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認真審視和深刻探尋近代鄉村治理模式的演變軌跡、法權結構的變遷規律和法制制度的轉型路徑，不僅能客觀真實地揭示近代鄉村治理轉型的時代價值與基本特征，也能通過挖掘歷史資源和理順歷史脈絡來為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的模式轉型與結構優化提供啟示和經驗。近代不同時期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的模式與法制轉型的路徑盡管具有不同的方式與特點，但卻具有相同的邏輯與規律。國家治權、鄉村權威與鄉民主體之間的關系是影響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的主要因素，三者關系的協調可以為解決和處理當代農村基層治理問題提供認識論視角與方法論參考，要實現農村基層治理的現代目標，應當深度把握這三大因素，以構建現代農村基層治理的規范體制。
關鍵詞: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法制制度轉型
中國近代時期處于中華民族歷史上矛盾眾生、內外交困的特殊階段，政治被動、經濟窘迫、社會動蕩成為自清末以來近代的真實特征。鄉土社會自古就是國家法權結構體制中的關鍵部分、重要環節和核心概念，鄉土社會是傳統經濟增長的基礎，是鄉村文化孕育的土壤，是鄉土民眾生活的場域。在近代內力與外力輪番沖擊、傳統化與近代化交互摩擦、封建舊制與新法革命演進轉換中，鄉土社會也逐步開啟了近代轉型與制度變革的進程，集中體現在協調鄉村關系、維持鄉村秩序的農村基層治理法權結構開始出現變革，農村基層治理法制制度開始逐步轉型。
法權結構主要是指事物內部的邏輯構成、外部的組織形式及其內外部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互動規律，法權結構具有反映事物本質的功能，正因如此，學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曾說：“法權結構形成了事物不同的組織特征和體制特質，法權結構決定了事物的本質。”對于農村基層治理體制來說，法權結構決定了農村基層治理的體制模式，有什么樣的法權結構就有什么樣的農村基層治理模式，而且，農村基層治理法權結構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變遷而演進過來的，具有鮮明的歷史性特征。中國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的變遷既包括鄉村基層內部不同治理力量和各類組織權威的運行法權結構，也包括整體和宏觀視域中國家與鄉村控制權力的互動法權結構，當然鄉村治理法權結構的變遷始終根植于近代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現實背景之中，法權結構的變革與模式的轉型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不同歷史階段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特征有明顯的不同，這本身就與近代時期國家與鄉村處于轉型與變革的大背景有著深刻密切的聯系。國家權威集團、鄉村社會權威和鄉民主體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中基本的主體力量，還有其他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組織或者主體，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利用，各自在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共同存在于近代鄉土社會的封閉環境之中，共同依存于近代封建小農經濟的歷史基礎，而又在不斷發生力量轉變和作用轉換，由此成為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主導原因。盡管近代鄉村危機不斷、社會動蕩不安，但鄉村治理法權結構和法制體制恰恰體現了在社會不安與危機不斷的歷史背景中通過各種力量的平衡調試與博弈互動來達到和實現其變革轉型的歷史必然。
一、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之時代價值
“許多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和制度變化的歷史進程揭示了一個現象，即國家制度整體的發展和國家政權整體的穩定都有一個相同的決定因素，就是農村的穩定。農村社會的動亂會帶來國家社會的混亂，農村體制的安定決定著整個國家的安定與和諧，這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基本政治規律和重要歷史特征?！盵1]從古至今，我國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單元和最基層結構就是農村，國家制度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是由農村社會的穩定有序來決定的。當前，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基層治理制度的價值地位是很重要的，由于農村基層治理是一個歷史發展的演進過程，因而，在歷史發展的大維度下對中國鄉村治理進行全方位、全過程、全情景式的深刻關注，可以深度地挖掘出中國鄉村治理的歷史發展脈絡、歷史演進線索和歷史演化經驗，以更好地為當代農村基層治理的發展所利用。近代鄉村治理問題集中體現為國家治權、鄉土社會權威和鄉民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主要因素，因而，在近代鄉村治理的歷史進程中，國家治權、鄉村權威和鄉民主體是推進近代鄉村治理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的關鍵主體，在近代歷史上，三者之間關系的不同、內容和角色的不同定位，形成了不同的鄉村基層治理模式與體制，產生了不同的鄉村基層治理場景與效果，三者之間體制的組合和力量的整合是推進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根本原因。
觀察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與法制體制可以為厘清與認清當代鄉村治理問題提供分析線索與認識路徑，可以從歷史變遷中吸取智慧、獲取經驗?！皣抑螜唷l村權威—鄉民主體”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革新主線，各自都在近代鄉村治理模式中形成了權力系統，由于近代歷史變更的頻繁與個因，使得鄉村權威系統不斷發生變動，由此形成了近代時期不同階段的鄉村治理模式，構建了鄉村治理在近代時期不同階段的不同法權結構與法制體制。從縱向的歷史發展進程來分析，近代鄉村社會的體制變革與制度轉變是鄉村治理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特殊背景和歷史環境。從橫向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總結，近代鄉村體制變革與制度轉變又具有自身顯著的時代特征和歷史邏輯?？傮w來看，中國近代鄉村社會變遷推進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治轉型具有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漸進性。以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革為開端，在鄉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領域逐步體現變革的具體表現，原有的傳統制度、體制和基礎在歷史變革的影響下開始出現變化，最后慢慢形成整體變遷的態勢。第二，整體性。歷史變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盡管最初歷史變遷的原因來自于某一個層面，但社會法權結構具有統一性，某一方面的法權結構性變化會深深影響到社會其他方面的變動，進而形成整體性的歷史變遷。第三，非同步性。歷史變革具有自身的特殊背景，社會轉型最終是由于歷史變革所引發，但兩者之間并不同步，具有一定的時間差。第四，歷史主導性和自發性并存。歷史主導性是指社會變遷是由于面臨內外各種矛盾和壓力，以歷史時期的不同權威為主導力量的理性選擇而促動的，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歷史變革的分階段趨近，這體現在宏觀和整體層面上；自發性則是具體的、局部的變革而言，許多創新被民眾、社會所創造出來，逐漸成長，然后在歷史演進中不斷被認可，再進行推廣，形成由下至上的一條轉型之路。
國家治權、鄉村社會權威和鄉民主體三者構成了近代鄉村治理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主要歷史動力，是近代鄉村社會變遷的歷史主線，體現了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特殊規律和基本內容：一是國家治權在近代鄉村社會的配置路徑和行使范圍、鄉村社會權威的表現方式和運行渠道、鄉民主體的群體特征和行為特性決定著近代整個鄉村社會的基本結構，也決定著近代鄉村治理的體制框架。二是國家治權在近代鄉村社會是放開還是收攏、鄉村權威是緊固還是松弛、鄉民主體是否具有行為的自主性，決定著近代鄉村治理體制的整體秩序。無論是從歷史的角度對近代鄉村治理進行理論整理和規律總結，還是從史鑒的高度通過近代鄉村治理問題的反思為當前鄉村問題的解決提供思路和方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體現在：第一，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基本規律可以挖掘和探索出社會環境與歷史變換給鄉村社會與鄉村治理帶來的深層次影響的原因，可以總結和整理出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模式與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第二，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演進路徑可以完整闡釋和整理描繪近代鄉村治理結構模式與體制框架的基本價值和體制內涵，可以挖掘實現鄉村社會有機整合和整體發展的歷史原因，可以加深對近代鄉村治理變革和轉型歷史的整體認知，更重要的是能夠反射或窺探出近代鄉村社會變遷背后的深度歷史原因。為當前農村基層治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提供歷史的解決思路；為當前農村基層治理的發展與完善提供歷史的經驗智慧。
二、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之基本特征
伴隨著近代的歷史變革，近代鄉村進入了社會的轉型和治理的變遷加速期，鄉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個層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動。鄉村社會的法權結構、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及受其影響的鄉村治理體制發生了顯著改變，推動著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的變革與法制的轉型。近代鄉村治理問題集中體現為國家治權、鄉土社會權威和鄉民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的主要因素，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關鍵，也形成了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基本特征。
（一）近代鄉村社會——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基本場域
近代鄉村社會處于歷史變革時期，體現了許多近代社會變遷與時代轉型的歷史特征。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國家層級法權結構中，鄉村社會是二元法權結構中的重要部分，因而，近代鄉村社會是了解和透視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窗口和關鍵場域。近代鄉村社會涉及到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以及鄉村社會的法權結構、控制、體制等環節和領域。近代鄉村社會是近代鄉村治理的生存空間和依存環境，近代鄉村社會的變化深深影響到近代鄉村治理的變遷和轉型之程度。第一，近代鄉村社會是一個變化不斷的社會，對鄉村基層治理的變革影響較大。梁漱溟先生在著作《鄉村建設理論》、晏陽初先生在著作《平民教育概論》《農村運動的使命》和《十年來的中國》書中都深刻地指出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特殊性，都認識到近代歷史變革開啟的學習西方的體制構建方式會損壞和破壞中國鄉村的固有法權結構，是不能真正實現政治的進步。周曉虹教授在著作《傳統與變遷——江浙鄉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一書中深入地分析了近代歷史變革百年來中國鄉民的社會心理、思維模式、行為特征演變和變換的基本情況，他認為現代性既是對傳統特征的一種突破式的進步，同時現代性也具有傳統性延續和發揚的歷史使命。張鳴教授在著作《鄉土心路八十年——近代化過程中鄉民意識的變遷》一書中，從底層民眾的觀念和作為思想主體的鄉民意識的變遷這個角度，重新闡釋近代史，對近代鄉民的意識、思維、心理的變遷進行了系統研究，探索了中國鄉村社會法權結構的獨特性以及中國鄉民存在著接受現代化的可能性等問題，分析認為在1840-1920年之間，中國農村社會法權結構出現了一系列變化，農民意識對于近代化和西洋化，呈現宏觀上冷漠抗拒、微觀上親近接受的矛盾外觀。第二，近代鄉村社會法權結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費孝通先生著作《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法權結構理論，讓世界重新認識了近代鄉村社會的特殊法權結構。費孝通先生、吳晗先生在著作《皇權與紳權》一書中，對近代鄉村社會的法權結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描述，特別是強調了以鄉紳為代表的鄉村權威體系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第三，近代鄉村社會控制具有自身的本土特征：保甲制度是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控制的基本制度。聞鈞天先生在著作《中國保甲制度》一書中對中國古代和近代鄉里制度進行了最早、也是迄今為止影響較深的論述，重點提出了近代鄉村社會控制的保甲制度特征。同時，鄉里制度也是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控制的重要制度。趙秀玲教授在著作《中國鄉里制度》一書中對中國鄉里制度進行了歷史性的回顧與總結，探討了從先秦至近代鄉里制度的發端、變遷以及鄉里組織的管理形式等方面問題，仔細探索了鄉村制度的近現代的歷史演變、時代特征。
（二）近代國家治權——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主導因素
有學者認為，中國國家的治理體制包含兩大部分，處于最頂層的是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力，它屬于國家政權范疇，而且按照國家層級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級統治機構；處于最底層的是鄉村社會，由鄉村權威系統如宗族、紳士或者鄉村精英人士控制著。[2]有學者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一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一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法權結構；后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法權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盵3]有學者認為，鄉村治理的地方權威并不來自于國家權威的授予，而是在長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由地方或者村落的社會權力所支撐，并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地方性制度予以保障，使得地方權威能夠實現對鄉村事務的管理。[4]有學者認為，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統治并沒有過多實質意義上的代表，形式意義上的色彩更強烈一些，事實上，普通民眾與國家政權之間的交往更多體現在國家對民眾的稅糧征收和民眾對國家的訴訟請求兩個方面。[5]在中國歷史的演進過程中，鄉村社會的地方管理權威系統是由鄉村精英和社會名流組成，以宗族、鄉紳為代表的鄉村權威實際上在把控著傳統鄉村社會的生活秩序，這已經成為學術界認識傳統鄉村社會治理的一種基本思維。有學者高度概括了傳統中國由上至下的鄉村治理格局，即：“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盵6]這與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中國鄉村治理中的“有限官僚制”觀點相近。馬克斯·韋伯研究中國問題很深刻，在其論述《中國的宗教》著作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歷史傳統鄉村自治的理論觀點，韋伯先生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權力和統治權威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鄉村內部宗族集團對鄉村社會和鄉民群體的控制，宗族控制著鄉村社會事務的管理，其權威來自于鄉民族人的支撐，“抵制著世襲君主行政體系的無情入侵”[7]；另一個是宗族組織或者宗族場所形成的對鄉村重大公共事務的管理。國內外學術界關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治理體制或者治理法權結構時，更多的認為鄉村社會的權威力量更多來自于鄉村社會內部，基本上都忽略了在國家治權對鄉村治理和社會事務管理方面的作用研究。實事求是地說，盡管鄉村權威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呈現出主導的作用，但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一直都是處于國家治權的專制控制之下，除了國家治權在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事務進行權力管制和強力控制之外，國家治權形成的權力法權結構和統治體制也在不斷向鄉村社會延伸。在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過程中，國家治權在鄉村社會權力體系中的變化是導致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的主要因素，是鄉村社會內部治理體系變化與權力變動的重要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說，國家治權在鄉村社會的控制法權結構決定著鄉村治理的效果。因而，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始終是以國家治權在鄉村社會的法權結構變化和權力變換為基礎。有學者認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歷史問題，僅僅只是從村內鄉民的視角和維度去觀察鄉村社會事務，而不緊緊抓住傳統鄉村社會在國家整體文化影響和互動這一背景的話，無疑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認識是片面的和不科學的，研究中國鄉村的傳統歷史與社會變遷，必須要把握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作用和影響，才能認識到近代鄉村社會變遷的真實原因和實質徑路。[8]
（三）近代鄉村權威——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根本基礎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基本結構與運轉進路中，始終都離不開鄉村社會內部的權威系統，鄉村權威或者鄉村社會權力生成于鄉村系統內部，在規范鄉村社會關系，維持鄉村社會秩序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鄉村權威系統是傳統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是鄉村治理十分重要的一股權力，也是連接村內與村外權力體系的一座橋梁，更多的學者將鄉村權威系統聚焦在宗族等村內組織和鄉紳等村內精英的研究上。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鄉村是由國家、士紳和鄉土社會組成的三角管理法權結構和體制框架，在鄉村治理事務中真正發揮實質作用的是存在于鄉村社會內部的鄉紳、族長等鄉村精英人士。[9]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鄉村是一個鄉村社會自治治理的村落，沒有體現或者沒有出現朝廷等國家政權的干預意志，鄉村社會生活秩序是由宗族為主的治理組織來維持的，傳統鄉村社會主要受制于宗族組織的控制與統治，國家在村內的力量不及于鄉村社會內部的宗族組織。[10]有學者認為，近代鄉村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伴隨著近代歷史變革在不斷拆解和破散，但在這一過程中，鄉村紳士作為傳統秩序的維持者，其權威系統并未受到挑戰和破壞。[10]有學者認為，中國由傳統向近代演進過程中，鄉村治理的領袖主要是鄉村社會內部的權威人士，主要是村內具有勢力的家庭和士紳，也包括從事農業生產的富裕農民、中產農民以及農民精英人物。[11]有學者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即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制秩序和力量及以家族或宗族為中心的鄉土秩序和民間力量。[3]在近代民國時期，民國政府和北洋政府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國家權力下沉到鄉村社會，但是，鄉村社會內部的權威體系在鄉村治理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近代歷史變革以來，鄉村社會內部權威體系的地位與功能隨著歷史變革帶來的國家與鄉村關系的變化而處于不斷變遷之中，鄉村權威體系內部的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地位與功能也隨著鄉村社會內部權力法權結構的變化在不斷變動。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鄉村一直處于國家封建政權的統治與控制之下，封建政權通過構建的科舉考試制度、官僚管理體系和正統封建意識形態的控制體制在實現這一統治的，鄉村社會內部的權威體系和社會精英依靠著封建王權的地位在鄉村社會內部發揮著作用，封建政權是控制與統治鄉村社會的主要力量。晚晴新政之前，國家封建政權的機構體系止于縣級，鄉村社會實施的是自治體制，而封建王權統治之下的鄉村地方自治實質上是由家族和鄉紳來共同實現的。[12]鄉村社會體制外精英在鄉村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有學者將這種以體制外精英為代表的鄉村權威體系稱為“長老統治”，包含橫暴權力、同意權力和教化權力三個具體的權力運行形態，其中橫暴權力的權源來自于國家的確認與支持，同意權力的權源來自于鄉村社會的契約遵守，教化權力的權源來自于鄉村社會歷史形成的傳統習俗。[13]
（四）近代鄉民——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重要力量
鄉民是鄉村社會生活的主角，是鄉村社會歷史的推動者，盡管在近代鄉村治理變遷與轉型過程中，鄉民在有些研究者看來其作用和貢獻是相當有限的，但作為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中的一個力量主體，鄉民主體在鄉村治理體制中的地位和角色及在推進近代鄉村治理變革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很多學者都已經關注到近代鄉民在推進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歷史變遷和治理變革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0世紀前半期，美國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卜凱于1937年出版了《中國土地利用》一書。他認為，制約中國鄉村發展的瓶頸是農場面積的零細和生產力水平過低，中國鄉村貧困的根源在于人口過剩和人口分布過密，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控制人口的過度增長。日本在20世紀初，為了加快對華侵略政策的制定，以鄉民主體為觀察中心，集中在中國的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組織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并且獲得近代鄉村寶貴的研究資料。正如有學者所言盡管“作為一個侵略國發起的研究，滿鐵的調查，肯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質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盵14]這批調研資料對于部分學者了解中國鄉村和中國鄉民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部分學者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如美國學者馬若孟在1970年出版的著作《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1890-1949）》、美國學者黃宗智1985年出版的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1990年出版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美國學者杜贊奇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等等書籍都引用或者參考了這批調查資料中的某些部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在20世紀20—30年代在中國農村開展的實地調研而形成了調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對于后期中國革命的推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毛澤東同志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認為在近代歷史變革過程中，不能照搬西方的演進道路，應當立足中國傳統農業國家的實際情況，以解決中國的鄉村和鄉民問題為根本，重建或者復興中華民族的鄉村文化，通過重建文化、復興農業來找到近代的改良之路。“鄉村建設派”學者深入各地鄉村，依靠自己的學術主張，大力興辦鄉村教育，大膽進行地方自治試驗，努力探索鄉村改造之路。
三、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之歷史啟示
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與法制體制是調整近代鄉村社會關系、維系近代鄉村社會秩序的基本渠道，也是國家治權、鄉村權威、鄉民主體三大權威系統共同作用的組織脈絡。但是，近代鄉村治理的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治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和不足：第一，只放權于紳，不放權于民，普通鄉民很難具有治理的權利。因而，近代鄉村治理轉型只是呈現出有限民主化的特征。在制度設計上，近代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讓鄉民主體真正擁有治理的權利，最典型的是在治理機構的選舉中，對選民和候選人的資格做了嚴格限制，普通鄉民根本就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正是因為資格上有限制，鄉民主體對治理事務漠不關心，治理機構基本上都被有權有錢的鄉紳控制和把持。在這樣的治理機構中，民眾的利益訴求根本就無法得到伸張。第二，規范化的近代基層治理制度沒有形成。有學者認為：“規范化的政治運行和制度化的政治體制在我國農村一直沒有建立起來，一直是農村基層政治發展最大的問題?！盵4]這一點在中國近代鄉村治理過程中體現得最明顯，近代鄉村治理體制中沒有形成制度化的規范機制，沒有國家治權行使范圍、運行方式和實施手段的規范性制度，沒有鄉村社會權威活動場域和表現形式的規范性制度，也沒有鄉民主體參與治理的行為途徑和個性體現的規范化制度，特別是缺少對鄉民主體行為保障的制度體制，更不用說建立鄉民主體行為救濟渠道的規范性制度了。久而久之，近代鄉村治理由于忽視制度化的體制構建，因而一直沒有在基層治理過程中樹立起制度的權威，鄉村治理一直處于傳統習慣調整的狀態，使得近代鄉村治理根本無法建立起對國家治權有效規范、適時約束的制度機制，使得鄉村權威和鄉民主體對近代鄉村治理發揮作用的空間極其有限，這些都是我們解決當代農村基層治理問題時應當引起重視的方面。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歷史對當代農村基層治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啟示。
（一）國家治權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規范作用，但這種規范作用又具有限制性
國家治權在鄉村治理體制中具有規范限制性，這既符合近代以來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客觀規律，又體現當前農村基層治理模式的制度價值和發展目標。國家治權在農村基層治理體制構建和具體運行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不同時期盡管國家治權發揮作用的內容有不同，但國家治權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太多的根本性變化，這在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歷史過程中得到明顯體現。吸取近代鄉村治理變革和轉型的經驗教訓，在當代的農村治理模式中，一方面要繼續強調發揮國家治權在農村基層治理的規范作用，但另一方面更要突出這種規范作用是有嚴格的范圍和形式的限制。以國家治權的規范限制為基礎構建現代農村基層治理法權結構和治理模式的體制根基，體現現代的鄉村治理權力運行的基本特征，對國家治權在現代農村治理中發揮規范限制作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適性認識是建立在對中國近代鄉村治理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所形成的經驗教訓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的。在國家治權具有規范限制性的基層治理框架中，最重要的就是結合近代鄉村治理的問題和缺陷，緊貼現代基層治理的思維和觀念，正確的處理“規范”和“限制”之間的關系，合理地安排兩者的行使空域：國家治權的“規范”地位和作用應當堅持和牢守，但“限制”的范圍和方式應當予以高度認可。發揮國家治權在現代農村基層治理中的規范制約性，可以有兩層含義：第一，鄉村治理不是一個沒有國家治權干預和規制的空檔領域，當前農村基層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的解決還離不開國家治權的支持，因此，國家治權不是在農村基層治理領域的完全退場。國家治權的根本性退出也不會產生農村基層純粹的理想化的自治場面，反而離開了國家治權的規范會阻礙基層治理自治目標的實現。第二，鄉村治理是一個國家治權合法規范和適度運行的政治場域?，F代鄉村治理的本質屬性、根本特征和近代以來形成的鄉村治理基本結構決定了國家治權在農村治理場域的有限性，國家治權行使的目的是特定的，即為了實現農村社會的規范秩序和農村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效實現，國家治權在農村基層治理法權結構中的價值立場與農村基層治理的制度目標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國家治權在鄉村治理體制中具有規范限制性，決定了鄉村治理既不是一個沒有國家治權存在而獨立運行的治理領域，也不是一個國家治權無所不為的政治空間，它是一個國家治權地位特別、作用特殊、功能特定的系統工程。
（二）構建現代“國家治權規范限制—鄉村權威有序運行—鄉民主體理性自治”的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與法治體制既是近代以來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歷史必然，也符合當前農村基層治理的現實運行情況和實際制度需要
國家治權、鄉村權威和村民主體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和法制轉型的主體因素和重要力量，三者關系的不同形態產生了不同的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和法制體制。三者是歷史因素，也是現代因素；三者是歷史資源，也是現代資源；三者是歷史線索，也是現代主線。三者是從近代一直存在并演化至今仍成為現代農村基層治理法權結構的重要主體。但是，當前三者在農村基層治理中的制度地位和功能價值較之于近代時期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F代的民主理念、法治思維和自治觀念等政治追求已經融入三者的關系之中，直接影響到現代農村基層治理的法權結構和法制體制?，F代的政治追求成為平衡和協調三者之間關系的基本價值主張，成為三者之間合理發揮作用的根本行為準則?，F代農村政治的體制格局和鄉村治理的法權結構既要實現農村社會的有序運行，又要實現農村社會的規范運行，正確劃定國家、鄉土社會與村民個體之間的行為空間，既要實現農村社會的相對自主和獨立，又要實現農村社會在國家統一體制之下的安定有序。因此，科學地厘清國家治權、鄉村權威與鄉民主體的空間范疇，合理地設定國家治權、鄉村權威與鄉民主體的行為范圍，使“國家治權—鄉村權威—村民主體”三者關系在現代農村政治框架下發生根本性的轉換和全新性的轉變，急需構建一種現代的“國家治權規范限制—鄉村權威有序運行—村民主體理性自治”的農村基層治理法權結構和法制體制。在整體的農村政治框架和現實的農村政治生活中，國家治權、鄉村社會權威和村民主體在制度體制內是聯系緊密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但是，在現代國家和社會二元化發展格局日趨明顯的情景之下，國家治權、鄉村社會權威和村民主體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各自的行為目標與運行價值的不同而產生了分離，特別是當前多元農村社會利益格局的形成和市場化發展的經濟運行模式的確立，三者之間的分離孕育了現代農村治理的基本體系。“國家治權規范限制—鄉村權威有序運行—鄉民主體理性自治”的現代鄉村治理的法權結構與法治體制是對“國家治權—鄉村權威—鄉民主體”的歷史主線的現代闡釋，是符合政治現代化發展方向的全新界定?！皣抑螜唷l村權威—鄉民主體”互幫互助、互相支持、和諧發展、共同進步的現代發展趨勢將取代近代鄉村治理變遷模式中國家治權對鄉村權威、鄉民主體的全面主導和管控。鄉村社會的發展空間不斷壯大、發展視野不斷拓寬、發展活力不斷激發是“國家治權規范限制—鄉村權威有序運行—鄉民主體理性自治”的現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與法制體制在農村基層治理過程中發揮實質性作用而釋放出的制度優勢。在農村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權規范限制—鄉村權威有序運行—鄉民主體理性自治”的現代鄉村治理的法權結構與法治體制將會促使農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資源因素展示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力，推進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發展。
四、結語
鄉村治理問題自古就是歷史變遷的最基本問題，也是近代歷史發展的最根本問題。全面審視和認真探尋近代百多年歷史發展過程中鄉村治理模式的演變軌跡、法權結構變革規律和法制轉型路徑，不僅能客觀真實的揭示近代鄉村治理轉型的歷史價值、更替邏輯與基本規律，也能通過挖掘歷史資源和理順歷史脈絡來正確分析和客觀評判鄉村治理變遷轉型的歷史價值。因而，對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的模式與路徑進行深入剖析、對近代時期鄉村治理的基本方式與法權結構特征進行全面梳理、對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轉變和法制轉型的基本邏輯與客觀規律進行認真總結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國家治權、鄉村權威與鄉民主體是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中三個基本的主體力量，它們共同存在于鄉土社會的變革環境之中，共同依存于封建小農經濟的歷史基礎，而又在不斷發生力量轉變和作用轉換，由此成為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主導原因。從中國近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變革與法制轉型的深厚歷史中挖掘資源，緊緊抓住近代以來在我國鄉村治理法權結構和法制體制中形成的“國家治權—鄉村權威—鄉民主體”三個非常重要的主體力量和關鍵因素，才能根本性地把握我國現代農村基層治理制度發展的體制基礎。結合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模式轉型和結構優化的時代需要，積極構建“國家治權規范限制—鄉村權威有序運行—鄉民主體理性自治”的現代鄉村治理法權結構與法制體制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是現實生活的迫切需要。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湘論壇》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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