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百姓安，國家穩。2018年8月，我們來到浙江義烏何斯路村進行了為期3天的村莊調研，這三天通過對何斯路村的調研，讓我對鄉村治理產生了一些思考。為了改變鄉村民風凋敝、鄉情不在甚至“百善孝為先”的孝道漸漸淡去的現象，2008年，何斯路村建立了“功德銀行”。“功德銀行”采取賦分制的方式，村民稱為“一報二查三公布，功德多少大家算”，即村民可將好人好事以積分的形式存入功德銀行，并在一定期限內，根據積分情況給予相應的獎勵。例如：能夠做好自身事情，管理自己房前屋后的衛生記1分；能夠維護公共場所環境記兩分；能夠促進村莊事業發展，并作出卓越貢獻記3-5分。截至目前，何斯路村“功德銀行”上的積分已突破8萬分，全村95%以上的村民都做過好人好事，并在功德銀行上有自己的積分。在“功德銀行”的滋養豐潤下，該村村民成了維護鄉村穩定、促進鄉村發展的中流砥柱，人幫人、戶幫戶，民風村容煥然一新。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在這個新的鄉村治理體系中，“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是“功德銀行”實施的成功告訴我們，德治在鄉村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德治不同于自治和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法律，具有強制推行的最強硬約束力；自治實施的基本依據是村規民約，它是村民基于法律的授權，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依照村集體的意愿，經過民主程序而制定的規章制度；德治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內化于心，為村民公認的言行準則，擁有最廣泛最扎實的人文基礎。因此，可以說，法治是高懸的利劍，它和自治共同對村民的行為產生約束，要求村民“必須怎么樣”，否則就會受到相應的處罰；而“功德銀行”作為德治中的一種，是對村民的行為進行教化感化，是“鼓勵村民怎么樣”。顯然，法治和自治在我國鄉村治理中屬于“顯性治理”，德治在鄉村治理中屬于“隱性治理”。一般而言，“顯性治理”關注和規范的是人的組織行為、公共行為或社會行為，但對人的品行修養等私人領域則不能直接干涉或約束，而道德則與之不同，它涵蓋公私兩大領域，既對人們的公共社會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又對人的品行修養提出規范（朱輝宇，2015），因此，相對于法治和自治，德治發揮作用的范圍更廣，從“功德銀行”所輻射的范圍來看，它可以輻射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并且，中國的鄉村社會是倫理本位下的關系社會，梁漱溟認為，儒家倫理道德是構成鄉村社會關系的核心理念，社會關系從屬于倫理道德。在法治和自治中，如果忽視德治的作用，就會出現“法律難以融入鄉村社會”、“自治難以有效開展”等情況。因此，在新的鄉村治理體系中，應重視“德治”的重要作用，德治是法治和自治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江蘇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莊村書苑（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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