉向其代表的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換言之，不是波拿巴這個單個個體的“流氓”“無恥”“瘋狂”，而是其背后代表的小農——占人口五分之三的最廣大利益群體——的意識和行動成就了事變。另一方面，馬克思沒有像蒲魯東那樣僅僅局限于從政治舞臺的變化發展來看待政變的產生，而是深入到背后的社會經濟基礎，抓住小塊土地這一決定因素，并由此出發，分析小農的生產方式、思想意識及其階級特征如何把波拿巴推上西奈山。這里，馬克思既沒有夸大波拿巴在整個事變中的作用而走向個人英雄化，也沒有完全忽略其作用而陷入歷史神秘化；既強調政變的客觀性，又追溯到這種客觀背后的生產方式根源——小塊土地。

事實上，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小塊土地探討小農意識的學者并不少見。其中，以T.舒爾茨和S.波普金等為代表的“理性小農”論者更是明確提出，“小農”之“小”在于其小塊土地所表現的資本數量和生產規模之小，簡言之，是生產方式之“小”。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與他們的觀點并不相左。但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對小農的理解沒有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而是沿著“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道德意識”這一進路更加深刻地理解“小農”之“小”，從而完成了對“小農”的完整認識，即：耕種“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缺少市場交換和人際交往的生產關系；自私狹隘、保守散漫的道德意識。[29]

應當看到，早在《萊茵報》期間，馬克思就從普魯士農民的貧困生活狀況出發，為其撿拾枯枝的行為進行道德辯護，認為“在貧苦階級的這些習慣中存在著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識，這些習慣的根源是實際的和合法的，而習慣法的形式在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因為貧苦階級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過是市民社會的一種習慣，而這種習慣在有意識的國家制度范圍內還沒有找到應有的地位”[30]。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同樣從小農的生產方式出發，指出“土地被分割的過程越發展，小塊土地連同它那極可憐的農具就越成為小農的唯一資本，向土地投資的可能就越少，小農就越感到缺乏利用農藝學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錢和學識，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31]。在他看來，“只有資本的瓦解，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農民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低落”[32]。恩格斯在《從巴黎到伯爾尼》中通過考察農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條件指出，這些法國農民盡管具有“善良、好客”的個人美德，但在“文明世界中還是野蠻人”[33]。列寧基于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通過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的雙重經濟身份和地位，分析其“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定”[34]的立場及由此所形成的道德兩面性。他還明確提出：“既然農民在變成商品生產者（其實所有農民已經成了商品生產者），他們的‘道德’必然會‘建筑在盧布上’，我們不必為這一點責備他們，因為生活條件本身迫使他們用商業上的種種狡猾手段獵取盧布。”[35]概而言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民道德觀的闡釋和分析，始終貫穿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

四、余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道德觀及農民問題的研究中存在著一些理解上的誤區。一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道德的一些負面論述說明他們是輕視甚至反對道德的；二是認為馬克思對待農民的情感“既是憐憫的又是輕蔑的”[36]，在馬克思看來，“農村生活的愚昧”（idiocy of rural life）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世界各地的農民將不可避免地被企業家和雇傭勞工所取代”。[37]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道德倫理問題作了大量正面的闡述，而他們關于道德的負面論述，并不是反對道德本身而只是反對用抽象的道德原則去衡量某一社會制度與社會現象是否合理。事實上，他們在揭露和批判剝削階級道德的同時，從來沒有輕視和否定道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馬克思關于道德是“人類把握世界的特殊實踐精神方式”的思想，充分代表了經典作家對于道德作用的準確認識與定位。也正是基于這一理解，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及其他一系列文獻中，始終將對農民道德的評判置于特定的生產方式和歷史階段中，既始終表明對法國小農道德意識的批判立場，又明確表現農民可以通過不斷革命化的方式走向開化和理智的發展視野。

從《霧月十八日》初版至今，將近170年過去了，馬克思對法國小農及其道德觀的闡述，以及在這一論述過程中對唯物史觀方法論的運用，至今仍可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發展中的農民道德觀提供有益的理論資源和正確的方法參考。眾所周知，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形態，小塊的耕種土地、窄小的生活圈子和簡單的交往關系，決定著傳統鄉村社會中農民的生產方式及其經濟和利益關系，也決定著他們的倫理關系和道德意識。緣于此，無論是在學術分析還是日常話語中，“小農”都是一個更傾向于貶義的語詞和表達，內涵著保守、落后甚至愚昧的價值指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農民占據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小農道德觀的受眾群體巨大，并通過家庭（族）傳承的方式不斷擴張，“蔓延滲透到社會的每個階層，甚至每個公民身體里，即便是在先進的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頭腦里，也難以避免農民道德觀念和習慣的烙印”[38]。緣于此，小農道德觀也被視為中國鄉村社會實現現代轉型必須加以克服的“頑癥”。

如何正確看待和理解當代中國農民道德觀及其發展變化？解答這一問題的根本仍然是堅持唯物史觀的方法論。一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為農民道德觀念的轉變和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伴隨著鄉村社會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發展進程，越來越多的農民擺脫了小塊土地的限制，開始從事市場化和職業化的生產勞動，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道德評價都出現了極大改變，與市場經濟相契合的效率意識、合作意識、公平意識、契約意識等現代倫理觀念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鄉村社會的整體文明程度和農民道德素質不斷提高。這一變化和發展進程既充分驗證了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理解“小農”之“小”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道德意識”進路，也提醒我們始終依照這一邏輯進路看待轉型期中國農民道德觀的變化和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仍應看到，幾千年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今天的中國鄉村社會仍然在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家庭等諸多方面保留著顯見的“鄉土本色”，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傳統的生產方式、交往習慣和禮儀風俗的影響更加凸顯，一些明顯帶有落后小生產方式的保守思想甚至愚昧習俗，仍然對農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選擇有著重要影響。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強調的，“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39]。事實上，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對小農道德觀的闡釋和批判并非基于某種永恒和普遍的道德原則，而是始終堅持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方法。只有充分認識和把握農民道德觀背后的經濟關系、利益關系根源，才能真正找到理解其道德問題和提升其道德素質的關鍵。換言之，小農道德觀的改造和提升，既是一個道德問題又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在實踐層面，脫離農民生產和生活方式、忽視農民主體性作用的鄉村道德建設以及農民道德教育或是流于形式，或是成為“點綴”，難以真正在促進農民道德觀念改進方面獲得實效。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從根本上改變鄉村從屬于城市并使鄉村走向全面現代化的重大戰略。但是，鄉村振興戰略所指向的“升級”“進步”和“發展”并不簡單等同于“工業取代農業”“城市取代鄉村”“市民取代農民”的鄉村現代化過程，而應是以“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為表現的鄉村全面振興。這也意味著，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農民的“美好生活”是鄉村振興的目標所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從“小農”走向具有現代倫理觀念和道德素養的“新農民”，既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鄉村振興得以真正實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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