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浙江諸暨地區提出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做法，用于群眾教育。該做法被毛主席批示，向全國推廣，成為政法工作典型。改革開放之后，“楓橋經驗”被運用于社會綜合治理，發展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基層矛盾化解機制。近年來，在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楓橋經驗”又做出新探索，并在全國推廣。
“楓橋經驗”與政法口的工作有關，主要涉及基層矛盾解決。維護社會穩定屬于基層工作的重心。建設平安社會是各地基層政府的中心工作，“楓橋經驗”正從之前的作為具體領域的工作方法向整個基層社會治理延伸。
不同時期“楓橋經驗”的核心都是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將問題放在基層解決。其中，有兩點要注意。一是，所謂的“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都是作為工作原則，而非機械目標。“矛盾不上交”不是“矛盾不能上交”和“禁止矛盾上交”。“矛盾不上交”是指，當群眾能夠自己解決問題時，就讓群眾自己解決，如果群眾自己解決不了或是解決不好，就應該逐級上交。二是，因為做到了上面的這一點，群眾自己基本能夠將問題解決好，上級黨委政府才能騰出手解決群眾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將精力集中到辦大事上。
在以上兩個前提下，基層黨委政府能做到既“消極”又“積極”。“消極”在于不主動干涉群眾，將矛盾首先留給基層，群眾的事情群眾自己辦。保持“消極”而又不出差錯的原因在于，基層組織“積極”地發動群眾，將群眾團結在身邊。黨委政府在思想和組織方面“積極”，發動群眾自己解決問題，才能夠在具體事務上保持相對“消極”。“楓橋經驗”的精髓在于這種“消極”與“積極”的辯證統一。
目前，全國不少地區的基層政府都在創新“楓橋經驗”。很多地方推行“楓橋經驗”時存在的一個大問題是沒有做到活學活用。一些地區學習“楓橋經驗”，推行基層網格化管理，建設“橫到邊、縱到底”的網格體系，將村民小組變成網格單元，將行政村變成網格站，將小組長變成網格員，讓村主任兼任網格長。試圖通過網格體系將整個社會矛盾、社會事務和農民居民訴求囊括在內。一些地區推行網格化管理的目的是將治理觸角向前延伸，提早發現矛盾，通過數據平臺分析社會矛盾規律，為當地治理提供參考依據。
網格化管理與“楓橋經驗”都做到了對社會治理的全領域全覆蓋，形式上相似。但是二者本質完全不同。“楓橋經驗”是基層黨委政府“積極”組織動員群眾自己解決問題，群眾是主體。網格化管理體現的是政府“積極主義”治理邏輯，基層政府將所有的社會事務包攬下來。政府通過網格體系實施“積極”治理，一方面，幫助群眾解決了一些問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后果。之前，群眾矛盾反應到基層處理，鄉村干部在處理矛盾的過程中建立與群眾的聯系，通過動員群眾來處理矛盾，形成基層治理規則，在矛盾化解過程中形成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政府積極介入基層，基層社會規則被政策法律規則替代，基層自我化解矛盾能力弱化。
基層治理很大程度上是要激活社會自身的秩序維持能力，尤其是在鄉村基層社會，很多內生資源可以利用。很多基層事務和社會矛盾，屬于日常小矛盾，是群眾能夠自己解決和被社會自身消化的。網格化管理造成治理吸納社會，以及國家治理吸納基層治理，致使原本社會自身能夠消化或群眾能夠自己解決的矛盾，在全域治理和政府“積極主義”治理下變得不可解決，成為必須消耗國家正式治理資源的事務。
社會治理具有協商性、模糊性和妥協性的面向，政府“積極主義”做法打破治理與社會的邊界，讓每個人的權利意識銳化，調解、協商、合作變成不可能，社會反而更容易發生矛盾，并且發生矛盾之后更加難以處理。基層治理的悖論在于，政府積極治理導致基層治理不可能。造成這一悖論的根本原因在于，將“楓橋經驗”機械地理解為“矛盾絕對不上交”，甚至是追求社會絕對無矛盾。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