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認為，正在迅速推進的城鎮化是一場結構性的變革，將實現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的轉變。城鎮化將傳統的鄉土社會“連根拔起”，為社會注入更多的現代因子，但也會造成養育中國的鄉土之根的枯萎。特別是當下的中國正處于城鄉中國的歷史節點上，其重要特征是城鄉發展的嚴重失衡，從而出現了大量人口的“失根”和“無根”的“飄浮”狀態，國家治理缺乏足夠的政治定力。為此要通過城鄉一體化獲得城鄉均衡，以人的城鎮化讓進城農民獲得新的根基，以人的新農村建設讓農村成為人們愿意在那里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關鍵詞：城鎮化；農村改革；一體化；新農村
均衡是事物的理想狀態，但人類社會往往是以非均衡，甚至失衡狀態發展的。人類歷史上每一場結構性變革都會伴隨著巨大的“陣痛”，甚至“痙攣”。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傳統農村與現代城市形成強烈落差，并會帶來巨大的心理沖擊。從歷史進步的角度看，工業化、城鎮化是大勢所趨、勢所必然，但如何在這一必然中減輕“分娩”的痛苦，讓廣大農村和農民參與和分享必然進程的成果，而不是成為“歷史的棄兒”，由城鄉失衡到城鄉均衡，卻是需要給予充分重視的問題。
一、城鎮化：將鄉土社會“連根拔起”
現代化由傳統而來。傳統會規制現代化進程和道路。美國學者摩爾運用其深邃的歷史眼光看待傳統因子對未來造型的影響，認為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階級因子，會對未來歷史的造型發生強烈影響。[i]
傳統中國是一個以鄉土社會為根基的中國。在上世紀前半葉，進入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就發現，“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個是農村，一個是城鎮。“然而，中國仍然是個農民的國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上。所以社會的主要劃分是城市和鄉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以上的人口，和10%到15%的流動上層階級人口之間的劃分。這種分野仍然是今天中國政治舞臺的基礎，使國家統治權難以從少數人手里擴散給多數人”。[ii] 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的中國發生了以廣大農民為基礎，并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關鍵的中國革命。
鄉土中國不僅意味鄉村人口占多數，而且意味整個國家的根基在鄉村。這不僅在于作為國家經濟支撐的賦稅來源于鄉村，更在于整個國家的價值取向重心在于鄉村。無論那一個統治者都不得不“以農為本”、“守土有責”；社會精英進城為官，最后還是要“葉落歸根”；人們無論流向那里，“衣錦還鄉”仍然是終極夢想。但是，鄉土中國并不是永恒的存在，更不是人類終極的美好家園。1949年革命后，特別是1978年以后，中國進入了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過程，其重要后果是呈加速度的城鎮化。1978年，中國的農村人口還占全國人口80%以上，30多年后，城鎮人口已達50%以上。
如果說中國革命是20世紀上半期的偉大變革，那么，城鎮化則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偉大變革，且變革更為深刻。其深刻之處就在于結構性變革，即現代社會因子愈來愈占主導地位。一個社會的進步最終取決于創新性因子的產生及其地位。傳統中國也發生了無數次農民反抗，但始終是“有造反而無革命”。[iii]只是具有現代意識的先進政黨的出現，才有了創新性的革命。但是由于傳統社會因子在社會結構中仍然占有相當比例，使得革命后的現代化進程飽經曲折，先進的社會主義經常為傳統的平均主義所困擾。
因此，從歷史進步的角度看，城鎮化將為社會植入愈來愈多的現代要素，從而獲得更多現代國家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這種穩定性內生于社會結構之中，并與創新性相伴隨，而不是傳統社會那樣與“超穩定”相伴隨的是“周期性動亂”。從世界歷史進程的角度看，在城鎮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里，基本沒有發生過激烈的社會革命；而在發生激烈的社會革命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從這一角度看，我們對城鎮化的意義無論作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
意義愈大，意味著歷史反差愈大。城鎮化不僅僅意味著人口、國家的財政的城鎮比例愈來愈大，更重要的是鄉土中國的根基發生動搖，是一場“連根拔起”的變革。盡管國家價值仍然強調“無農不穩”，但社會驅動則是“無工不富”；不僅大量精英進入“新學”，義無反顧地奔向城市，就是大量勞動者也棄田務工，對用熱血和汗水換來的土地不再有無限的眷念；昔日的鄉土為人遺忘，如畫的鄉村甚至成為垃圾場……。正是基于此，上個世紀以梁漱溟先生為代表的人文知識分子強烈呼呼中國的根本在鄉土，鄉村建設就是中國建設。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城鎮化的加快，對“失落的鄉村”的悲嘆延綿不絕，并激發起社會的強烈反響。這不僅僅是對“鄉愁”的憂傷，更在于對“鄉土之根”枯萎的痛惜。春節期間一些網上帖子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就是人們對自己故土的衰敗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淡淡的憂傷，在于我們過去都來自于鄉土，而養育過我們的老樹根正在枯萎。
但是，無論情感上多么真摯，我們還是不得不正視：城鎮化畢竟是歷史的大勢所趨，更不可以因此而重返鄉土中國。
二、城鄉中國的失衡與人的“飄浮”
當然，對于城鎮化造成的“失落的鄉村”的呼喊，更多的是現實的城鄉失衡場景造成的心理落差。
當今中國正處于城鎮化進程之中，即還沒有完成城鎮化。中國還在由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的結構轉變之中，處于“城鄉中國”的過渡階段和歷史節點上。鄉土中國的鄉村人口在70%以上，城鎮中國的城鎮人口在70%以上，而當下中國城鎮人口為對半。更重要的是農業在國家財政稅收中的比例僅僅只有10%左右，農業收入根本無法支撐龐大的農村人口獲得與城鎮一樣的收入和生活，由此形成巨大的城鄉落差，城鎮與鄉村發展處于失衡狀態。造成這一狀態的原因首先在于現代社會本身。傳統社會是以土地要素為核心的社會，因此人們“守土為本”。現代社會是一個以市場和資本為核心的社會。與鄉村相比，城市有著特殊的位置優勢，形成城鄉之間的“位差”。在馬克思看來：“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iv]這種城鄉位差，決定了財富和人口愈來愈向城市集中，城市呈加速度發展；鄉村則是相反的情況，盡管有所發展，但始終難以與城市平行發展，由以往的中心地位日益邊緣化，且愈來愈失去“話語權”和影響力，造成城鄉之間的“勢差”。這一趨勢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農村和農民問題因此成為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問題。而在中國，由于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發展失衡問題又顯得特別突出。如我國當下城鎮常住人口達50%以上，戶籍人口才30%多。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國民收入所得稅和提供城鄉均等的公共服務，但中國長期延續的是農業稅和教育等公共物品的農民自我提供制度。
城鄉中國的重要特征是巨大的城鄉失衡或者城鄉落差。盡管這種城鄉落差很難造成鄉土中國那樣的社會大動蕩，但是由此出現的社會問題，則會影響社會的持續穩定。除了經濟原因以外，還在于心理原因。現代化一方面造成城鄉落差，另一方面又會帶來現代性價值。在人們沒有接受現代價值時，還有可能容忍城鄉之間的落差；而一旦獲得現代價值，則愈來愈難以容忍城鄉失衡，從而滋生出巨大的不公平感和心理失衡。這些具有不公平感的人的心理處于“飄浮”狀態，缺乏穩定的根基。
其一，農民進城，問題也進了城。進城無疑是解決因人地關系和農業產業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路徑。但是，如果農民進了城，得不到相應的就業和保障，他們難以融入城市，就會處于“飄浮”狀態，對所生活的城市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這在農民工二代身上表現特別突出。他們既無鄉村之根，也無城市根基，很容易造亂子。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專門探討過類似的問題。他引述了漢德林的話：“第二代人是不穩定的因素……隨著他們越來越人多勢眾，他們就到處捅亂子，而這正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缺乏固定的地位。”他還以美國為例，指出：“第一代堅守農村的生活方式和處世態度，第二代人在城市環境中形成其夢想，為了實現這些夢想，他們先是犯罪，然后從事其他搗蛋活動。”[v]中國的情況與美國不一樣，但進城的農民工二代缺乏穩定的根基并有可能引發社會問題卻有類似之處。當下城市治安問題大量由流動人口引起是不爭的事實。
其二，農民進城，留下了問題。大量農民進城造成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和凋敝化。這不僅僅在于優質人口流入城鎮，更重要的是人生重心和取向是城市，而不是鄉村。鄉村不再是一生守護的家園，而是不得已的居所。仍然在農村的人的收入還是傳統農業，但其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已城市化，而傳統農業收入已無法支撐其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從而很容易去尋求非正當收入。盡管鄉村的表象還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純樸、鄉情、年味，即沒有了傳統鄉村的精神根基。鄉民雖然人還在鄉村，但其靈魂處于“飄浮”狀態，并沒有將祖祖輩輩留傳下來的精神根基保留和傳承下去。這正是一些春節回返鄉里的城市精英深感憂慮之處。他們再也找不到魂牽夢縈的少年時代的鄉村了。
城鄉失衡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即落差愈大，人口愈是會向城市集中，鄉村愈會邊緣化，城鄉之間的落差愈大，引起的問題愈突出。城鄉中國可能不會像鄉土中國那樣發生大規模動蕩，但會伴隨大量社會問題，使得國家治理缺乏足夠的政治定力，甚至處于政治緊張狀態，如維穩至上。
三、在城鄉一體中獲得歷史的均衡
城鄉中國的結構性落差是歷史形成的，也需要在歷史進程中努力克服，通過城鄉一體化獲得歷史的均衡。
一是以城鄉一體化克服位差。在現代化進程中，城鎮的中心化和鄉村的邊緣化具有一定的趨勢性。在列寧看來，“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vi]但是，如果城鄉落差過大，則會產生社會的不均衡，因此特別需要國家給予農村以高度重視和特殊支持。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將城鄉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方略，連續下發10多個中央一號文件推進農村發展，實際上就是要努力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城鄉失衡問題，將農村發展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換言之，受市場驅動，城市發展有著強大的自生動力，而農村則需要外部推動和保護。中國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關鍵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
二是以城鄉一體化克服勢差。城鎮的中心化和鄉村的邊緣化將會帶來勢差，進一步導致鄉村的邊緣化。由此需要重新認識農民和農村的價值。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不是消極的“歷史的棄兒”，而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革命依靠的是廣大農民，現代化同樣要依靠廣大農民。改革開放以后創造了中國奇跡，但這一奇跡的創造主體卻是有著深厚歷史底蘊的農民。[vii] 只要給他們提供平等參與現代化的機會，他們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創造奇跡。
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沒有出現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美國等發達國家出現過的城市“貧民窟”，在相當程度得益于自力自強的中國農民。要解決進城農民的“根”的問題，最主要的是讓他們在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的同時，公平享受現代化的成果，如均等的公共服務。其次要深化認識城鄉關系。在城鄉中國的現階段，鄉村因為難以提供城鎮那樣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因此而被冷落，甚至被拋棄。盡管中央出臺多個一號文件，但農村并被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鄉村的價值會得到再次挖掘并日益凸現。鄉村以往主要是農業產業功能，因為產業弱勢而為人冷落。而當人們大規模進入城市后，鄉村的多重價值得以顯現，不僅僅具有產業功能，還是能夠獲得潔凈空氣、優質環境、寬松心態的新的生活家園，是能夠從長期傳統中獲得歷史定力的精神家園。這正是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重新回歸鄉村的重要原因。如果從后城鎮化的角度看待鄉村，鄉村就不會簡單視為“落后”的代名詞而為人冷落。
當然，認識只是指出一種趨勢。在解決當下城鄉中國的失衡問題時，還需要從兩個方面努力。
其一，通過人的城鎮化，使進城農民重新獲得根基，解決農民工，特別是農民工二代的“飄浮”狀態。城市高樓建筑大量的是農民工修建，他們身體進了城，更重要是心靈進城，通過平等提供公共服務，促使他們盡快融入城鎮，在城鎮獲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對于絕大多數“農二代”來講，他們學校畢業后就進了城，在農村無根，也無回鄉尋根的計劃。這就需要為他們提供同等條件和創造同等機會，成為新的城鎮居民。沿海地區的城鎮逐步打開城鎮大門，接納農民工，做出良好表率。衡量中國城鎮化，不僅僅在于多少人口進入城鎮，更重要的是多少人口融入城鎮，能夠定居定心。
其二，通過人的新農村建設，使得農村成為人們的自我選擇的地方，促進城鄉資源的自由流動，并在流動中獲得最大價值。早在20多年前，筆者拜望被稱之為“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先生，老人家專門題詞：要讓農村成為人們愿意在那里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地方。這一題詞非常深刻。長期歷史以來，農村是農民與生俱來的場所，而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由于城鄉失衡，他們很容易離鄉離土，選擇進城。本世紀以來，我國開啟了大規模的新農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失衡問題。但是，要解決這一問題仍然有大量工作可做。許多地方的新農村建設還只是停留在建新房的表層，忽視了如何留住人，留住人心的問題。人們用政府補貼和自己多年的積蓄，甚至負債，建了新房后還是奔向城鎮。其重要原因是鄉村的收入、公共物品供給、生活方式與城鎮尚有很大落差。物的新農村建設還會造成大量資源的閑置，甚至占用寶貴的土地。筆者2015年在30多個村莊調查時發現許多地方的房屋建筑在良田上，卻無人居住，甚感痛心。其深層原因是農村土地和房產還限于本村居民集體所有，農民持有不占白不占的心理。與此同時，城市人希望投資于農業，在農村尋找一個新的家園，卻又受限于現有體制。城市成為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的地方，而農村卻無法自由選擇，農民不能將自己的田產房產變現后進城，資源不能在自由流動中獲得最大價值。這不能不制約著農村發展。因為資源的自由流動才能獲得最大價值；只有經過自由選擇的地方，人們才生活得心安理得。所以，要讓農村成為人們愿意而不是被迫在那里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路還很遙遠，還有許多體制性障礙需要克服。近幾年我國開展的土地三權分置、宅基地流轉試點改革，或許正在探索出一條出路。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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