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國，中國被西方拖入了它們的世界體系里，農村出現了新的問題。雖然說，工商業更加發達了，但中國的市場，已經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之內。原本就有一定程度市場化的農村，生產和經營的市場化程度迅速被拔高，當然也就易于受世界市場的影響，出現強烈的波動。本土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由于各種原因，一直在成長，但發展速度有限，還不足以吸納大量的農村人口?？偟恼f來，這一時期的中國，出現了各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都常見的現象，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城市的興起，一方面是內地農村的凋敝。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農村衰敗，本身是一種常見的現代化病，任何國家都免不了，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一個殖民時代半殖民地的國家，當然也會面臨一些特殊的問題。中國不是某個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所以，就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為你負責，在經濟上，掠奪多于建設。在政治上，往往幫助周邊的殖民地蠶食中國的領土，激化中國的民族矛盾。同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制度、文化和經濟模式的改變，也會帶來很多后遺癥。
民國期間，國民黨統治時期相對于北洋時期，國家的統一程度要高些，國家能力也強一點。因此，國民黨統治的最初十年，經濟狀況要好一些，實現了關稅的改革，貨幣的統一等項改革，民族工商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因此被人稱為黃金十年。但是，北洋時期的經濟自由度要高些，民族資本，在這一時期也很活躍，有些地方軍閥在自己區域內的建設，也很有可觀。這一時期，農村經濟無疑是衰敗的，由于城市化程度加速，農村精英離鄉的比例提高，加之戰亂的因素，農村精英劣質化程度比晚清更加明顯，整個農村的武化、黑化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民國時期，由于戰亂和割據的原因，農村社會被高度武裝起來，原有的鄉紳，可能武裝化，變成當地武裝的首領。而由于民國的建立，原來邊緣化的幫會和秘密宗教合法化，也大幅度地滲入農村社會。以至于改變了傳統農村的鄉紳自治的格局，幫會人士、私鹽販子，甚至土匪和流氓，都可能成為新的鄉村精英，成為局部地區鄉村的統治者。鄉村的武化和黑化，雖然未必達到很深的層次，但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鄉村的社會結構，甚至破壞鄉村自治的文化，使得需要這種文化和社會結構幫助的農民，陷于困境。
毋庸諱言，民國時期農村是衰敗的，農民的生活跟晚清一樣，相當困苦。30年代初一些學者對全國14個地方的農民收入情況做了調查，這14個地區分別為成府、休寧、掛甲屯、北滿、海寧、上海忠區、黑山縣、冀中、宿縣、儀征江陰吳江三縣、峨眉山、成都附近、蕪湖、鹽山，應該說，他們所選擇的點，已經排除了中國最貧困的地區，然而，調查結果顯示，當時農家平均每年最低生活費用為292.21元，超過這個標準的只有兩個地區，成都和蕪湖，其余的地區均離最低生活線差了很大一截，其中成府和休寧差得最多，分別只有93.12元和88.80元。14個地區農家平均年收入為262.97元。（李宏略：《數字中底農家生活》，《東方雜志》第31卷，第7號，第97頁）這個期間，著名學者張培剛、李景漢和千家駒等人的調查，以及很多官方的農村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農民的生活，并沒有改善，而且相對來說還有所下降。多數農戶的經濟狀況相當脆弱，僅僅是糊口，稍有災害，就會破產，流離失所。趕上世界市場波動，也會因此而破產。同時，政府的稅收，不僅稅額提高了，而且征收手段變得更加劣質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采用為人詬病的包稅制，各地軍人統治，良莠不齊，差的統治，橫征暴斂的程度，往往令人發指。因此，凡是攤上暴政的農民，他們的負擔都加重了。為了獲取更多的現金，應付稅收，很多地區的農民，廣泛地種植“特種經濟作物”鴉片，造成鴉片流毒，遍及全國。應該說，在那個時期，農村的貧困化是普遍的，不僅一般農民窮，就是所謂的地主，也不富裕。
但是，民國時期的社會，也不全是一片黑暗。同時期的上海工人，據30年代的一次調查，有吸煙支出的占92.5％，喝黃酒的占88.5％，飲茶的占96.7％，即使是很窮的工人，每年也會看幾次電影，逛逛大世界。（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9頁。中華書局，1934年）其他開放口岸城市的市民和工人，生活也普遍超過農村。中國的紅色革命，之所以不能在城市發生，不僅僅因為城市是“反動統治的中心”，而且還因為城市居民，普遍缺乏革命的積極性。城市興盛和農村衰敗的并存現象，說明當時的農村破敗，主要原因，還是世界共性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導致的。而且自打紅色革命發生，民國當局和一些社會有識之士，也開始關注農村的破敗。雖然說，政府主導的地方自治和農村建設，除了個別省份，比如山西和廣西之外，基本上是失敗的，但由知識分子主持的鄉村建設，比如定縣試驗、鄒縣試驗，還是成功的。其他人也在搞鄉村建設，資本家主持的鄉村建設，盧作孚的北碚試驗，退休軍閥段繩武的五原試驗，以及數不清的鄉紳們自發搞起來的鄉村建設試驗，也都有相當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鄉村的狀況，扭轉了鄉村破敗的趨勢。必須承認，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凡是鄉村建設搞得不錯的地方，紅色革命搞不起來，即使搞起來，也站不住腳。當時的廣西和山西均如此，江西蘇區中心地帶一些“土圍子”，實際上都是鄉紳自己搞的農村建設據點，這樣實力弱小的據點，居然能在紅色包圍圈里生存很長時間。當鄉村里的鄉紳還存在，鄉村的社會文化結構還沒有發生大的改變，鄉紳的主動性，依然可以收到相當的效果。
蘇維埃時期的紅色革命，其實并非一場成功的革命。由于動員的意味太濃，革命頻度過高，蘇區的土地，幾乎一年一動，每年重分，而且，時常要開展打擊富農的運動，農民致富，就要變成被打擊的對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沒有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根據根據地自己的統計，每年都有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根據地的經濟，實際上是依靠向周邊地區擴張，“打土豪”來維持。加之頻繁的戰爭，大量壯勞力被征調當兵，所以，即使是所謂“翻身”農民，生活狀況并沒有真的好轉。在江西蘇區的最后歲月，居然發生過多起蘇區農民集體逃亡到白區的事件。同理，在中共的奪取政權最后三年的時間里進行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動員的利器。農民不會因分得土地而踏實生產，因為運動中的地權變動頻繁，農民不會有生產積極性。顯然不是給了農民土地，農民就跟黨走，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何中共在三年內戰時期，在新解放區反而實行照舊交糧納稅政策，不搞土地改革。
中共農村政策比較成功的歲月，是在八年抗戰時期。應該說，在敵后生存的中共及其武裝，面臨的敵人，遠比國民黨更加兇殘，也更加難以對付。但是，由于這個時期的中共，認同自由民主，把自由民主跟民族抗戰結合起來。拋棄了從前蘇維埃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跟原有鄉村精英中比較有道德感的成員，實現了良好的合作。挖掘傳統的鄉村道德，建設新的文化，打擊二流子懶漢，在鄉村實現扎實的民主改革，切實實行鄉村選舉。應該說，在整個民國期間，農村社會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是在中共領導下實現的。在抗戰時期，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都卓有成就，掃盲，衛生建設，移風易俗，都做得扎扎實實，有板有眼。中共也因此得以從最低谷走出來，到八年抗戰結束，變成可以跟國民黨抗衡的中堅力量。
其實，民國時期對農村破壞最大的，是戰亂。民國時期有頻發的內戰，還有大規模的外地入侵。戰亂對農村造成的嚴重的破壞，王朝結束，制度變換所無法比擬的。農村生活和文化結構的變化，農村經濟的毀滅性打擊，大規模的人口損失，每每跟戰亂有關。一度很多農村的農民無法維持原有的生活，只能靠當兵為生，原因就是戰亂。導致中國文化進步中斷的，是戰亂，導致經濟停滯的，也是戰亂，對農村最大的破壞，當然更是戰亂，因為無論何種性質的戰爭，對于農村的摧殘，一般都要大過城市。從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只要擁有長期的和平建設時期，不自己折騰，就有希望。農村和農民，早晚也會渡過現代化的轉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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