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就農業與西北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談幾點看法，有些可能不同于既往的觀點，不對的地方請微友們批評指正。
一、西北具備原始農業起源與早期旱作農業的適生環境
農業起源在人類發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過于豐饒或過于嚴酷的環境都不利于農業起源。過于豐饒的自然富源往往延后了農業的產生、過于豐茂的植被加大了農業的勞動投入，反倒成為某種制約因素。在有足夠的采集、漁獵資源的情況下，人類不會主動從事作物的栽培與動物的馴養，農牧業也就不會起源。資源的短缺，才會迫使人類去尋找新的生存途徑與方式。
西北早期的生態環境介乎“過于豐饒”和“過于嚴酷”這二者之間，具備農業起源的某些先決條件，成為公認的中國旱作農業起源中心之一。
中國農業地域的拓展，是循著先易后難的路徑逐步推開的。只有人類具備了較強的開發能力之后，江南等地的農業自然資源優勢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與利用。這是唐宋以后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南方超過北方的根本原因。
二、旱農類型選擇與三代治水得失
西北地區濃郁的旱作農業類型特征，是環境制約與選擇的結果。某種農作類型一旦確定后，人類就會改造環境以適應這種選擇。對于黍稷類作物，過于溫濕的地理氣候條件并非其適生環境。三代時期，黃河流域關于治水的傳說與記載很多，其目的在于改善生存環境、改造生產條件。當時的治水活動完全不同于后世的以灌溉為主，而是以排澇為主。
但是從現代角度去看，先民的治水與農業活動，使我們喪失了寶貴的水資源集聚、涵養地，西北的農業環境再也難以恢復到以前的原生狀態和水平。這一代價是相當大的，以至于我們世世代代為應對農業干旱問題而不懈努力。
三、漢唐西北農業開發認識與評價
漢唐時期西北農業開發的規模與氣勢是相當大的，具有明顯的整體推進特征。不管戈壁荒漠、山川河谷，出于軍事與移民需要，都有農牧開發活動。過去學術界常以漢唐盛世國力強大來評價當時的西北農牧開發，殊不知這種粗放型的規模開發，正是生態和環境約束的結果。
西北地區相對干旱寒冷，農業生產與作物生長期受到諸多限制。除了陜西關中農區外，許多地方只可一年一熟，甚至實行撩荒、休耕制。只有通過外延式的規模開發活動，才能達到保障邊郡軍事行動、拱衛關中安全、減少遠途轉輸目的。
在生態脆弱地區大規模筑城、集中駐軍與粗放屯墾的慘重代價，是唐以后西北社會、經濟、文化漸趨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走西口”與西北生態環境惡化
從清代中期以后，中原與江南農區人口增加、人均土地減少，許多地方呈現出所謂“內卷化”趨勢。追求農業的內涵式發展不敷所用，于是便有了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的逆向移民潮流，中國農業又一次進入地域拓展期。
由于這一時期以流民為主體的農業開發活動帶有濃郁的自發性、盲目性、掠奪性，往往缺乏規劃，不計后果。在生態脆弱地區的濫墾、濫牧、濫伐、濫燒活動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和風沙危害，西北因此成為中國生態環境問題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
總體說來，西北的生態環境問題是自然與人為雙重因素作用的結果，孰輕孰重尚難定論。歷史時期的農業開發活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與影響，又是農業類型選擇、國家開發行為、生產方式配備等綜合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有一個從隱性到顯性的過程。
我們要善于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把我們該做的和不該做的事把握好。當然，我們也不宜過多地責難前人，把壞賬都記在他們的頭上。
作者簡介：樊志民，現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中國農業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業歷史博物館館長，兼任國家社科基金歷史組評審專家、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國項目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副理事長、陜西省科技史學會副會長、陜西省社科規劃辦史學專家組成員、民盟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委員會副主委、楊凌區政協委員等職。大農圈特邀駐場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農圈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