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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瑞等:該不該火葬是個問題

[ 作者:李德瑞?劉燕舞?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5-11-27 錄入:12 ]

原題:火葬政策的國家實踐與村莊效果

一項政策的推行,我們可以從它的預期目標、實踐過程、產生的效果與影響等幾個方面來考察,進而研究政策所賴以生長和維系的社會基礎。

在河南F縣的C村,從2004年左右開始推行火葬。一開始大家都反對,心理上接受不了。2005年有段時間強制推行的力度很大,往往是縣級相關部門直接進村,弄的大家都很緊張。甚至出現把已下葬幾個月的尸體扒出來要求火化、并發生嚴重沖突的事件。

時過幾年,如今人們在觀念上已經可以接受了,老年人也覺得:“國家領導人死了都拉去燒了,我算得了什么”?或者他們認為,“死了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了,誰還管得了那么多?那些都是兒子們的事,他們愛怎么著怎么著”。

現在C村農民觀念上倒是可以理解、心理上倒是能夠接受了,但實行過程中他們最不能理解的是:火葬政策變成了“火化而后土葬”的政策——火化了之后還是土葬。所以他們覺得火葬不是(象國家政策宣傳的那樣)為了節約土地,而是件“沒啥意思”的事情。——“啥意思?不知道這樣做是啥意思?你要是為了節約土地,群眾沒啥意見。但沒有人考慮這個事——火化以后怎么辦。”他們認為要么土葬,要么火葬,不要先火化了之后再土葬。

雖然推行火葬的目的是“節約殯葬用地,革除喪葬陋俗,提倡文明節儉辦喪事”[1],但火葬政策的實踐未必就按照此目的而進行。人去世之后,打個電話給火葬場,那邊就會派車來拉去縣城火化,然后自己再把骨灰盒拿回來。然后還是按照傳統的土埋方式下葬,骨灰盒也還是要放到一個大棺材中,也還是留著和原來一樣的大墳頭。只是多了一道工序——拉去火化,同時多花一筆錢——火葬費用300元,骨灰盒600到1000元不等(貴的有2100元),再加上路費、送禮之類的(不送點煙,人家就不給你認真燒,就會出現骨頭燒不盡的情況),火化一個下來至少都在2000元以上。只要火化了,回來后隨便你怎么埋,大操大辦、墓地大小都不會有人管。對此農民也都看的很明白:推行火葬并沒有節約出土地,“死人還是在和活人爭地”!

起初反對火葬是因為“思想不過關”,現在大家的思想倒是都能夠過關了,但在行動上多出一筆無甚意義費用的關卻是很不好過。對于占村莊多數的手頭并不顯寬裕的農民而言,在正常的埋葬程序之外多花那一筆并不算少的錢,除了加重自己負擔便毫無任何其他意義。費用問題是個最主要的顧慮。相比之下,偷埋還成為了一個最佳選擇,就算是被查出來后罰款,也要比按規定去“火葬”(實際上僅僅是火化)的花費小。

所以就出現了許多方式來逃避火化之后又土埋,有關系的就找門路開個假的火化證明,沒關系的就只好偷埋。偷埋了就不能辦喪事,不能讓多的人知道,更不能讓外面的人或者與自己關系不好的人知道,一旦走漏風聲了就會有人找上門來罰款。

由于現在偷埋的越來越多,追查也追不完、罰款也罰不全了,就出了個順應形勢的規定:主動到火葬場交1600元的罰款,你就可以想怎么埋就怎么埋,愛怎么辦事就怎么辦。就火葬推行的過程與方式來看,火葬場的逐利目的是很明顯的,火化的高昂費用成為一種暴利,火化本身的費用就足夠辦一場喪事,火化了之后再土葬讓人覺得完全是多此一舉。土地沒節約下來,費用卻上漲了一倍,老百姓拒絕火葬的理由是自然而充分的。特別是主動到火葬場交1600元然后想怎么辦就怎么辦的規定,更是讓火葬場的利益追求目標顯露無疑。

從今年火葬場開始實行“死人指標”的辦法,規定每個村每年必須完成多少個死人的指標,少一個也要罰款1600元。指標是在總人數乘以死亡率的結果基礎上,再酌情減少一些而算出。比如C村今年就分配了16個指標,談起來村干部還笑:“他規定我(村里)一年必須死16個,要是沒有死夠那么多我怎么辦?”原本是為了節約土地、樹立新風的火葬推行,而今卻演化成了對部門利益的表達與追逐。

如此而來的火葬推行,對于人們生死觀念、生命意義與體驗,以及對作為共同體村莊,都產生了復雜影響。

為避免罰款或火化,有人去世后親人首要考慮的是怎么樣不聲張出去,然后就是如何盡快偷偷埋掉,連哭都不敢哭。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問題的出現,往往是死的當天就下葬,有時甚至“人還沒變涼就埋了”。埋在自家地里,并且還要埋的技術高超、不易為人所察覺,不能留下什么痕跡,留墳頭是更加不可能的了,以免被人舉報或者被搜查出來。

一個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同自己一起生活過多年的、對自己的人生有重要影響的人,去世了也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偷偷埋掉,這對農民千百年來“視死如生,慎終追遠”傳統的消解是根本性的。人去世了之所以要辦喪事,最基本的是能夠表達親人內心深處對死者的重視與懷念,也是對死者人生價值的一種肯定,更是對生命的一種重視和敬畏。可以讓活在世上的人保持內心的一種神圣感,讓老人在晚年也懷有一種希望和寄托。而現在卻因偷埋而把這一切也都偷偷埋葬掉了,老年人即使不怕“火燒”,也會因此而不再報有任何希望或寄托。恐怕連后事的囑咐都不用了,因為根本就不知道他死了后是馬上偷偷埋掉,還是被拉去火葬場潑上汽油燒掉,運氣不好的,還可能要在埋了之后又被挖出來拿去火化呢!作為兒女親人的也不知道,最后燒出來的那一把灰,到底是不是自己親人的、到底是不是值得珍視。很多事情他們心里都沒有譜。老百姓對這種情況的總結很精煉:人死還不如狗死!狗死了還可以吃肉!

喪葬,從根本上說不是為了顯擺給活人觀摩、不是為了證明生者能力的一個活動(雖然很多時候被操作成了那樣)。喪葬儀式有很多影響,它是個可以動員起群體力量的事件,通過參與這種具有一定公共性的活動,人們之間加強了互動與聯系,從而使生活在村莊里的人有那么一種共同體的感覺。

以前,哪家死了人了,整個村莊(2700多)的人都會知道。因為那喇叭(請的嗩吶樂隊)一響,每家都會知道。現在,(村莊)后面的人死了前面的人不知道,前面的人死了后面不知道。還發生了個笑話,說村里有個老人,有很長時間大家都沒怎么見到他,還都以為他死了呢。過了一個多月他又出現了,還站在路邊跟人打招呼呢,令見到他的人都吃驚不小。火化而土葬政策推行導致的一個后果是:“誰也不知道誰死了誰沒死!”

喪事不辦,是導致村莊人際關系的疏遠和陌生化的一個原因。如今的村莊,村民自己也覺得是“有20%的人見了面不說話”。大家平時都“自己過自己的日子,自家吃自家的飯,誰也不過問誰。”不僅不過問他人,連他人的閑話也盡量少說或不說,自己管好自己的事。遇到事了盡量不求或者少求別人,不輕易向他人張口。“誰家都有飯吃,誰求誰?”就算生產當中的互助,現在一般也都是要出錢請工,為的是“不成人家的情”。因為“現在都是經濟社會了,啥活都有人干”。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松化已成為一個趨勢,即便是親人之間也沒那么親近了,父子關系也都淡漠了。

雖然這并不完全是由火葬政策下的不辦喪事和偷埋引起的,但實行火葬也是導致這種情況的諸多因素當中的一個“功臣”。并且火葬的推行方式(比如火葬場在每個村設有秘密的線人、舉報人)也在進一步瓦解村民之間以及村莊對外界越來越低的信任度,這也會進一步加劇村莊的原子化。

也許,在火葬推行過程中而出現的大量偷埋,才真正起到了節約土地的作用——偷埋沒有墳頭,埋了和沒埋一樣。如果不考慮此項政策推行過程中的部門利益的話,這才是真正想要達到的效果,亦是頗具有諷刺意義的效果。

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火葬政策及其實施的演變軌跡:為了節約土地、樹立殯葬新風而推行火葬,規定上并沒有強制——許多地方實施起來了就強制推行,并且部門利益嚴重,推行措施簡單粗暴,也并沒有節約下土地——農民由于思想或經濟原因就選擇偷埋——因偷埋被發現后要罰款,農民不得不取消喪事——順應偷埋趨勢的規定:自己主動交了罰款就可以不火化、就可以辦喪事——利益沖動下的計算是不考慮社會成本的,這種利益沖動下的計算既包括部門的利益考慮,也包括農民自身的理性考慮——農民為了少花錢,就盡量簡辦、或順勢不辦喪事——在這種情境下大家也都能夠理解和認可,作為當事人的老人、他的子女親人,以及村莊里的人,都認可了偷埋或者不辦喪事——人們生死觀念、生命意義的體驗和理解受到沖擊、發生改變;村莊作為生產、生活、歸屬與認同感覺的共同體概念,逐步被消解——最后火葬由一個節約土地的政策出發,變成了捅進村莊生活心臟的一把刀,成了分化瓦解村莊社會聯系、消解人們靈魂歸屬和生命意義的一種破壞性力量。

火葬推行對村莊傳統與規范的消解,及其推行過程中的國家與底層互動方式的變異與錯位,乃至它對農村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能都不是該項政策的初衷。但是它的這種后果、導致該后果的內在邏輯,卻不能不令人深思。

應該說,這不僅僅是由于政策不合時宜或荒唐可笑所至,也有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一些扭曲、變異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比如部門利益驅使下的變通規定和不合理收費,以及村莊公共事務無人過問而致使骨灰盒拿回來還是得埋葬的情況。村民也說,如果火葬費用適當調整,不要收的那么不著邊際,每個村設立一個專門存放骨灰盒的地方,他們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受該政策。要知道,其實農民也并不是簡單地守著傳統觀念不放、非要堅持土葬不可的人,他們對國家政策及其目標的認同程度之高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他們很能夠理解和支持國家節約土地的目標,只是在操作過程中令他們感覺自己對國家的支持和理解好象變了味,實際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感覺好象被“忽悠”了一樣。

此外,火葬只是國家諸多政策當中的一項,是國家及現代性觀念在農村切入的措施之一。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它切了一刀進去,就只看到這個切面的效果。因為這一刀切進去的影響是全方位、整體性的,它對農村、農民生活有著多方面的作用,比如對對孝道觀念與表現形態、對人與人之間關系、對農民與村莊之間的關系等,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必須看到,農村社會本身并不是按照政策預期那樣的方式來組織和運轉的,也不是按照現代性預期的方式來反應和承接那樣一種政策的。如果政策制定與執行時不考慮農村社會有其自身的一種反應和運作方式的話,那么不論是何種政策,其破壞性影響就會是不可避免的了。畢竟,設計或考量一項政策,不能只看它顯而易見經濟效益,而根本不考慮其社會成本。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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