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空間、權威與話語維度考察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小農快速社會化,逐步從傳統小農演變為社會化小農。小農的社會化或社會化小農對鄉村治理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不僅改變了治理的基礎、治理的資源,也改變了治理的條件。通過對小農社會化對鄉村治理的空間、權威、話語的影響來考察鄉村治理條件的變化可以看出:小農的社會化改變了鄉村治理的空間、削弱了治理的權威、建構了新的話語體系。
關鍵詞:社會化小農；小農社會化；治理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小農迅速社會化，逐漸演變成社會化小農。社會化小農是一個解釋性概念，它包括社會化小農經濟、社會化小農生產、社會化小農發展階段、社會化小農(主體)。顧名思義，社會化小農就是社會化程度非常高的小農，即“社會化 小農”，或者說與外部世界交往密切、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化程度比較高，但是經營規模比較小的農民、農戶。小農的社會化或者社會化小農對鄉村治理具有革命性的影響，它全方位影響鄉村社會、鄉村社會的治理結構，特別是小農的社會化改變了鄉村治理的條件。
一、治理空間
顧名思義，治理的空間是指治理的范圍以及在此范圍內的內容和對象。傳統小農時期，鄉村社會的治理空間就是村莊范圍內的公共性事務，因為村與村之間隔絕，治理的邊界非常清楚，村莊邊界是其治理范圍，村治理的主要內容是賦稅、教化、糾紛調解及其簡單的村莊公共工程等四項。但是社會化小農則改變了治理的空間，治理范圍更廣、治理內容更多、治理對象更復雜。
從治理范圍來講，社會化小農從兩個方面突破地域和利益限制：一是農戶家庭勞動力的社會化配置突破了傳統小農的地域性限制，現在農民外出務工、經商非常頻繁，動輒幾千里，有些農民還外到國外“打洋工”。農民工流動到哪里，治理就應該跟到哪里。小農社會化也突破非利益化限制。農民外出打工其根本目的就是獲取貨幣收入，小農內部的社會化同樣以利益為紐帶。通過市場、貨幣建立起來的外界利益聯系，也變成了治理的內容，村莊通過信息服務、聯絡、維權等方式參與小農與外界的交易，如村莊幫助農民對外銷售農產品、幫助農民獲取種苗、幫助購買到假種子的農民維權等。所以，小農內部社會化同樣也拓展了村莊的治理范圍。
從治理內容來講，社會化小農時期，小農交往的范圍擴大，小農還要與外地企業和社會市場進行利益交往。因此，村莊治理的內容也要根據小農交往的內容和對象而進行改變。如小農與市場交往，村莊可以提供信息服務；小農可以代表村莊與外地企業進行交涉以保護務工農民的權益；小農與務工輸入地交往，村莊要通過輸入地了解計劃生育的情況等。小農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更加復雜，雖然已經沒有教化、租稅征收功能，但是維持村莊秩序、調解村莊糾紛的功能依然存在，而且還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如農產品的標準與質量安全、畜禽疾病的防治、村莊衛生、政策宣傳、政府服務等都需要村莊協助，還有國家對生產的支持支援、國家對農民的養老醫療保障等也需要村莊協助完成。這些都是小農社會化后國家針對社會化小農而出臺的扶持政策，它們也改變豐富和發展著村莊治理的內容，即村莊也要與時俱進，將這些與小農社會化緊密相連的內容納入治理的范疇。
從治理對象來講，小農社會化使治理對象更多、更復雜。對于村莊內部而言，有外來人口進入村莊，外來人口與村民的交往，外來人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需要村莊來維持、協調和保護。還有外部企業及其商品進入村莊，商品所到之處產生的問題需要村莊處理和銜接。還有村民與市場打交道過程中成立的各種各樣的經濟組織、經濟協會也成了村莊治理的
對象，需要村莊予以規范和引導。另外，傳統治理對象也出現了分化，有相當大一部分治理主體外出務工經商，家里都是一些老年人、小孩和婦女。所以農民流動，還需要村莊將治理范圍向外延伸，將外部務工經商的農民及其發生利益糾紛的主體納入治理范圍。
二、治理權威
傳統鄉村社會治理的權威來源主要有五個：土地權威、倫理權威、長老權威、地緣權威、知識和身份賦予的權威，其實五個權威可以概括為四個：通過以血緣和宗族形成的權威、以年齡和經驗形成的權威、以知識和國家賦予身份形成的權威、以土地形成的經濟權威。中國能夠維持幾千年的變化，就依靠農民的不流動及其村莊權威。小農社會化則改變了鄉村社會的經濟社會結構，小農不僅突破了村莊邊界進入廣闊的社會和市場，而且村莊內部小農也隨著市場而相互滲透。傳統鄉村權威衰落、新的權威崛起，從而改變了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和治理基礎。
第一，經濟權威的崛起。經濟規模和財富是形成經濟權威的重要條件。家庭承包責任制及小農社會化，小農有了自主性和創造性，許多人依靠自己的勤奮和聰明才智積累產業和財富。農民有一定的經濟勢力后還要通過一定的機制才能夠變成經濟權威，其機制主要有三個：一是通過與基層政府官員的聯系，借助政權系統獲得和實現權威。二是通過產業和經濟勢力造福鄉親來賺取聲望而獲得權威。三是通過產業和經濟勢力帶動當地老百姓致富而成為老百姓擁戴的權威。發財致富后不關心村莊、對村民冷漠是無法形成村莊經濟權威的。前兩種權威是主動努力形成，后一種是自然形成。
第二，能力權威的出現。沒有錢、沒有產業也能夠形成權威，即通過自己的能力形
成威權。社會化小農時期，通過交際、交往、交流而成為能力權威的人在增加。概括起來就是三類人：一是能辦事的；二是能反抗的；三是能處事的。這三類都與小農的社會化分不開，在傳統鄉村社會中都不可能形成三類權威。能力權威其實是一種社會權威，它與經濟權威和行政權威相對立，是一種社會權威，它最有可能向行政權威轉化。
第三，行政權威的延續。社會化小農時期，村莊的權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長老權威、倫理權威、土地權威逐漸消失，士紳的知識、身份權威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經濟權威和能力權威以及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民主權威。經濟權威、能力權威屬于社會權威，民主權威屬于賦權的行政性權威。在一定條件下經濟權威、能力權威能夠轉化為民主權威。可見小農社會化不僅改變鄉村的經濟社會結構，而且改變了鄉村的權力結構。因此，現有的行政權威必須尋找新的立足點。
三、治理話語
小農社會化除了拓展治理空間，沖擊和改變著治理權威外，還改造和建構著鄉村社會的話語體系，特別是社會化還建構著鄉村社會的治理話語。改革開放以來，在小農社會化過程中，小農分別經過了話語平等、話語武器和話語系統三個階段，形成了比較獨特的鄉村治理話語體系。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凝固的社會，信息單一，誰能夠掌握話語權力，誰就能占居主導地位。士紳宣讀國家政策，操縱教化系統，能夠代表村莊與官員對話，可以說整個話語系統掌握在具有知識和懂得政策的士紳地主手中。但是小農的社會化則改變了小農在村莊中的話語劣勢，從而改變了整個鄉村社會的話語體系。
第一，市場話語與話語平等。在社會化過程中，小農與市場主體交往越來越多，小農外出務工、經商越來越遠、越來越頻繁，小農在交往中形成了市場性話語和交往性話語。不少農民通過收看電視、讀書、讀報還掌握國家政策話語，能夠利用國家政策性話語與鄉村干部進行對話，利用國家政策性話語保護自己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小農第一次與村莊管理精英掌握同樣的話語，具有了平等的話語權利。掌握話語權利的農民再也不懼怕鄉鎮干部，他們能夠振振有詞地反駁鄉村干部的不合理話語、不合理的治理活動。小農社會化不僅創造了農民的話語體系，而且也使小農掌握了市場話語體系。由于開放的社會和多渠道的新聞媒體，小農還能夠學習官方的政策話語體系，掌握和運用政策話語。
第二，抗爭話語與話語武器。社會化小農相對國家話語體系來說微不足道，但是他們的話語卻能夠與村莊干部的話語相抗衡、相抗爭。傳統鄉村社會農民除了造反外，很難掌握反制村莊精英的話語武器和話語系統。但是小農的社會化使農民有了能夠抗爭村莊精英的話語，還掌握了如斯科特所說的“弱者的武器”。對于前者而言，農民如果感覺到自己的權益受到村莊的侵害，他們就會利用上訪，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許多上訪者形成了自己的話語體系：反擊話語體系。對于后者而言，由于社會化小農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小農運用的“弱
者的武器”很容易向外傳播，并且隨著小農社會化范圍的擴大而擴大。抗爭話語和話語武器能夠給村莊精英施加很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改弦更張，使其治理行為能夠與村民利益基本一致。社會化造就了小農的話語和話語體系，同時社會化也是小農的話語體系發揮作用的重要途徑，離開了社會化，小農話語和話語體系都失去了載體。
第三，話語整合與話語系統。1987年以來中國實施村民自治，農民自己行使村莊管理的權利。小農參與村莊選舉、民主管理過程中會將自己的話語與官方話語結合，形成獨特的話語體系。同時，村莊管理精英也會借鑒群眾性的話語和市場話語，將官方話語、市場話語、群眾話語結合起來，形成治理話語系統。在農民看來這種話語系統是“官話”，因為它們很虛，是村干部用來應付上級和外來人員的；在政府看來是“土話”，它們是用來說明和解釋鄉村工作的。當然如果本土性“官話”只是應付上級和記者、調查人員還好，但是這套官話系統還會經過適當改造，變成村莊的治理話語。村莊管理精英不能用純粹的政策話語，因為老百姓聽不懂，也不愿聽，也不能用純粹的農民話語，因為沒有權威。治理話語系統是村莊管理精英與農民爭奪村莊話語權過程的結果。鄉村治理話語既是小農社會化的結果，也是社會化小農的創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大復印資料《社會學文摘》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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