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山西省3365個深度貧困自然村已全部完成整體搬遷”的新聞報道，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目前，山西又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中學向縣城，小學向鄉鎮集中”的政策。今年是鄉村振興的開局之年，國家出臺《鄉村振興促進法》，各地紛紛成立鄉村振興局和鄉村振興研究院……在舉國上下充滿振興鄉村的熱情和干勁的時侯，山西的這些做法讓人不解，也引發人們思考一些關鍵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眼光和態度認識鄉村？在生態文明時代，那些偏遠的小山村是否是稀缺資源？
近幾天，有新聞報道這樣稱贊山西：“2020年底，山西省3365個深度貧困自然村已全部完成整體搬遷，實現貧困地區山莊窩鋪搬出來、荒山荒坡綠起來、陡坡耕地退下來、群眾生活好起來”。前些年，當其他省出現“平墳”，或“建設新農村逼農民上樓”的情況時，不禁暗自慶幸：山西人的保守保護了鄉村。原以為山西的保守有時也是好事，沒想到在舉國開始振興鄉村，尤其是在去年山東撤并鄉村被緊急叫停后，山西卻悄悄搭上拆除鄉村的末班車，一點都不手軟，一點都沒落下。自古到今，山西人安土重遷，不舍得離開自己的家鄉，山西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做法：拆除3365個自然村，當成扶貧的政績！根據初步調研，山西這次搬遷的多是山區村莊。如果村莊確實自然條件惡劣，老百姓生活不易，完全贊成整體搬遷。可實際情況是，被拆的山村，大多遠離縣城，除交通略有不便，不少自然村山清水秀，生態環境好，是城市人向往的慢生活的世外桃源。在生態文明時代，這些山村其實是稀缺資源。再者，不少村民被安置到縣城，到了縣城的農民靠什么生活？哪一種情況才是真貧？離開了生產，農民變成無業游民，還容易積累社會問題。這是以扶貧的名義，挖斷了鄉村的根！
第二個問題：“中學向縣城集聚，小學向鄉鎮以上集中”是否有悖鄉村振興？是否違反了《鄉村振興促進法》？
從去年開始，“山西教育：中學向縣城集聚，小學向鄉鎮以上集中！”這個醒目的標題，如針一般，刺痛了很多關心、熱愛鄉村教育的有識之士的心。2021年伊始，隨著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尤其是國家戰略從脫貧攻堅全面轉向鄉村振興，制定了《鄉村振興促進法》，不少人松了一口氣，以為鄉村振興的國策可以保護這些鄉村學校。可沒有想到的是，現在山西各地依然有“某地撤并農村中小學51所”、“某地一縣撤并22所農村中小學”的瘋狂，雖然山西也發文說，“農村中小學撤并須百姓點頭”，但實際情況是，各縣已經明確確定了撤并學校的數量，只等下個學期落實執行。
單純從教育的角度出發，學校集中到縣、鄉鎮出現了“大班額”問題，寄宿學校孩子容易出現心理問題，集中辦學出現的這些問題已經眾所周知，這不是我們追求的好教育，也不能提高教育質量。如果把教育置于“鄉村振興，立德樹人”的國家戰略之中去看，有幾個值得每個人思考的問題：鄉村振興是否需要教育回村？鄉村教育應該怎么搞？立足鄉村的耕讀教育，對于解決現在的教育問題有哪些重要作用？
人生最大的問題，莫過于“安身立命”。好的教育應該首先解決安身立命的問題。教育重要的一個功能是教會青少年做人，處理好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和與自己的關系，能隨時與自然親近、有文化、有生活的地方，才具備這樣的教育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恰恰具備辦好教育的優越條件，鄉村是傳統文化的母體和載體，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文化習俗都與傳統文化緊密聯系，鄉村與文化、與自然、與社區的全面聯系能夠為兒童提供健全完備的教育資源，有利于培養身心全面發展、關懷他人、服務社會的下一代。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張孝德教授在《信息時代，開展耕讀教育還有必要嗎？》一文中說：“反思今天的中國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在追趕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越來越走向急功近利的‘做事教育’，而忽略了滋養人的精神和文化的“做人教育”，以致人成為促進財富和GDP增長的工具與機器”。而遠離真實世界的城市生活，不能解決教育的本質問題。精神和道德匱乏，喪失正常的感情和感覺，無根的教育正在陷入無力自救的怪圈。中小學生自殺、抑郁癥日趨高發，說明教育存在的問題日益嚴重，先不要奢談優質與創新，失去真感覺的教育已經到了危及健康和生命的地步，這個問題必須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背景下，重視做人教育，培養兒童青少年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成就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做事教育’是喂養大腦的知識教育，‘做人教育’則是養心化性的行為教育。就這個層面而言，耕讀教育可以說是做人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開展耕讀教育”的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在《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中又明確提出“全面加強涉農高校耕讀教育，將耕讀教育相關課程作為涉農專業學生必修課”。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耕讀教育已經成為國家推進鄉村振興、建設生態文明和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路徑；從教育面臨的現代問題看，遠離土地的孩子動搖了生命的根基，淡漠了對天地萬物、鄉土家國的情感，也迷失了通往精神家園的路，他們亟須重建與土地、自然的連接，從耕讀教育中汲取生命的滋養、成長的力量。無論從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還是通過“耕讀”解決教育問題，耕讀教育都會日益受到重視。在土地上做好的教育，做真正的鄉村教育，在耕讀教育中“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這是拯救飽受沒有意義的過度競爭之苦的孩子的良方。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更容易落地生根，在鄉村開展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融合全人類文明成果的兒童和社區教育，不但可以幫助推動現代教育變革，還可以帶動鄉村振興，讓鄉村成為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落地生根的先鋒和根據地。
現在鄉村學校面臨的客觀情況是，農村生源不斷流失，生源在減少，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務工人員返鄉的趨勢，還有城市家庭帶著孩子到鄉村上學的，山西就有在鄉村辦真正的好教育的典范。在當地鄉鎮政府、村兩委的支持下，張孝德教授在自己的家鄉長治市上黨區關頭村，發起探索符合兒童全生命成長規律的“親情、親鄉土、親自然”的“三親”教育。在鄉村辦出了讓城市人羨慕的教育，吸引了來自太原和長治周邊區縣，以及全國其他省市如北京、上海、沈陽、河北、山東、河南、廣東、廣西、湖北等地的學生家長在關頭村租住民居，邊陪孩子讀書，邊以“新村民”身份參與幸福社區建設，關頭村成為他們穩定的第二故鄉。
還有，大同有所村校學生原本可能一個不剩，但通過教育局、學校各方幾年的努力，學生增加到了60多人，服務周圍七八個村莊。地方出臺自己的政策，既要考慮民眾的意見和實情，還要執行國家相關政策。教育部先后于2006、2009、2010年印發文件，要求各地避免盲目撤并學校，2012年國辦也下發《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暫停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撤并”。2016年，國務院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提出：“慎重穩妥撤并鄉村學校，努力消除城鎮學校大班額，保障當地適齡兒童就近入學”。特別是政府官員，需要繼續加強學習和貫徹落實中央和教育部的文件。
《鄉村振興促進法》已于6月1日生效，其中第五十一條是“促進公共教育、就業服務、醫療、文化、體育、養老、育幼、運輸服務等資源向農村傾斜”，中學向縣城集聚，小學向鄉鎮以上集中是否違反了《鄉村振興促進法》？撤并學校是典型的對鄉村振興釜底抽薪。孩子的朗朗讀書聲和歡聲笑語，對于鄉村有多么重要，這個常識就不再強調了。在這個大變局的時代，各種力量和趨勢還在急劇地變化之中，鄉村振興也剛剛開始，就給農民多留一點等待、選擇的機會和后路吧。畢竟，拆掉容易，再建很難。
第三個問題：你們拆了村，又撤并鄉村學校，準備在山西歷史上怎么給自己定位？
面對山西厚重的文化，拆村并校的行為無異于挖人祖墳。面對祖先，把人家祖祖輩輩生活了幾十年、幾百年的家園夷為平地。面對后代子孫，等于斷了他們一條還能回去的后路。歷史上的鄉村，有的是為逃難避險而建，在自然災害不斷高發之時，誰能確保后代再不需要鄉村？我們今天覺得沒用、不懂的東西，能不能留給后人？我們還沒給后人留下什么，卻不停地破壞祖先留下的財富，無異于敗家子。
拆除村莊，撤并學校，不僅要看現在的百姓意愿，還得問問山西的歷史和文化答不答應。你們在山西干的事情，倘若你們的祖先知道，他們會同意嗎？你們希望日后山西人談論：在山西什么也沒有干，拆了鄉村，撤了學校？村莊和村校的去留，牽動著廣大村民和兒童切身的生活和教育，也牽動著眾多關心鄉村的各界人士的心，這些情況和現象并非山西獨有，也是我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思考的問題。希望熱愛山西、熱愛鄉村的人們，都來關心山西、關心鄉村，留住鄉村、留住中華文明的根和魂；希望對于鄉村和鄉村學校“應留盡留”，給后代留一條還能回去的路。
(作者蕭淑貞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師、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秘書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項目專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賀建增系北京衡榮有機農業研究院（NGO）發起人、理事長，耕讀大學執行校長，全域生態鄉村技術集成中心負責人，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耕讀生活教育聯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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