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必須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使綠水青山產生巨大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生態優先與綠色發展是人與自然全面協調并共生共長的重要基石，是實現人類社會健康持續發展的邏輯依據。那么，在現實經濟社會發展中，究竟該如何突出生態優先思想，確立綠色發展理念，科學應對和正確處理現實發展中的諸多問題，則需要研究分析并構建相應的理論框架。
一、切實樹立綠色發展理念，明確生態文明建設主體地位
近年來，日趨嚴峻的環境問題不斷引發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深思，尤其是在氣候惡化、空氣霾害、土壤污染等事件嚴重威脅人的健康乃至生存安全的時候，引致了人們福利水平的不增反降。而緣由并不是由于物質財富的減少，而是因為資源環境的損害使生態系統中的既有功能弱化，導致了環境福利水平的降低。追究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發展理念的偏移和對自然規律缺乏敬畏的隨心所欲。事實上，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對自然世界的尊崇精神自古有之，如“道法自然”與“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與治理觀念，就詮釋了人與自然協調共生的內在機理。然而，在現代社會里，由于對物質財富追求心理的過度與膨脹，引發了人們對當期利益的強烈訴求；而在社會管理體系中，不正確的政績觀及其GDP崇拜，更加讓長期效應難以貼現，使得短期利益和能夠顯現出來的經濟增長成為了衡量社會財富的重要指標，并由此引致了以犧牲生態環境和未來利益為代價以實現當期增長的行為邏輯。長此以往，便衍生出嚴重的資源環境破壞和生態資本衰減，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內部約束越來越多并越來越硬，制約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對此，迫切需要發展模式的矯正及發展思路的糾偏，需要遵從自然規律、崇尚生態環境和推崇綠色發展的新理念。
思路決定出路。要想實現綠色發展，就必須確立資源環境的核心地位，建立生態優先的主體意識，全方位強化綠色發展理念。只有完全破除“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強調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構建資源環境價值內化后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確立綠色發展的引導機制，才能從根本上糾正發展的方向，轉換發展的軌跡，創造并形成中國的生態建設道路和綠色發展模式。
二、加快構建生態優先制度框架，不斷完善綠色發展政策體系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終極目標。建設生態文明，實現綠色發展，絕非一時之想，一朝之策，也絕非一蹴而就的簡單之事，而是需要大眾齊心基礎上的長久恒心和持久耐心。這就需要建構一個完整的制度框架，制定一個良好的政策體系并創建一個人人愿意積極參與的環境氛圍。從已有的實踐看，我國雖然建立了旨在保護生態環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如在上世紀80年代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此后又先后出臺了《環境影響評價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和《清潔生產促進法》等等以及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做出的修訂與調整，同時，還依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確立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總體戰略與政策框架，在綠色發展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先前發展不夠而造成的物質匱乏，使得人們對GDP短期增長目標重點關切，缺失了對資源環境及長期利益的訴求欲望，衍生出以降低資源環境成本、弱化生態管理措施來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行為。長此以往，將使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積重難返。
為此，構建生態優先的制度框架，完善綠色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建立起從生態優先理念——環境法規制度——綠色發展政策——實踐操作機制的完整鏈條，對最終實現綠色發展意義重大。值得肯定的是，經過修訂完善后的“新環保法”，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環保法于2015年1月開始實施。與之相伴隨，環境保護督察工作也從2016年進入實踐環節，表明了中央動用一切力量，排除一切雜念，全方位立體化的開展環保督察巡視和嚴格環保執法的決心，體現了切實推行發展綠色化和實現綠色發展的強烈意志。但與這種宏觀管理措施相配套，還需要面向企業微觀主體的綠色發展機制構建，如企業綠色許可發放、能源消費配額等約束性的制度建立，綠色稅費、綠色財政、綠色金融、政府綠色采購等激勵性的政策制定。與此同時，中觀層次上的地方政府發展觀問題，則需要通過加大“綠色化”指標在干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實行嚴格的自然資源資產和環境責任離任審計以及領導干部生態環境終身責任追究制，才能促使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理念在制度上自成一體，在實踐上一以貫之，最終發揮出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三、加大科技創新及技術推廣力度，強化綠色發展科技支撐
在生態優先理念形成和意識覺醒的情況下，要實現綠色發展，還必須“有技可依，有術可靠”，必須要有良好的硬件工具和較高的生產力手段，要有能夠有效降低資源浪費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具體措施與實施條件，這些都需要在科技創新及其成果支撐下的技術手段創造。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理論所揭示的那樣，隨著世界各國對于生態環境保護、溫室氣體減排等環境問題關注和重視程度的提高，舊有的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傳統產業終究會在新型技術手段的作用下，被低碳排、高清潔的新興綠色產業所替代，低耗費低排放和高質量高效益的綠色發展模式將會受到高度關注而成為主流，綠色經濟也將因順應時代而全面進入發展期，并通過綠色技術支持下的綠色產品創造來滿足市場需求，迎合市場需要，進而在經濟增長的高效中實現發展的綠色化。
為此，必須充分利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契機，借力發展進入新常態所空余出來的換檔期，順勢而為，通過強有力的科技創新，尤其是融入生態優先理念的技術革命，構建起實現綠色發展目標和保障生態產品供給所必須的基礎平臺與條件手段。這就需要建構一套為綠色科技創新鋪路搭橋和保駕護航的制度體系，如制定并出臺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通過各種人才激勵政策、創新引導基金、創業平臺搭建等措施，鼓勵和支持綠色技術的研究、開發、應用和推廣，為綠色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條件并提供強大的技術保障。
四、推動產業轉型和改造升級，實現產業發展綠色化
在傳統發展模式中，以滿足“量”的增長為特征的低端產業和重型結構，在短期內雖然實現了物質產品的大幅增加，促進了外在經濟的“欣欣向榮”，但隱含并顯現出巨大的環境破壞與資源損耗，引致一系列負的外部性問題，尤其是水泥、鋼鐵、化工等高能耗、重污染行業，在較低的資本有機構成水平下，效率不高、污染嚴重、耗費巨大，既影響經濟效益產出，又影響環境福利增進，對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形成重大約束。為此，只有在生產方式上做文章，在結構優化上加力度，在改造升級上提效率，才能有助于減緩甚至消除傳統產業普遍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和高浪費的積弊，促使產業結構輕質化、高級化，在循環低碳中實現資源節約，在環境友好中實現綠色發展。
在具體實踐中，一方面，必須按照“低碳、循環、綠色、生態”的內在要求，通過加快科技進步和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來促使生產方式轉換，使科學技術在減排降耗和資源節約中發揮出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進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完善產業生態系統，創新產業生態功能，強化產業環保標準，促使產業結構優化。與此同時，在微觀層次上，將資源節約、綠色環保理念融入到產品設計環節，實現產品功能重組或再造；將生態意識貫穿到產品生產全過程，以強化產品生態功能，不斷提升產品品質。以農業為例，就需要將長期以來以產量追求為目標的粗放發展模式及其產業結構予以轉換，對所引致的水土污染和環境損害現象著力逆轉，強化并發揮農業的生態功能，通過體制機制改革來激活市場、激活要素和激活主體，切實加大現代農業產業園、科技園、創業園建設；通過“一控兩減三基本”來優化資源配置，使循環農業更好、低碳農業更強、生態農業更綠，在綠色生產、精準生產和三產深度融合中，促使產品結構更優，進而實現生產方式生態化和農業發展綠色化。
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在觀念上確立生態優先，明確其主體地位，在制度框架上不斷完善并嚴格實踐實施，在科技創新上加大研發力度并支撐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就一定能夠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中，在綠色發展的大道上，邁開步子，跨上高臺。
作者：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張俊飚，講師 張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湖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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